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談——中國傳統教育：我們今天是否還需要？
錢文忠教授 本報通訊員 胡昌群攝
郭紅松繪
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石壩鎮，小學生在圖書館翻看圖書。新華社發
上海，老師在課堂上和學生交流。新華社發
如何看待傳統式教育
記者：近些年一提起“傳統式教育”，就讓人想起“家長制”一類的詞，中國傳統教育似乎已經成為“粗暴、專橫、壓抑”的代名詞。真的是這樣嗎？
錢文忠：毫無疑問，中國傳統教育確實有“粗暴、專橫、壓抑”的一面，而且情況還相當嚴重。很多人堅信“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并且將之與自己必須履行的人生責任結合起來。在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不容置疑的“天經地義”之下，倡導標舉“首孝悌”、“教者，孝之文也”、“自古忠臣出孝子，沒有不是孝子的忠臣”，落實到日常教學行為則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教者”處于不可挑戰的上位，確實相當粗暴、專橫，對孩子當然是壓抑的。過去的私塾、學校門口經常掛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溺愛免送”。我出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上學盡管是在“文革”中，“師道尊嚴”似乎已經被批得體無完膚，但是，很多家長還是這樣對老師說：“老師，我的孩子就全交給您了。有什么不對不好的地方，您該罵就罵、該打就打！您辛苦！”
這樣的教育自然很容易充當專制色彩鮮明的“家長制”的基礎，兩者形成皮與毛的緊密關系，相互鼓蕩、支撐保障，傳承久遠。我上個世紀80年代進入北京大學求學，慕名去聽一些學貫中西、名聞天下的老先生的課，發現有幾位老先生學養深厚，卻實在不能說他會講課。他們性格拘謹、表達滯礙，后來拜讀他們的回憶錄，這才了解到，都是由于在小時候經常被老師、家長責罰甚至責打造成的。今天有一些文章，把這些老先生寫成口若懸河、辯才無礙，我就很疑惑：要么作者根本就是沒有親聆教誨，要么就是遵“為尊者諱”、“為夫子諱”的古訓。前者姑且不論，后者其實也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老一輩學者的學養風范自有韻味，我們后生小子是難以企及的。
記者：許多近現代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都是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傳統教育方式和內容有沒有可取之處？
錢文忠：這正是我要說的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承認，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中國傳統教育也非常強調“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因材施教”，尤其是在幾千年漫長的教育實踐中，還是摸索出了一套配合孩子成長過程的極其有效的教學手段和方法。不看到、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歷史事實：傳統教育畢竟培養出了眾多的仁人志士、文人學者。正是他們的德、言、功的“三不朽”，夯實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構成了它的主要內容。而這，更是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豪、文化認同、文化凝聚的根源。不認識到、不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就注定會墮入文化虛無的境地。現在不是沒有這個苗頭和趨勢，而其惡果已經開始顯現，如果不予以遏制，聽之任之，勢必使我們發展經濟的所有努力、代價、成就化為泡影。這是理性的人都無法否認的，更是我們必須警惕的。
傳統教育的利與弊
記者：一般認為，中國式教育過于嚴厲，抹殺了個性和思考，不利于人快樂成長。您認為是這樣嗎？
錢文忠：接著上面我的回答來講。我們在體認到中國傳統教育確實存在這樣的嚴重問題的同時，應該認識到：這個問題還真的像您說的那樣，只是“一般認為”，如此而已。假如沒有這四個字在前面，那么，只要對中國歷史略有常識的人，大概都不會同意“中國式教育過于嚴厲，抹殺了個性和思考”這樣的一概而論。
在官方明令規定將朱熹整理做注的“四書”作為科舉考試的基準教材和出題范圍，并將科舉考試規范為社會底層人才晉身上升的幾乎是唯一的通道之前，情況基本不是如此。看看先秦諸子，看看魏晉流采，看看唐風宋韻，我們看到的是什么？難道不是激揚發越嗎？就是在之后，情況也未必就盡然如此。明清兩代，中國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難道還少么？當然，有些人會認為，這些都是“特例”，但是，“特例”恐怕也太多了，既然多到如此地步，“特”從何來呢？我們今天大概是求此“特”還不得呢！
