《遠山的紅葉》劇照
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和發展，電視劇藝術創作也呈現出了全新的精神面貌。現實題材作品中的黨員形象聚焦于今日中國，敘述與國家政治領域息息相關的現實生活，力圖開創一個既追求革命理想信仰又具有豐富人性內涵的“新英雄主義”時代。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國產電視劇，如《你是共產黨員嗎》《新星》《好人燕居謙》《命運》《貞姐》《蒼天在上》《省委書記》《共產黨員張小民》《黨員金柱有點忙》《孔繁森》《任長霞》《忠誠》《好爹好娘》《至高利益》《國家公訴》《黨員馬大姐》《文化站長》《遠山的紅葉》《咱爸咱媽六十年》《能人馮天貴》等等，成就斐然。從中，我們欣喜地發現黨員形象群體正漸漸地發生著改變，這些主人公形象逐漸脫離模式的僵化限制，在承繼主流意識形態的基礎上和時代對接，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的話語和時代更迭的現實性同構，產生了黨員形象全新的價值意義和研究范式。
黨員形象全新的價值意義和研究范式
丁亞平（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所長）
語境與文本
1978年，鄧小平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定，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與全球化相聯系的漫長路程。30多年來，中國的現實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而現實情景始終是中國藝術創作的鏡像之源，這既是由影視的特性所決定，亦是由中國的社會現實所決定。其中，電視劇創作中很多真實動人的黨員形象體現出了時代精神風貌和寶貴的現實品格。
在農村題材的電視劇創作中，《新星》《黨員金柱有點忙》《鎮長》《文化站長》等作品描寫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中國農村的群眾黨員作為帶頭人，為開創美好新生活而艱苦奮斗的動人故事，體現了揭示中國農村在改革中的現實矛盾，謳歌了農村基層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和浩然正氣。尤其是《黨員金柱有點忙》中的黃金柱形象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作為小廟鄉黨委書記的黃金柱在黑勢力代表趙宏昌面前挺身而出，體現出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農村一些地區問題的嚴重性。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蒼天在上》播出后，反腐倡廉題材在熒幕上持續熱播，這既是一個特殊的電視現象，也反映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反腐”成為了國家和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近年來播出的《抉擇》《大雪無痕》《省委書記》《紅色康乃馨》《忠誠》《至高利益》《遠山的紅葉》等作品，塑造了如黃江北、王瑛、李東方等一批生動豐滿、震撼人心的反腐黨員干部形象。這些優秀作品和人物形象表明了電視人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逐漸突破限制，直面生活和觸及敏感領域的巨大勇氣，也表現出他們善于把握人民群眾共同關心的焦點話題，呼喚人間正氣的強烈責任意識。這些黨員形象是黨心、民心和藝術家的良心的合力，在血色深沉的思想主題和豪邁大氣的藝術表現中撞響了反腐肅貪的警世洪鐘。
此外，還有一些表現基層黨員干部的優秀作品，如《好人燕居謙》《共產黨員張小民》《咱爸咱媽六十年》《能人馮天貴》，這些作品中的基層黨員干部以平凡而偉大的實際行動來詮釋崇高，圍繞新的公共話題展現了新時期我黨基層黨員領導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呈現了國家話語倡導的價值趨向。
這些優秀的黨員形象是黨員的政治身份和時代語境及社會現實之間摩擦時發出的各色動人音響。語境的變遷在文本中人物形象塑造中體現出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充分適應廣大群眾的物質和精神需要，通過藝術的自然力量表現出對現實的認識和思考，以他們積極向上的新精神和新活力，帶給我們別樣的溫暖。
《好人燕居謙》劇照
中心與多元
