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中國文學立方體
2012，中國文學精彩而熱鬧，如同一個色彩絢爛的魔方，呈現著其豐富多姿的每一面。制圖 / 楊剛
莫言獲獎：
中國文學的新坐標
在編輯莫言獲獎的那一期報紙時，我寫了一篇文章，《中國文學的榮光》，題目遭到了不少朋友的吐槽。但莫言獲獎那一刻，榮耀、榮譽確實是當時我內心最真實、強烈的感受。這么多年來，文藝界一直在呼喚大師的出現，而大師居然就在我們身邊。微博上很多人驚嘆，自己居然和莫大師有過一面之緣，居然在書架上找到了莫言簽名的作品，或者曾和莫大師一桌吃過飯、一起開過會，甚至，有人因在自家的小區里看到過莫大師在曬太陽而興奮不已……這種感覺，有一點點奇妙。
全世界沒幾個國家能有中國這樣悠久的文學傳統與豐厚的文學遺產。但清末以來，東西方發展的差距使國人喪失了自信心。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能處于怎樣的位置，人們始終缺少準確的判斷，如同一艘航行在廣袤大海上的巨輪，沒有自己的坐標。這也使得我們格外在意外人的眼光與評價，以至于漢學家顧彬一句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竟能引起一片嘩然。所以，莫言獲得諾貝爾獎，來得很是時候。
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究竟好不好，眼睛最亮、最有資格評價的還是中國讀者。我始終懷疑，中國那么多種多樣、具有高度表現力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能保留在譯文中？中國人獨特的審美，瑞典文學院的幾位老先生是否能準確領會？就莫言小說而言，我佩服他文學世界的汪洋恣肆，驚嘆于他旺盛而持久的創作力，敬畏他在小說中敢于直面現實問題的勇氣，但莫言卻不是我最喜歡的作家，而且，我認同一些批評家的評論，莫言的文字是泥沙俱下有些潦草的。同時，莫言小說中一些涉及暴力的部分，也并不適合任何年齡段的人閱讀。但是諾獎有自己的評判標準，莫言獲獎也是實至名歸。我在因莫言獲獎而感到驕傲的同時，更為那些中國一線的作家尤其是我喜愛的作家而驕傲。雖然他們最近幾年已經不大可能獲得諾獎，但他們是和大師在同一水平線上的。
莫言說，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所有人都在夸莫言好時，也可以有人指出莫言小說中的問題與不足。這并不是攻擊，而是出于真誠的交流。
在莫言之后，希望有更多作家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講述美麗中國的故事；莫言獲獎，讓中國作家找到在世界文學中的一個坐標。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文化的發展，不是一蹴而就，對于當代文學，人們不能期待每五年甚至每三年、每一年都得有經典問世。在浮躁的年代，作家需要有一點時間沉下心去寫作。
莫言獲獎，也讓更多人開始關注閱讀，一些超市的圖書區，莫言的作品已經成為排名第一的暢銷書，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近幾年智能手機、電子書的流行，成為促使閱讀回暖的一個良機，莫言獲獎，或許能成為增進國人閱讀的助推器。在手機、電腦上輕輕一點，安裝上幾本電子書，候公交、坐地鐵、等朋友的時候，拿出來看一篇好的文章，你會覺得時間過得真快。或許2013年世界讀書日到來時，我們能看到中國閱讀率已經在悄然上升。
小說改編：
電影向文學尋富礦
《搜索》《白鹿原》《一九四二》《萬箭穿心》，這幾部國產電影在今年均有不俗表現，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改編自文學作品，其中，尤以《白鹿原》的改編最為引人注目。在四部原著中，《白鹿原》影響最大，改編難度也最大。近百年的時間跨度，白鹿原上白鹿兩家幾代人輪番登場。作為一部獲得茅盾文學獎，且擁有廣泛讀者的作品，小說故事早已為讀者所熟知，小說人物形象也深入人心，電影該如何去表現，考驗著導演與演員的功力。《白鹿原》上映日期一拖再拖，吊足了觀眾的胃口。影片最終的呈現也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改編成敗，觀眾心中各有一桿秤。相比《白鹿原》，其他幾部電影改編壓力可能會小一些，電影的成功也提升了文學作品的影響力。《搜索》改編自網絡小說《網逝》，這篇小說當年曾入圍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也是首部入圍國家級文學大獎的網絡小說，引起了文學界廣泛關注。從觀眾的反饋看，小說為電影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故事，成為電影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九四二》是導演與作家完美合作的范例。在原著《溫故一九四二》中，劉震云描寫的就是一個人，這個人是餓死的300萬人，這就是小說的主角。但這些是不可能在電影中表現出來的。電影保留了小說的精髓，同時增添了小說中不曾有的人物、故事、起承轉合，讓電影血肉豐滿。電影《萬箭穿心》在改編時盡量尊重著名作家方方的原著，但一些情節上的調整，比如幾個殘酷的段子的刪節，使電影更接地氣，也得到了觀眾的認可。
