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中國文化譯出的典范
黃忠廉 1965年生于湖北興山，教授，博導，黑龍江大學翻譯科學研究院院長，黑龍江省“龍江學者”特聘教授，陜西省“百人計劃”教授。學術興趣為翻譯學、漢譯語言和漢外對比。主持國家社科項目3項，部級6項，7次獲國家省部級科研獎勵，出版學術著譯作23部，主編三套叢書，210篇文章刊于國內外報刊。
林語堂（1895.10.10 —1976.3.26）
《生活的藝術》
臺北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
演講人：黃忠廉 時間：4月8日 地點：寧波大學科技學院
同為翻譯家，提起嚴復，國人幾乎人人知曉；說起林語堂，國人所知不一定勝過國外。說怪也不怪，嚴復是文化譯入的典范，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是文化譯入大國，文化譯出弱國，身為文化譯出高手的林語堂鮮為人知也就不足為奇了。在中國文化由輸入向輸出轉型的當口，在中國文化要真正走出去且要融進去的當代，堪稱文化譯出典范的林語堂，無論是當下還是未來，都值得學習和仿效。
譯介之功可垂后世
林譯功在千秋，他改變和豐富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迄今為止，任何譯家對英語世界的影響都難以超越林語堂。
林語堂對中國文化的譯出千載難得，并非妄言，在世界翻譯史上也堪稱一奇：譯作和外語創作多于母語創作；漢譯英超過英譯漢；譯作與創作無法分清，三個方面多有名作或暢銷之作可傳后世。林語堂譯創生涯總體上可分三期：
1925－1934年為第一期，林氏在上海辦雜志，編教材，用英語為報刊寫評論，從事英漢互譯。英譯漢有：羅素夫人之《女子與知識》（1928年）、蕭伯納之《賣花女》（1929年）、布蘭地司之《易卜生評傳及其情書》等；漢譯英不多，有Letters of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女兵自傳和戰時隨筆》1930年）。
1935－1966年為第二期，林氏在國內，主要是在美國出版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吾民》）、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in Yutang（《老子的智慧》）等30余部英語或翻譯作品，數量多，質量高，其英譯效應更是無人企及。譬如，1937年出版的《生活的藝術》在美國高居暢銷書榜首長達52周，是1938年全美最暢銷圖書，譯成十幾國文字，掀起了“林語堂熱”，成為歐美人的枕邊書；該書重印40余次，以致《紐約時報》載文說：“讀完這本書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見一個中國人便向他深鞠躬。”《孔子的智慧》1938年出版后也暢銷不衰。193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Moment in Peking（《京華煙云》），讓他躋身于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1966－1976年為第三期，林氏定居臺灣，主要是用中文寫作，編詞典，如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當代漢英詞典》）。
林譯功在千秋，他改變和豐富了西方對中國的認識。迄今為止，任何譯家對英語世界的影響都難以超越林語堂。他曾被列為20世紀世界智慧人物之一，以至于美國前總統布什1989年訪問東亞之前還讀林語堂的作品，說明林語堂一直在影響歐美人的“中國觀”。
獨特的雙語童子功
20歲以前林語堂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勝過中國文化，直到30歲執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
林語堂幼時打過蒙學底子，青少年時代受過西學中高等教育。
1895年10月，林語堂生于福建漳州龍溪縣農民牧師家庭，家里基督教與儒教并行不悖，中西合璧。6歲前受父親蒙學教育，啟蒙讀物是儒學經典，如《四書》、《五經》、《聲律啟蒙》、《幼學瓊林》等。林語堂算是有了一些蒙學底子，但也只是感性的背功。6歲時林語堂未入私塾，卻入了村辦教會小學，10歲就讀廈門教會學校，13歲入廈門尋源書院讀中學。17歲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神學系，在此學得更悅耳更道地的英語；校藏五千余冊書被他閱遍。西洋生活進而是西洋文明對他具有潛移默化之效，更是一種理性的系統熏陶。