藝術作品中的黨員形象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是國家宏觀政策、黨的階段性目標的宣傳口徑和具象化體現，也是黨和老百姓相互關聯的重要精神渠道。因此，成功的黨員形象其所體現的價值觀應符合社會主流的審美取向和價值標準，正如托馬斯·沙茲指出：“集體理想儀式化的首要戲劇化工具就是類型的英雄人物——即為動作或人物主導文化態度提供一個聚焦點的中心人物或若干人物。”這些作品就是力求從先進意識覺醒的時代英雄身上表現主流價值觀的神圣性和引導性，從而樹立起積極、正面、光明，尊重個體生命價值的國家形象。電視劇中的黨員形象對大眾的價值理念和價值選擇具有重要影響，具有鮮明的價值引領和價值塑造功能，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要想真正深入民心，就必須與大眾文化融合互動。而上世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的蓬勃興起不斷催生出各種各樣的時代符號，藝術創作者也開始傾向多元化的闡釋和表述方式。
首先，這種多元性表現在題材和人物身份的選擇上，有表現農村改革風潮的《新星》《黨員二楞媽》《文化站長》等；有表現反腐倡廉的《蒼天在上》《抉擇》《大雪無痕》等；有表現基層黨員的《好人燕居謙》《能人馮天貴》；有根據真實事跡改編的表現模范英雄的《共產黨員張小民》《孔繁森》《遠山的紅葉》等；還有虛構性的表現普通百姓情感歷程的《咱爸咱媽六十年》《好爹好娘》等等。這些作品表明，在近年來的電視劇創作中，黨員形象在繼續承載中心價值的基礎上，其敘事環境傾向于取材于現代社會豐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生活畫面，反映出處在同一社會形勢下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狀態，以多元化創作能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年齡觀眾的需求和喜好。
其次，這種多元性還表現在敘事視角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中：如《省委書記》的導演蘇舟曾表示，力求表現書記是怎么生活工作的，《好爹好娘》的成功之處就在于所描寫是一些最基本、最細微的小事來反映人物的樸實與崇高；《遠山的紅葉》立體化地呈現了女紀委書記王瑛的形象：在與貪污分子的斗爭中，她勇往直前、不屈不撓，但當她身患肺癌時充滿了脆弱與無助，有對生命的無限留戀，對母親、丈夫、孩子的深情牽掛。同時本劇還著意表現了王瑛所富含的女性美：她熱愛生活，樸素的正裝外她總喜歡搭配粉紅的絲巾。她在丈夫面前柔情似水，對待同志和百姓總是和藹可親。這些黨員形象反映的是主流價值觀，有著鮮明、集中的黨性，但其多元化的創作思維和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頗具觀賞性，契合了當前娛樂性、消費性的觀劇氛圍。
再有像《黨員二楞媽》《黨員金柱有點忙》《咱爸咱媽六十年》《能人馮天貴》等劇的主流價值觀也是在各色小人物生活的真實情境中發生的。應該說，日常生活、歷史文本中的細節可能觸碰到更根本的問題，這里呈現著本質的真實。此外，在表現手法上，除了傳統的正劇以外，很多創作者還以輕喜劇和喜劇（非鬧劇）的形式進行表現，獲得觀眾的認可和喜愛。
在飛速發展的經濟社會變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追求實現社會主流價值倡導的公平和正義，是很多人的夢想。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應建立起新的范式與表達方式，讓黨性和國家話語以活力四射的姿態和充沛的正面能量注入到百姓的精神世界中，這就需要注重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合一，使主流意識形態的詢喚與民眾情感及倫理化有機縫合，發展一個多樣而又具基本價值形式的電視劇產業方向。
《抉擇》劇照
民間立場與話語選擇
總體來講，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社會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權威意識向平民意志的整體轉型時期。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平民化走向和民間立場成為了當下電視劇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從本質上而言，電視劇天生屬于大眾文化，因此采取民間立場，為老百姓發聲，塑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黨員形象是明智之舉。
顯然，提高主旋律電視劇的創作水平，必須在思路上作些調整，要“從以前高、大、全的思路上走出來，讓人物回歸生活，回歸自然，回歸自我”。新時期以來電視劇創作中出現的重要轉變，就是宏大的敘事轉變為樸素真實的民間立場。從一定程度上而言，真正具有經典意義的人物形象是要具有充分的主體意識，并且在社會性空間內生存，真正經典的黨員形象創作也應該讓“黨員”不再成為一種介于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所指，而是一種切切實實的人的形象，其話語選擇也應該是為群眾發聲，而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沒有親民性的黨員形象實際上也是對人的價值和黨性的一種消解，因此，黨員形象塑造應該具有誠意和責任感，真正面向底層民眾，面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黨員二楞媽》塑造了一位血肉豐滿、憎愛分明、可親可敬的農村基層干部形象。