有資料顯示，自電影問世以來，70％以上的電影都是改編自文學原著，其中主要是改編自小說。文學改編電影，中外成功的范例數不勝數，有美國電影研究者指出，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總是最有希望獲得金像獎。在著名導演李安的作品中，可以列出一長串由小說改編的電影：《理智與情感》《冰風暴》《臥虎藏龍》《斷臂山》《色戒》《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中國當代作家中，作品被改編為電影且產生較大影響的則有莫言的《紅高粱家族》（《紅高粱》）、王朔的《動物兇猛》（《陽光燦爛的日子》）、蘇童的《妻妾成群》（《大紅燈籠高高掛》）、劉恒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沒事偷著樂》）等。這些改編大多產生了轟動效應，成為一個時段的熱門話題。電影改編不僅成就了導演，同時也讓一些演員脫穎而出，如王寶強，就因為參演由劉慶邦短篇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而受到關注并逐漸為大眾熟知。
新世紀以來，國產電影尤其是大片曾因蹩腳的劇情廣受詬病，缺少一個好的劇本成為國產片的短板；而《天下無賊》《集結號》《唐山大地震》及今年幾部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的成功則再次提醒人們，在加強影視編劇的同時，不要忘記文學這一富礦。
拒絕轉載：
文學雜志的生存困境
如果文學雜志還處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黃金時期，月發行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份，《收獲》或許不會這么激烈地批評選刊、拒絕轉載；選刊也不會壓低轉載費用，卻有可能像早年那樣，舉辦各種筆會活動，邀請原創刊物的編輯參加度假休閑……
但這些都是美好的想象。現在，文學雜志的發行量能上10萬份已屬不錯。當年文學期刊是作家揚名立萬之地、是青年作家脫穎而出之地，再往前推，五四時期，雜志是新文學的發生、壯大之地。但現在，文學青年對雜志的倚賴已越來越輕，他們更多地選擇在無門檻的網絡上縱橫馳騁；已成名的作家，身后則緊跟著眾多文化公司、出版社編輯，稿子剛剛寫成，新書立馬就能推出，配套的宣傳研討、圖書簽售也會迅速跟上。在網絡文學、圖書出版、影視新媒體娛樂多重夾擊之下，文學雜志的生存空間正變得越來越狹窄。蛋糕變小了，同室操戈在所難免。
作為一個報社副刊部門的編輯，我深知約稿，尤其是約到原創稿件的困難：編輯需要對作家有充分的了解，需要關注作家的最新動態，需要和作家建立良好的、長久的個人關系，在編稿過程中，需要和作者進行反復的溝通協調……《收獲》稱選刊付出的勞動無非是“踮一下腳，摘下桃子”，給的轉載費用“連給編輯買眼藥水都不夠”，雖是氣憤之言，卻見出原創刊物編輯們的辛苦。
但選稿對于一家負責任的選刊來說未嘗不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面對全國上百家文學刊物，有影響的也有一二十家，一期基本有幾十萬字，如何沙里淘金，尤其是不以名氣論英雄，以自己的眼光發掘優秀新人新作，考驗編輯的眼光與責任心，也是一項浩大的、艱苦的閱讀過程。他們的勞動，同樣不應一筆抹殺。
對于選刊的態度，作家們則明顯寬容很多。很多作家特別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選刊轉載，這是一個成名的途徑。對于地方作家，選刊更是重要，因為省、市期刊影響力小，覆蓋面窄，地方作家的作品如果不通過轉載，發表了沒幾個人讀到，跟沒發一樣。作家們認為，對于讀者來說，小說無論在哪本雜志上看到都是原創。
那么，如何既能滿足作家的需求，又可以尊重原創？《收獲》提出的意見確實值得參考：在《著作權法》的框架下規范轉載，轉載必須征得作者和原發刊物的同意，轉載和首發應當有一定的時間差，給原發刊物留出一定的空間，而不是幾乎同步地搶發。另外，文學選刊應提高稿費和轉載費，辦出自己的特色。
今年6月，云南理論版刊物《大家》被曝出因收取版面費遭遇停刊檢查。《大家》是一本曾經很有影響力的文學刊物，收取版面費原是為了彌補當前經營上的困難。《大家》的處境是很多文學雜志的縮影，在市場時代與多媒體時代，文學雜志如何生存將是一個不斷被討論的話題。
紀念《講話》：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導向
