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邊響起駝鈴聲——中國當代文學如何“走出去”
蘇童《我的帝王生涯》俄語版封面、莫言《生死疲勞》德語版封面、畢飛宇《玉米》韓語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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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文學對外翻譯與出版，情況一直不容樂觀，原因何在？最近，由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二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15個國家的27位卓有成就的漢學家、翻譯家、出版家，與中國作家、學者聚于一堂，就此展開了交流與討論。
這場交流為我們帶來了豐富的信息與啟迪。尤其是我們認識到：中國當代文學并不遜色于其他國家的同時代作品。但是，囿于傳統因襲所產生的政治偏見、囿于文化隔膜所產生的理解困難，加上翻譯本身所面臨的困境，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仍任重道遠。
近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兩個奇怪的現象：一是無論國內的文學創作如何如火如荼，精品力作如何層出不窮，讀者們如何望穿秋水，諸多國際大獎總不見花落華夏；一是中國作家與學者，往往對外國文學大家及文學作品了若指掌，而國外的很多讀者卻連曹雪芹何許人也都沒搞清楚，遑論中國當代作家。
中國文學的引進與輸出，創作實力與世界聲譽，實在有些失衡。
當代文學莫要“錦衣夜行”
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已讓不少中國讀者由希望而失望，由失望而怨尤。我們果真缺乏優秀的作家與作品嗎？答案是否定的。僅以長篇小說為例，從陳忠實的《白鹿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到阿來的《塵埃落定》、王安憶的《長恨歌》，部部可圈可點；從賈平凹、莫言，到蘇童、畢飛宇，人人才華橫溢。深厚的歷史傳統，燦爛的民族文化，豐富的當代生活，再加上一批既有實力又不乏雄心的寫作者，中國當代文學沒有理由輸給別人。
原因可能不在文學本身，而在于文化差異和語言鴻溝，在于中國當代文學未被世界真正理解與認識，不少與會漢學家、翻譯家都談到了這一點。俄羅斯圣彼得堡文學出版社前總編輯葉果夫說：“中國當代文學已經出現了一些應該在世界文學版圖上占據一席之地的作品，中國古老的傳統與當代現實在這些作品里交匯，給人留下了上等作品的深刻印象。中國文學不能錦衣夜行，應該積極走出去，讓世界真正地認識與了解。”
錦衣夜行，真是一個絕妙的比喻。漢學家認為中國文學錦衣夜行，既有客觀原因，比如語言障礙，也有主觀原因，比如說一些先入為主的閱讀成見阻礙了對于中國文學的接受。“我覺得其他國家對我們社會有一種偏見，認為我們產生不了偉大的作家。在他們眼里，偉大作家如果要出現，那一定得‘反體制’才行。這樣的標準顯然過于政治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學本身的價值與意義”，作家劉震云說。
外國漢學家、翻譯家也不諱言這種閱讀偏見的存在。西班牙漢學家雷艾琳教授表示，西班牙讀者更青睞那些在中國“備受爭議”的作品，比如因為處理性愛題材過于露骨而被禁的作品，卻較少分析這些作品本身的文學價值。這樣既造成了中國文學不盡如人意的接受現狀，也阻礙了西班牙讀者真正了解中國文學的精髓。
捷克的情況更為發人深思。捷克學者李素介紹，捷克的讀者對中國保持著兩種態度，對古代中國的盲目崇拜與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偏見，“捷克讀者一向保守，不愿意拋棄自己對中國的想象，只是希望通過閱讀中國文學作品來確認他原有的想象與認識”。
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只為確認原有的想象，而非獲取新認識，這并非匪夷所思的個別現象。很早以前，愛德華·薩義德就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做過類似的描述：“東方”其實是被歐洲人造型的一種想象。至于這種想象到底準確與否，他們卻沒有興趣去一勘究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當代文學要真正走進歐洲讀者的心里，確實任重道遠。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