自幼就浸染于西方文化，11年西式教育，英語的自然習得與課堂學得的系統教育使林語堂對英語以及西方文化的感悟之深甚于漢語，卻一度荒廢了漢語及中國文化功底。誠如《林語堂自傳》所言，20歲以前他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勝過中國文化，直到30歲執教北大才知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這是那個時代教會的教育特色，卻成就了林語堂獨特的英語童子功：英語至少與漢語平分秋色，在理性認知和系統把握上甚至超過漢語。
終身腳踏中西文化
平等比較是中西文化理解、溝通、借鑒的基礎，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一過程重鑄了作為文化人的林語堂，使他成為通識中西之一人。
林語堂從小就生活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終身與二者打交道，或學，或教，或比較，或偏愛，或回望，須臾不曾放下，直到終老香港。
（一）三次彌補中國文化
1916年大學畢業，林語堂被聘為清華大學英語教師，到了清華才發現：“因為我上教會學校，把國文忽略了。結果是中文弄得僅僅半通……我當時就那樣投身到中國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態吧。”于是，開始了漫長的中國文化補課歷程，這是第一次受沖擊甚至是刺激的補課：讀《紅樓夢》，逛北京琉璃廠，與博學的書店老板攀談，惡補中國文學和文化，其歐化的語言得以滌清，文筆得以溫潤。這是第一次補課，補于教學之余，可歸為感性層次的知識彌補。
1919年秋，林語堂留學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師從白璧德學比較文學，因學費告缺，第二年轉學收費較低的歐洲，先法國，后德國，最后入定萊比錫大學主攻語言學。該校中國研究室中文藏書相當豐富，林語堂如饑似渴，深入閱讀《漢學師承記》、《皇清經解》等，同時訓練了考、釋等問學方法。這是第二次補課，補于留學之余，可歸為學理層次的深度彌補。
1923年林語堂獲博士學位回國，先后執教于北京大學、國立女子師范大學和廈門大學。1927年3月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9月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編輯，兼任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從事的仍是文化交流，同時編英語教材，寫文章，先后創辦《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刊。這期間彌補中國文化則更為便利，涉及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等，中西文化比較與匯通更顯成功，辦刊、撰文、著書、編教材等，都曾轟動一時。這是第三次補課，補于工作、生活以及社會活動，他由文化補課走向文化創造與傳播。
林語堂中國文化的三次補課，前兩次是惡補，第三次則是漸補，這種閑逸式、研究式和生活式補習相繼而為，無形中都在比較中西文化，奠定了他從譯和溝通中西的基礎。
（二）推崇西化
因接受了西方樸實的觀念，林語堂一生都在追求獨立的人格與品格。與當時許多海歸派一樣，林語堂回國后參與了新文化運動，成了魯迅的支持者和追隨者，同樣關注國民性改造，著有《論中外之國民性》等文，屬于魯迅主導的《語絲》派。回國之初，林語堂算是徹底的歐化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欲廢傳統向西學，要歐化中國人，認為中國的生活方式、制度等均應仿效歐美，甚至認為漢族是敗類，可見其西化程度之深。
（三）平視互補
西化一段時間后，林語堂與魯迅等激進派漸行漸遠，因成長環境特殊也未入保守派，卻走上了獨善其身的中間路。這種人格中間取向，導致文化中立。本來，游學西方可開人視野，最終要養成一種國際觀。從西化的極端回身向中時，他首先從小孩、守時、人情、老人、圖書館、喪禮等40多個方面比較了中西文化，認為西優于中，用西方對比思考中國，他處處不滿，要向西方學習；反之，感悟西方，他也失望，認為西方又該學習中國。平等比較是中西文化理解、溝通、借鑒的基礎，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這一過程重鑄了作為文化人的林語堂，使他成為通識中西之一人。
（四）文化回歸
其實，中西文化的平視過程始于他赴美之前，1934年他曾懺悔回國后所做之文患有哈佛病，聲調太高，這是他在比較之中或之后對中國文化的重識，更多的是精神上對中國的認同和融合，直至把莊子、蘇東坡等先哲視為隔代知音，以至于到美國寫出了《蘇東坡傳》。這表明他開始重識母語文化。經過比較，受西方文化參照，林語堂對中國文化體悟更真切，歷久彌新。