70年前，在延安楊家嶺，面對百余名文藝工作者，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講話》思想指引下，解放區涌現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白毛女》《荷花淀》《王貴與李香香》等優秀作品，并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丁玲現象”、“何其芳現象”、“趙樹理現象”，《講話》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年直接參與《講話》定稿整理工作的胡喬木曾經說過，《講話》主要有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一個是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在這兩個基本點上，《講話》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在時代背景與社會語境都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講話》的原則是否依然適用？
5月20日，為紀念《講話》發表70周年，有關方面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座談會”。鐵凝在座談會上指出，在《講話》中，有一個詞處在核心的、關鍵的位置，這個詞就是“人民”。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人民”始終鮮明地鐫刻在中國文學的旗幟上，為中國文學指引著前進的方向。座談會上，作家李迪生動的發言則回答了創作與生活的關系。他說，生活是一口井，離了井，沒水喝。為寫好《丹東看守所的故事》，李迪連續四次到丹東，春節、“五一”都在看守所過，跟干警同吃，跟在押人員同住。《丹東看守所的故事》已完成十萬字，李迪說，他還要寫，還在寫，寫不完，因為，這一口生活的井好深！
當文學不再服務于政治，當某些文學創作越來越滑向個人化私語的深淵、越來越閉門造車天馬行空地胡思亂想、越來越看重市場與炒作時，作家，尤其是年輕的作家們，需要重新打量文學與人民、與生活的關系了。
民族文學：
不一樣的眼光
2012年，是少數民族文學特別受到重視的一年，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研討與活動最為密集。在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之際，魯院第12期少數民族作家班作家重返母校，令“魯十二”學員欣喜的是，兩年前結業時，劉云山曾來到魯院親切看望大家，并與學員們“約定”，邀請大家適時重返母校，他也將再來與大家見面，今年5月22日，劉云山兌現了自己的“約定”，再次來到魯院，親切地與各族學員交談，并發表了重要講話。此后，從5月26日到7月10日，中國作協“繁榮少數民族文學系列研討會”先后舉行了五場。9月，時隔將近10年，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在京召開，并頒發了第十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對近幾年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完成了一次大檢閱。
就是在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一個神奇英俊的年輕獵人，百步穿楊，沒有什么飛禽走獸能逃過他長著眼睛的利箭。這一天他正在捕獵一頭牝鹿，牝鹿以逃生的本能，飛一般奔跑逃命，不料眼前出現一片汪洋大海，前無去路，后有追殺，在無可奈何之下，它轉身變成一個美麗少女，千嬌百媚，結果同獵人拜了堂，成了親。寫到這個故事，漢族詩人基本上都是贊美獵人執意追求的勇敢精神。但回族作家高深聽了這個故事卻在詩中寫道：“生與死轉化成恩愛，獵人和獵物結成夫婦。這美麗動人的傳說，美化了弱者的屈服。”高深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少數民族作家，因為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淵源、社會環境、生活習俗的獨特，觀察事物，認識生活，家國情懷，必有與其他民族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眼光，其感受也會有與眾不同的特殊收獲。作為中國文學版圖中一個獨特的存在，少數民族文學正以其不同的眼光書寫著中國大地上的風云變幻。
方韓之爭：
我們能相信誰？
2012年初，關于文學最鬧的事兒莫過于方舟子質疑韓寒。