她為討公道奔走呼號，闖林業局長的家，擾亂縣委書記的會場。在這位“驚世駭俗”的二楞媽身上，其實充分體現了貧困山區婦女的鮮明個性以及一個普通黨員對黨的隊伍的高度信任。再如不久前央視熱播由潘長江自導自演，反映城市農民工的大戲《能人馮天貴》也成功演繹了農民工面對情感、家庭和生存的困惑與選擇。馮天貴是典型的農民工，但在他的身上，具有都市人所缺乏的對待生活和責任的態度，對理想生活的勇氣和熱情。作品成功塑造了這樣一位新型農民工黨員的形象，同時也呼吁國家和社會關注這些城市中的特殊群體，作品投射的那種關注當下社會民生的目光，讓我們為之動容。
采取民間立場所表達出的話語，往往并非一味慷慨激昂，而是著力于表現歷史進程中的具有豐富性格的小人物，帶給觀眾心靈上的撞擊和震撼。這些人物往往都平常樸實，但同樣具有英雄主義情懷，秉承執著的信仰穿越時光阻隔，履行對人民的承諾。這種民間立場和話語選擇，增加了觀眾對黨員和黨性的豐富性理解，獲得一種更為深刻的凈化和思考。從政治話語到人的話語的選擇過程，黨性和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體，而最直觀的形象是人的形象。在這些成功的藝術作品中，創作者著重對于人物形象的人性化構建，巧妙地把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話語置換為人性倫理和個人情感，從而最終在大眾文化邏輯的層面獲得了觀眾的認同和共鳴。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只有塑造具有平民特征和人性深度的“人的形象”，也才能塑造出真實、完整而富有個性的“黨的形象”。
目前《焦裕祿》等電視劇已于近期開機，在今后的創作中，黨員形象塑造應在所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反思和規避。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藝術創作也成為商業化成熟機制下的產物，黨員形象的思想性、崇高性、精神指示性及社會道德的引導性在創造時應避免沾染消費主義的氣息。例如目前部分作品中出現的“激情敘事”、媚俗化傾向，浮躁跟風沖著拿獎或者依靠紅頭文件強制推銷的半成品等等，從長遠來看，這些行為都會影響到作品本身和人物形象的藝術生命。時值建黨90周年來臨之際，在大量涌現的獻禮作品中應該切實避免以上這些問題，改變高高在上的單向度宣教姿態，深入社會民生，以直面現實的勇氣和使命去思考和探索，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譜寫中國共產黨與民心緊密相連，向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昂揚挺進的輝煌篇章。
《永遠的忠誠》劇照
創作談
含著熱淚拍“沈浩”
張紹林（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國家一級導演）
《永遠的忠誠》是我和劇作家石零先生合作的以真人真事為題材的英模人物電視劇若干部中的一部，這類主旋律的電視劇創作對我們來說已經有許多年的經驗了，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我們合作的《有這樣一個民警》，之后又有《好人燕居謙》《百年憂患》《溝里人》等，為全國主旋律電視劇創作中開了一個先河，后來同類題材電視劇蜂擁而至。但是這類題材很容易被觀眾認為是好人好事應景宣傳品，多數被排除觀賞之列。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們創作者沒有認真研究這類題材的優勢，發掘這類題材中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和真實的思想，創作者自己就沒有完全接納他們，對他們的事跡不以為然，更不被他們所感動。因此在創作上也不會激情投入。我從來都認為一部作品如果創作者沒有激情沖動，不愛你的主人公，那么這個作品一定是空洞無物，只剩下一點技術活兒，今天的觀眾是智者，眼光很“刁”，鑒賞力相當高，對這類題材的電視劇沒有真情實感的“干貨”觀眾根本睬也不睬，更不可能認同你表現的英雄人物。
《永遠的忠誠》與我以往的同類題材的電視劇創作一樣，都是英雄先進模范人物為第一主人公的。首先我認為英雄在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是客觀存在的，表現這些英雄人物應該是電視藝術家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美國能有電影《巴頓將軍》，我們為什么不能有沈浩。所以沈浩的出現是人民的期盼，社會的召喚，是變革時代的一份必然的動力。拍好這類題材電視劇，我是有深刻體會的。首先對真人真事的英雄，不管他有多大的豐功偉績，不管思想境界有多么高尚，在藝術處理上要舉重若輕，把握住人物的平常狀態，和人物精神世界的平凡品格。絕不能把他們當成舉世無雙的神人圣人。