常言道：距離產生美。有人說，只有離國才愛國。1936年離京赴美，回望故國，他參悟出中國文化的智與美，稱之為“我之重新發現祖國”。這一回望不打緊，中西文化從平視轉向了西消中漲。有一次在牛津講演，他喻東方文明如美女，勝過西洋美女瑪麗亞。最典型的是這樣一件文化大事：因著《大地》而獲諾貝爾獎的美國作家賽珍珠在中國雖然生活了40年，并譯過《水滸傳》，可她仍然邀請林語堂向西方譯介中國，看好的正是他的英語水平和對中西文化的了解。林語堂果不負望，《吾國吾民》1935年在美國一面世，就引起轟動，其成功之處在于糾正了西方的偏見，消除了誤解，寫出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靈魂。
半生普及中國文化
林語堂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會失去讀者，于是推倒重來，換用一套話語，以風可吟、云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鑒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現代生活。
對中國文化的回歸決定了林語堂后半生。1936年赴美之前，林語堂就是塑造通俗文化的高手，為國人引入了西方幽默文化；赴美之后他主要為西方普及中國經典文化。林語堂八十壽誕，曾虛白贈他白話立軸，上書：“謝謝你把淵深的中國文化通俗化了介紹給世界。”
（一）合時宜的文化選擇
1936年應賽珍珠之邀舉家遷居美國，此時的美國深感工業化文明的高節奏和高強度，人淪為機器的奴隸，精神貧乏。留學歐美的林語堂深知中西文化與時代的差異，知道此時此地的需求，可謂是內知國情，外知歐美。他要選取與其不同的文化，讓歐美人看到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與其不同的精神世界，讓他們看到東方生活的藝術。概言之，林語堂對中國文化及海外傳播定位清晰：大眾化、具體化和形象化。
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林語堂既不全盤否定，也不熱力吹捧，而是揚棄，批其害，揚其利。這種一分為二、清醒的譯者讓西方人感到中立客觀，因此獲得了讀者的信任。去粗取精，多元整合，而不是全盤輸入西方世界，這更能為讀者所接受，使西方文化更加多元化。
遠離政治派別的林語堂這時可以橫比中西，立于文化的高度去審視歐美文化，甄別中國文化。他不是簡單地面對和詮釋一時一地或一國，而是采取超然的文化態度去研究、思考、討論中國文化，在古今中西對比中傳達中國人的生活觀，讓歐美讀者發現自己生活之所缺，中國文化精髓便清泉般汩汩地注入他們的精神家園。為此，1946年威斯康辛貝魯艾特大學校長授予林語堂榮譽人文學博士學位，致辭稱其為“非官方的中國文化大使”，其影響至今無人可比。林語堂賦中國文化以新質新態，空間上遙遠的東方生活喚醒了歐美人心靈上久違了的理想。這種順應時代更順應精神的文化選擇，恰到好處地進入了歐美的閱讀視界，中國文化的譯介對他們來說是一次精神救贖，得其認同，才可真正入其文化。
（二）極有效的轉化變通
任何翻譯都會面對兩對矛盾：一是原作與譯語接受者之間的矛盾，屬于大矛盾；二是原作內容與譯語形式之間的矛盾，屬于小矛盾。樂黛云說：“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林語堂這樣把中國文化這么有效地推向西方。”林語堂有效推介中國文化，關鍵就在于他非常巧妙地解決了上述兩對矛盾。概言之，林譯之作才是真正的譯且作，林譯“不但須注意其說什么并且須注意怎么說法”，具體表現為：巧妙轉化，靈活變通。
第一種譯且作的方式就是全譯，林語堂巧妙地轉化了漢典內容與英語形式之間的小矛盾。所謂全譯，即完整性的翻譯，指譯者用譯語轉化原語信息以求風格極似的翻譯行為。林語堂英譯時深得中國經典之奧旨，傳達了漢典簡潔靈性的文風，比如譯《道德經》，他用自由詩體英譯，行文流水，曉暢自然。如：
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韋譯：No disaster greater than not to be content with what one has.No presage of evil greater than that man should be wanting to get more.Truly：“He who has once known the contentment that comes simply through being content will never again be otherwise than contented.”