我不是韓粉，卻對韓寒頗有好感。沒看過《三重門》，因為讀大學時，中學里的那些事已引不起興趣，韓寒在書中所表現的叛逆態度，我也并不全部認同。但隨著韓寒作為80后文化偶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是瀏覽了幾篇他關注社會問題的博客后，我看到了一個逐漸成長起來的韓寒，當年在韓白罵戰中狂傲不羈的青年身上多了幾分社會責任感：直擊社會問題，在文章中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韓寒正以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力改變著人們對一些公共事件的看法。
我從內心排斥方舟子，因為他似乎總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別人。方舟子對于韓寒的質疑，我很難贊同：文學創作本就是想象、移花接木的事情，怎么可以像物理化學實驗一一坐實？即使歷史著作，許多細節也是在合理想象的基礎上寫成的，與當日的情形不能完全畫等號。一個作家，而且是少年作家，多少年前說過的話，可以那樣去一句一句分析嗎？誰沒有說錯一兩句話、記錯時間地點人物的時候？
但漸漸地，所謂眾口鑠金，當方舟子步步為營、當韓寒給出不算漂亮的回擊時，我內心懷疑的種子也開始生根發芽。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新時代的智子疑鄰。
在天涯網上，有一篇發表于2012年1月21日、名為《深度解析“韓寒挑戰方舟子”一戰究竟誰贏了？》的帖子，目前已經更新到一萬多頁。但瀏覽之后，我依然不知道應該相信哪一方。方韓之爭最終也沒能塵埃落定。綜觀持續將近一年之久的方韓之爭，最讓人感嘆的是誠信的缺失。方舟子作為打假英雄，有著不少鐵桿的擁泵；韓寒年少成名，粉絲更是有幾十萬上百萬。可就是這兩個人，公眾卻質疑他們都心懷鬼胎：方舟子打假，背后有著怎樣的陰謀與小算盤？而韓寒呢，無論他自己、他的父親、他的朋友怎么辯解，哪怕是重印當年的手稿，人們依然要質疑，要從《光明與磊落》中發現隱藏的與被抹去的不光明不磊落。兩個有著如此社會影響的公眾人物，卻遭遇普遍質疑，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最后，我還是愿意看到方舟子繼續打假，畢竟，我們身邊理性質疑的聲音與眼光確實太少了，能夠讓人們接近事實真相，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韓寒呢，想必更多人也不希望他糾結于自證，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自證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出更優秀的作品。這樣說對韓寒不一定公平，因為有些人一出道就能寫出最好的小說，以后便再難超越。但愿韓寒不是。
基層作家：
文學照進每個角落
這是一個文學被邊緣化的時代，人們似乎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但現實的另一面是，依然有那么多人，無論是田間地頭的農民，還是從農村到城里的打工者，癡情文學并將文學作為精神支柱。這些寫作者，或許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能夠進入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研討會，并接受中央電視臺等多家國家級媒體的采訪。這些寫作者也讓人們看到，文學之光可以照進現實的每一個角落。
在湖北，為了寫作，有人甚至賣了房子賣了牛，寫下的廢稿紙摞起來比人還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滿、兒女吵鬧，他們都絕不回頭。最終，在湖北作協的幫助下，這些農民作家不僅完成了小說創作，還結集出版了作品；在“苦甲天下”的寧夏西海固，有一位雙腿殘疾的農民王雪怡，在炕頭上堅持寫作20多年，被譽為寧夏的“史鐵生”；在吉林，48歲的打工者楊成軍在干活之余，在工友們都進入夢鄉的深夜，他用手機代替自己陳擱多年的筆，在被窩里用汗水、淚水、甚至血水，寫下了許多農民工想說、想要表達的文字，然后用手機發給妻子閱讀……
其實，我不贊成農民作家、農民詩人，打工作家、打工詩人的說法，拿起筆，大家都是一樣的寫作者。但是，加諸作家之前的這些身份標識卻在提醒著人們，當一個非專業的文學工作者激情澎湃地投入文學創作，或者一個連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的農民、打工者將文學看做是生活的必需時，這個社會文學金字塔的底座有多么堅實厚重。只有有了這樣的文學土壤，才有可能誕生更多的文學精品。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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