中國傳統教育的長短優劣是非常復雜的，絕不能一概而論，而需要同情了解、潛心體認、具體研討、專題發掘。最起碼，這種情況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就出現了巨大的改變。還是舉例子吧。在我的師尊中，北京大學歷史系已故周一良教授所屬家族的教育觀的變遷過程就體現了這種改變。安徽至德周氏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大家族，從周馥到周學海、周學熙等，再從周暹、周達等到周一良、周玨良、周紹良等，四代之間，教育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良性改變。北京大學哲學系湯一介教授所屬家族的教育觀也是如此。湖北黃梅湯氏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極具代表性的教育書香世家，從湯霖到湯用彤、湯用彬等，再到湯一介等，三代之間，教育觀也發生了良性改變。假如說上述兩個家族都比較早地已經屬于中國傳統社會的上層，那么，我的恩師季羨林先生的家族就是社會最底層的代表，老人家受教育的過程同樣說明問題。
我們千萬不要用固態的、簡單化的、大而無當的態度和角度去觀察、了解、評判中國傳統教育，這會使我們無視極其珍貴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傳統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于任何一個民族而言，都是生死攸關的。
同樣，我們也應該用動態的、多元化的、具體而微的態度和角度去觀察、了解、評判西方教育。有人說，“西方教育更尊重人格，有助于快樂成長”，這種說法也只能是“一般認為”，或許可以這樣去概括現在的西方教育的主要特點。但是，傳統的西方教育未必是這樣，甚至基本上就不是這樣的。著名的羅馬史大家、西方人文世界的翹楚吉本，他的受教育的過程就難以符合“尊重人格、快樂成長”的要求。吉本的回憶文字早就被譯成中文了，盡可復按。
記者：您指出中國傳統教育有利有弊，能否具體分析一下我們現在應該如何認識并取舍？
錢文忠：在這里，我只能掛一漏萬地談一點個人的淺見，未必成熟，更不敢說一定正確。
教育從進程的角度可以粗略地分成：學生全然受指導的前期教育準備階段、以傳授和獲取知識為主的師生互動的教育過程階段、前段教育結束后的自主教育階段。傳統教育方式最起碼在第一和第三階段有其獨到之處，不僅無可厚非，而且大概無可替代。即便是第二階段，傳統教育也還是能夠給我們以啟迪的。
傳統教育的前期教育準備階段主要使用《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三百千”還有《孝經》作為教材，清朝中期以后加入了《弟子規》。教育的著重點在明確學習的必要性，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重點教授待人接物、為人處世的“規矩”，在向孩子傳授“樹人”、“立人”的最高標準（比如仁義道德、禮義廉恥等）的同時，落實做人的底線即最低標準，比如《三字經》、《弟子規》都提到的“首孝悌”，強調“讀書百遍，其義自見”的記誦功夫。一句話，讓孩子從小明白：應該做什么、追求什么，不應該或絕對不能做什么、追求什么。
傳統教育的第二階段是以四書五經及相關考試技巧為主題內容的。從現代知識角度看，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基本沒有自然科學的內容等等。但是，傳統教育這一階段的安排也是有深意的。舉例來說，讀四書的順序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并不是我們今天很多人以為的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為先后順序的。朱熹說：“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更何況，在這個過程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大學》語）這樣的觀念怎么能夠說是會過時的呢？
到了傳統大學的第三階段，知識應該用于何處，學人應該有何擔當，早已經明確。獨立學習的能力和習慣早已養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傳統中國很多讀書人正是在完成科舉考試（當然絕大部分人是心灰意冷、絕意考棚）以后，馬上丟棄了八股文這塊“敲門磚”，轉入按照自己興趣的自由學習的過程中，從而取得了成就。
千萬請注意，我們絕對不應該否認中國傳統教育是有嚴重問題和缺失的，只不過，這里在談它的“可取之處”。只要我們全面地、理性地去看，傳統教育方式和內容實在還是有可取之處的。
教育不能迎合某些似是而非的說法
記者：近年常有“狼爸”、“虎媽”的教育成功范例。有專家認為，在孩子自制能力差的情況下，適當的體罰和嚴管是應該的。
錢文忠：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普遍提出，可能是由于今天我們沒有認真思考到底什么是教育。我們在不斷讓步，為自己找理由，為孩子們開脫。我想說，教育不是這樣，也不應該是這樣。
千萬不要忘記，在今天的中國內地，接受教育的主體早已經是獨生子女了。究竟怎么理解獨生子女？請別忘記了，我們過去所有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手段都是針對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別忘了，接受教育的對象的主體已經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群體了。應該坦然承認：我們在教育這些孩子時，已經顯得沒有辦法。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他們和我們不一樣，甚至可能完全不一樣。