林譯：There is no greater curse than the lack of contentment.
No greater sin than the desire for possession.
Therefore he who is contented with contentment shall be always content.
韋譯即英國翻譯家韋利的譯文，其英譯形義相合，一字不落，還用了許多文字解釋了內容，看似忠實，實有累贅，尤其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的英譯無比啰嗦絮叨，失卻原文凝練的風格，而且創造性不足，與原文相比，讀之如同嚼蠟。林譯借鑒且超越了韋譯，容量僅占韋譯的一半，且用了自由詩體，更便于閱讀；他譯得簡明，傳達了古漢語之簡潔，更彰顯了道家哲學思想之深邃。林譯之簡明得之于原文，更得于他深曉《道德經》的精髓。
林氏全譯水平之高，當屬一流，但奇怪的是，其全譯影響遠不及“英語創作”。有人說林語堂完全具備文學翻譯的能力與條件，但他把主要精力投給了寫作而非翻譯。話不盡然，連他也未必認清了自己，比如他說：“我的翻譯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其實他中年時期一直在做“翻譯”，卻非全譯，而是變譯，即一種對原作進行大量增、減、編、述、縮、并、改、仿的變通式翻譯！知父莫如女，同為翻譯家的林語堂次女林太乙曾說“事實上，在他的英文作品中，如《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中國畫論》等書中，有許多篇為中譯英作品。”林氏寫作實為變譯，包括摘譯、編譯、譯述、縮譯、綜述、述評、譯寫、闡譯、改譯、譯評和仿作等。
林語堂的確是翻譯高手，全譯之化，變譯之變，他會通二者，化于所當化，變于所當變，收放自如。變與化，僅此二者在漢譯英中至今無人出其右。不過林氏踐行的變譯卻被自己或他人以“用英語寫作中國文化”掩蓋了！回眸歷史，不難發現林氏變譯是一種極有效的文化傳播方式，尤其可給當下以啟迪。他原創不多，卻在追求嚴復那樣的“達旨”，這種用英語變譯中國文化的行為貫穿于其多數暢銷之作。
以《吾國與吾民》的變譯為例。他“著”《吾國與吾民》，實為綜述。全書譯介了中國生活藝術的方方面面。全書十四章，寫享樂者八章，涉及觀山、玩水、吟風、看云、聽雨、賞雪、弄月、養花、蓄鳥、品茗、鑒石、酒令等。莊子幽默獨立，孟子崇尚性善，老子清靜無為，子思信守中庸，陶淵明熱愛人生，不一而足，均集于《誰最會享受人生》一章。其余各章林語堂則選自蔡襄之《茶錄》、許次舒之《茶疏》、田藝衡之《煮泉小品》、李漁之《閑情偶》、沈復之《浮生六記》、蔣坦之《秋鐙瑣記》、袁枚之《瓶史》、張潮之《幽夢影》、屠隆之《冥寥子游》。書中專辟一章寫婦女的生活、本質和社會價值等，林氏據《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編譯成《杜十娘》，據中國唐宋傳奇故事編譯《英譯重編傳奇小說》，對各故事加以闡釋和轉述。
以《老子的智慧》的變譯為例。他以《道德經》為藍本，對其解構，重構新篇；各篇循著主（老子）輔（莊子）兩條線展開對話，以“莊”釋“老”。如《論常道》一章，林氏用自由詩體譯出《道德經》，用《莊子》內篇、外篇和雜篇之《知北游》、《齊物論》、《德充符》、《大宗師》、《庚桑楚》等章節的內容分別闡釋“道不可名、不可言、不可談”、“有與無”、“道與心靈的合一”、“道法自然”和“眾妙之門”的內涵，語篇上詩與散文相對，八十一章的《道德經》變譯達三百余頁，儼然莊老會談，儒道對話。
以《孔子的智慧》的變譯為例。林語堂并非全譯《論語》，除選譯司馬遷《孔子世家》外，從《四書》《五經》等典籍里擇取儒學之論，共設九章，其中七章取自《禮記》，一章取自《孟子》，另一章《孔子格言》摘自《論語》。《孔子的智慧》精當博約，生動活潑，可謂是儒家學說之集大成，僅借孔子代儒家而已。
以《中國傳奇》的變譯為例。書中寫狄氏起初不愛某男，卻因他是愛國學生運動領袖而投其懷抱，這一故事原文所無，完全是添寫，算是林語堂的創作。同樣采用譯寫的還有《中國畫論》，林語堂譯出中國史上著名的畫論，再加以詮釋，寫出自己對儒道精神，對表現派美學的認同。