千萬不要制造英雄制造先進，當然大凡能進入我們創作視線的英雄模范人物一定是有他們超眾的壯舉可歌可泣先進事跡，盡管這樣，也還是把握住人物的凡人小事，常人常態，讓他們具有更多的普通人的品格，還原于一個人性的本能，真誠的再現一個有血有肉的真人。觀眾對你表現的主人公信任度提高了，它才能打動人。我在劇中處理沈浩接受下派小崗村3年的任務時，我們沒有表現他如何服從、以及對工作的豪情壯語。而是先表現他作為一個生活在省會城市，生活富裕的省直機關干部，面對下派任務的第一反應：“沒有想到”、“突然”，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找他談話時，對于那些下派理由，沈浩當時只是嗯嗯啊啊地答應著。最后談完話之后，他沒有立即回家，開車到河邊想了半天，一時也想不開，苦惱于如何給愛人解釋，20多年在財政廳沒有大成，本來也多受家人諷刺，現如今下派農村，更讓他難以啟齒；況且家中還有90歲的老母和正在上學的女兒。我們緊緊抓住一個中年男人，上有老下有小的狀態，塑造一個真實的沈浩。我們就在這種凡人小事中奠定了他在小崗村6年的根基。同樣，他愛小崗人，善待小崗人。他給貧困戶修房，給老太太送拐杖，給傻二送衣，還有他善解人意，寬容善待大包干帶頭人，包括那些反對他的人，這一切我們都是處理成他極為平常的行為，他沒有故意要做秀給人看，故意表現他要為人民做好事，這些都完全源自于他的博愛情懷。如此才能得到大多數小崗人的支持和理解，小崗人愿意跟隨他奔小康，走致富之路。6年中我們可以不談“英雄”，但他在小崗村民心中就是英雄。
劇中的沈浩形象正是我對“沈浩”敬畏之心由衷、真誠的呈現。任何主觀臆想的強加于觀眾所謂英模人物效果都是不成功的。
從開始采訪到拍攝，深深為沈浩這樣的人物感動，他為人真實，對人真誠，辦事認真，為小崗村辦了那么多事情沒有任何索取，6年的風風雨雨，經受了那么多委屈甚至挨打恐嚇，都沒有動搖他為小崗村服務的信念，就這一點一般人難以做到，村民講述時掉淚了，聽者的我眼睛濕潤了，被沈浩感動的我久久不能入睡，這份感動成了我要拍好一個真實沈浩的藝術形象一股涌動的熱流。在劇中許多場景中沈浩在村民中吃飯喝水，抽煙，拉家常，親如一家，他在為徐勝利家辦長途客運線路是那么盡心；為小崗面業解決電站問題他能把自己灌倒；為了引進外企他不厭其煩游說，是他那份對小崗村的熱情感動了呂總，所有這一切都是為百姓辦事的信念在激勵著他。因而贏得了小崗人三次紅手印留他，這正是人民對一個干部的最大的褒獎。這個形象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是多么難能可貴。正如劇中角色的一句臺詞說，“如果我們的大小領導能像沈浩這樣，這個社會早就和諧了”。拍攝成功這部戲，塑造好沈浩藝術形象是我一個電視藝術工作者對社會的一份奉獻。
沈浩是個頂天立地七尺男兒，血肉之軀，有情有義，他是個大孝子，是個有責任心的丈夫也是個慈愛的父親。在劇中多處情節展示出了他的兒女情長，從生活到劇本，從拍攝現場到后期制作，我都是含著淚在工作。人們常說女兒是爸爸的貼心小棉襖，女兒要爸爸回合肥為自己過生日，離家幾個月了，女兒提出這樣個要求不過分，他當然承諾，保證回來同女兒過生日。就是這一天，女兒的生日，他給小崗村辦事忘的一干二凈，當他想起來趕回家已經是深夜了，女兒當然不知道爸爸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她生氣了，沈浩看著女兒臉色，深感內疚，他向女兒檢討自己，女兒不聽，出怪相討好女兒，女兒不理，最后沒轍，他頭朝下，腳朝上，倒立在女兒面前，女兒真的控制不住了哇哇地痛哭。拍這場戲，我的眼睛濕了，監視器屏幕上模糊了，我在懷疑自己的感情太脆弱了。轉身發現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都哭了。現在我不知道觀眾看到這個場面會有什么感覺，但我相信，只要是正常人，只要為人父為人子都會為慈父般的藝術形象而動容。我懷著對沈浩這份敬畏之心完成了劇中故事講述，沈浩在小崗村6年中，他對得起小崗人，對得起大包干帶頭人，對得起黨組織，但是唯有對不起的是生他養他的90歲的老母親，為了事業沒有在老母膝下盡孝，這是沈浩多年的心結。我們把這條線一直埋伏在整個故事中，不時提出來，酒后吐真言，一次在沈浩喝醉酒傾訴出他內心的苦悶時說道出了他在小崗村工作太難了，他真的不想干了，越說越激動，說到合肥的家，說到妻子，說到女兒，說到90歲的老母，他失聲大哭。我在處理此段情節，使用大特寫鏡頭表現沈浩的痛苦表情，還在這場戲的后面插入了遠在蕭縣老家的老母親形象，老人白發蒼蒼倚靠在村口大樹旁，一雙昏花的老眼望著大路的盡頭，嘴里念叨著我的乖兒說回來看我的，就這幾天要回來的。這樣的畫面無疑加重了張這場戲的煽情分量。
對沈浩這份敬畏心，讓我在整個創作過程中處于亢奮的狀態，在高溫三十八九度的酷暑中，有的年輕女演員都熱得暈倒現場，我從沒有離開現場一分鐘，而且我在現場從不覺得疲勞，第一個到現場，最后一個離開，精神十足。大家以為我這把年齡能夠如此精神振奮，猜測說導演肯定是吃了人參果了，不然的話我們年輕人都比不過他。其實我什么也沒有吃，只是讓沈浩這點事鼓動的，拍不好我茶飯不香。我說電視劇是一個情感操作的活兒，如果沒有對它的沖動激情，肯定吃不了這碗飯。要讓作品感人，你一定要投入足夠的情感。這么多年，我獲過許多大獎，得到觀眾認同也就是我的秘訣吧。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