我們今天講快樂教育，講我們的童年很快樂。可是，我們的童年快樂嗎？至少我一點都不快樂。回憶一般都是虛幻的、快樂的，我們誰不是一路考試拼上來的？我們小時候也有那么多作業，我們小時候還吃不飽飯，有時候還被老師揍兩下。
憑什么教育要是快樂的？我實在想不通。教育怎么會一定是快樂的？教育一定有痛苦的成分，這是不言而喻的。現在，我們對孩子的教育大多是鼓勵。那么，懲戒呢？教育可以沒有懲戒手段嗎？單憑鼓勵就可以完成教育了？我不相信。現在的孩子罵不得、說不得、批評不得，一點挫折就接受不了。小時候，我的老師懲戒過我，但我們的師生感情一直到今天都很好。
我們講跟國際接軌，究竟接什么軌了？我是在歐洲留學的，我們常講歐洲的教育怎么怎么好。好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英國的好學校規矩嚴到什么地步。今天還有這樣的國家，在中小學教室后面墻上懸著一把戒尺：據說，孩子表現不好，歷經勸說無效，按規定最多打三下。只許打手心，不許打手背，必須兩個老師在場的時候才允許執行。當然，還有其他的極其嚴格的相關法律規定和限制。
但是，我們今天一些人的教育思路是對孩子不停地讓步，我覺得教育不能再一味讓步，我們對孩子要真負責任，不能迎合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我贊成對孩子要嚴格。孩子畢竟不是成年人，孩子還必須管教、必須懲戒，必須讓孩子知道教育絕不僅僅是快樂，學習絕不僅僅是快樂。當一個孩子真的意識到學習是快樂的時候，那么，這個孩子很可能要真正成才了。如果一個人能夠在學習中感到快樂，那就很可能成為了不起的人才。絕大多數人是不會的，絕大多數人是不得不學，是為了某種目的去學。
我們要告訴孩子，犯了錯誤要付出代價。如果在全社會形成對孩子讓步的氛圍，這樣教育出來的孩子恐怕是接不住中國未來發展的重擔的。而現在，孩子進一步，社會讓一步；孩子進一步，老師讓一步；孩子進一步，家長讓一步。這樣的教育怎么行？
我們現在都說鼓勵孩子的自信心，贊揚他，讓他有自信，這是對的，但是不能過度。在一片贊揚聲中成長起來的孩子將來到社會，他面臨的反差足以把他摧毀。我們應該告訴孩子，這個社會是殘酷的，要準備受到很多委屈。
如果我的孩子確實犯了錯而受到老師懲戒，我會感謝老師。我相信，大多數老師是有大愛的。我希望老師一手拿著贊揚的胡蘿卜，一手還得拿著懲戒的小棒子。家長也一樣。我非常羨慕我父母，他們敢罵孩子、揍孩子，但是我依然深深地愛他們。今天的孩子打不得、說不得，哪怕是一個眼神，沒準明天就發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了。
當然，我堅決反對無故、無節制的體罰。而且，我堅決認為，必須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
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恐怕未必應該全然簡單地按照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教育”是應該有自己的體系的。是社會在教育“教育”，還是“教育”在教育社會？當然應該是后者，而現在是社會在教育“教育”。這樣，“教育”的本體性就不存在了，“教育”最基本的價值理念就不存在了。我們這個民族原來給“教育”賦予那么高的地位和價值，在今天都已經被打亂了。
我們這個社會最后一道防線是教育。我們不要輕易讓步，我們也不要輕易向我們的孩子讓步，也不要輕易向家長讓步。我們這個社會要賦予校長、老師更大的權利、更高的榮譽、更好的待遇。當然，也應該賦予他們更大的責任，向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
許多人認為，所有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但我要說，并不盡然。有些問題一旦發生并且聽任其發展，那么將永遠無法解決。舉一個例子：一個人得了癌癥，如果發現得早、醫生水平過關、認真負責治療方法正確、藥物有效，那么，也許還能夠解決；如果發現了不去治療，或者治療辦法不對，用藥又錯，到了晚期，還能夠解決嗎？更不敢想，這個癌癥還發生在關鍵部位呢？
記者：您在《教育的挑戰》序里說：“教育需要一場全民啟蒙運動”，為什么這么說？
錢文忠：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經濟領域物質財富的增加，可謂舉世矚目。然而，天下沒有不需要代價的成功。
展開報刊、點開網絡、打開電視，我們還能忽略公眾對教育的憂慮嗎？
舉幾個值得思考的教育事件吧，都是近期發生的：
一個是一位家長在網上曬出了兒子的語文試卷，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會讓梨嗎”時，孩子答“不會”，結果當然是一道紅色的大叉。家長問道：“這就是中國的教育嗎？”評論蜂擁而至，幾乎都是支持這個孩子說出內心真實想法的。
一個是湖北京山某個中學，學生為了抗議學校的某些收費，竟然以集體焚書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心情。
當今教育面臨的問題，怎么辦？怎么改？
我是高度認同教育的本質是讓人們生活更美好的，教育應該首先讓孩子們學會做人、學會對自己負責。現在，教育過多地關注了所謂知識，過于現實，甚至勢利，在這種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如何能夠體認教育的本質呢？所以，我認為教育需要一場全民啟蒙。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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