（三）怡大眾的雅俗共賞
譯作能新人耳目得有兩個要素：一是內容的異國情調，二是形式的陌生化。林氏英譯承載著中國文化，無論全譯還是變譯，濃郁的中國氣息撲面而來。思精文簡而又空靈的異樣感覺，為西方文化注入了一股清風。
內容上以《道德經》為例。《道德經》19世紀傳入歐洲，譯本甚多，僅次于《圣經》。可是林語堂由《道德經》等原作變譯而成的《老子的智慧》照樣成功，且有超勝之勢。原因何在？原作屬哲學，用詞抽象，“道、一、有、無、精、氣、無為、不爭、虛無、清凈”等玄妙高深，所反映的宇宙觀、認識觀、方法論等獨成體系，有別于西方哲學概念體系，西方譯者也常辭不達意。且看聰明通達的林語堂，他完全不孜孜于一字不漏的全譯，而是融中國文化諸多元素，做成一盤三鮮或什錦，給歐美讀者以豐富的養分。面對厚積薄發、博而返約的佳作誰又能拒絕呢？這樣的變譯在中國讀者看來可能覺得淺且簡，缺少學理深度，可我們面對的是外國讀者，人家要的是快餐，科普作品，我們又何必去一味追求高深呢？一字不漏地全譯過多過深過難，有時譯猶不譯，效果適得其反。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文化走出去要的正是林語堂的這種功力，透析中西文化而作出內容取舍的功力！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得失之間要講點哲學，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建國以來我國外宣的種種不成功正說明我們缺少林氏的文化選擇眼光。
林語堂文化譯出舉重若輕的心態與手法也表現在文風上。林譯總的特點是通暢易懂，少用“行語”，中等文化的讀者都能看懂，這也是他探索的結果。1936年他“做”《生活的藝術》，端起學者的架子，要給西方以高頭講章，且對西方現代物質文化多有批評。寫到260頁，他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會失去讀者，于是推倒重來，換用一套話語，以風可吟、云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鑒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現代生活，于是文風一變，空靈動人。他避用哲學概念，棄用政治口號，身為正統文化的代言人，他當然要引俗入雅，降雅為俗，將雅俗融合，寫出了無學究氣、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
文化只有變得親和才叫人親近。由前可知，林氏英譯語言清新自然，有別于美國本土作家，正如泰戈爾作品漢譯曾給中土帶來清風一樣。林語堂太熟悉域外讀者的閱讀心理和習慣了，為中國文化選擇了合適的表達方式。因其通俗，仿佛娓娓道來吐肺腑之言，所以林譯之作簡約含蓄，清新淡雅，自然給歐美讀者以親切感，拉近了中國智慧與讀者的距離，仿佛三五朋友對面相坐聊家常，圍著壁爐品咖啡。這種文風，還可例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The Tao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the Absolute Tao；
The Names that can be given
Are not Absolute Names；
The Nameless is the origin of Hea-
ven and Earth；
The Named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The Wisdom of Laotse）
中國典籍經他譯筆一轉，便稀釋化成了自然淺白的文字，賦古典文化以現代表達。這種語言、這種包裝在西方婦孺可受，恰如青年學者楊柳所道破：“林語堂對文化的改造和文化的傳播運用的是‘溫和的顛覆’手段，這種‘糖衣的策略’比‘休克’療法更具潛移默化的認同效果。”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