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線問題，是決定命運的關鍵抉擇。

　　2013年的這個10月，APEC峰會時隔19年重回印尼，“活力亞洲”如何當得起“全球引擎”的期待，21個成員的選擇，決定成敗。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醫改的分歧仍然難以彌合，聯邦政府非核心部門被迫關門，債務上限危機陰云壓頂。禁止化學武器組織的專家小組到達敘利亞，反對派與政府軍的僵持還在延續……世界的前途，籠罩在“不確定性”的云層下。正在太陽系邊緣飛行的“旅行者2號”的留言意味深長：“再見，人類。你們自己看著辦吧。”

　　在中國，國慶長假剛剛結束，遏止公款消費是它引人注目的亮點。國慶前夜，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會議緊張進行，而中央政治局常委全程參加活動聯系點專題民主生活會，會上領導干部間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令人耳目一新。

　　瞻望前景，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備受矚目。在劈波斬浪35年之后，改革開放的中國巨輪，發展如何升級，改革如何深化，開放怎樣擴大？13億人翹首以待。仿佛是一個隱喻，10月1日上午的天安門廣場，五星紅旗在風雨中升起，機遇和挑戰一起在前方等著這個國家。

　　舉什么旗，走什么路，黨的十八大再次給出了堅定的回答。然而把“五位一體”的布局分解成具體的任務，將“兩個百年”的藍圖變為美好的現實，邁向巔峰的每一步背后，都潛伏著風險乃至危機。面對這么大的一盤棋、這么大的一份責任、這么大的一個中國，我們需要找到得力的抓手，才能完成這艱險的攀爬。

　　“黨堅強有力，黨同人民保持血肉聯系，國家就繁榮穩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十八大報告道出了走向復興的關鍵。打鐵還需自身硬，全黨必須警醒起來，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向歷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習近平總書記的就職宣示，將黨的建設、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置于復興大業悠悠萬事的中心。

　　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這樣在全黨范圍開展起來。

　　（二）改革開放，將中國推送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百尺竿頭的更上層樓，舉步艱難。

　　如果說35年前的破冰，是向人性、向常識、向利益的回歸，思想解放的刀鋒所向，處處都能打開一片新天地，那么今天的縱深推進，則要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發展起來以后的中國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似乎比之前更尖銳也更復雜。

　　宏觀層面，體制轉軌遭遇既有格局的強大慣性，發展轉型面臨創新能力和人才培育的剛性瓶頸，政府職能轉變不僅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也不能沒有臨淵履冰的精細和嚴謹。民主的發育，要有法治護航；法治的尊嚴，離開民主又極易專斷。忽視公平共享的“GDP主義”，顯然已難以為繼；過高的期待過急的操作，又可能制造出牽絆發展的“福利主義”溫床……太多的兩難，讓人顧慮重重、舉棋不定。

　　微觀層面，地方債居高不下，房價起伏不定，“看得見的手”進退兩難，“看不見的手”難以施展。老齡化浪潮迅速吞噬人口紅利，催生“未富先老”的困境。一邊是就業難，一邊是用工荒；一邊是城鎮建設熱火朝天，一邊是城門高聳樓宇空置；一邊是素質教育高歌猛進，一邊是校外開小灶填鴨式補課；一邊是醫生加班加點嘆收入太低，一邊是患者抱怨看病難看病貴還要送紅包……太多的糾結，累積不高興不和諧不穩定的情緒。

　　繼價格并軌、國企改革、政企分開之后，中國的改革發展，再次進入陣痛期。毫無疑問，近幾十年來，伴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人民生活和命運發生了巨大改變，有國外媒體由此判斷，“中國共產黨是迄今最成功的人民政黨”。但也毋庸諱言，多元格局的形成，令“萬眾一心”的改革已成奢求，而腐敗之風所及，公眾對政府部門和公職人員的信任大為損耗，過去質樸無邪的老百姓有些成了杯弓蛇影的“老不信”。

　　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執政者，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和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多樣的利益需求，面對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時代重任，要在這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繼續取得勝利，在實現中國夢的征程上奮力前行，只有以對自身的高要求不斷刷新形象，通過真摯誠懇平等的互動，撫慰群眾的情緒，滿足群眾的訴求，鞏固群眾的信任，爭取群眾的支持，凝聚群眾的智慧，來闖過眼前的深水險灘。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這便是當前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現實背景。

　　（三）遍觀當今世界數以千計的政黨，若論凝聚力和戰斗力，無出中國共產黨其右者。

　　長征路上，衣衫襤褸，缺槍少彈，九死一生，一聲“救亡圖存”，應者綿延兩萬五千里，最終涓滴匯海而成大潮流，眾志成城而為新中國。為緩解糧食壓力、減少工資支出，上世紀60年代初全國精簡職工近2000萬，壓縮城鎮人口2600萬、吃商品糧人數2800萬，沒有補償，甚至不用動員，當事者竟幾無怨言。毛澤東由衷贊嘆：我們的中國人民、我們的廣大干部，好呀！兩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黨能辦到？

　　為什么能辦到？

　　斯諾去陜北尋找答案。“我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里，穿的是打了補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飯和辣椒土豆絲；周恩來睡在土炕上；彭德懷穿的背心是用繳獲敵人的降落傘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線繩系著斷了一只腿的眼鏡；林彪請我吃的是‘面條宴’；紅軍大學學員把敵人的傳單翻過來當作課堂筆記本使用……他們堅忍卓絕，任勞任怨，是無法打敗的。”

　　就是在那里，朱德寫下真摯的悼文：“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么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于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1973年，得知甘肅定西連續22個月沒下過透雨，數十萬人缺水，數百萬人缺糧，病中的周恩來在報告上連續寫下9個“不夠”和3個感嘆號：“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

　　1958年，在重慶綦江，輕車簡從的鄧小平臨行前從車窗伸出頭來，叮囑年輕的區長：“小王，不要忘記農民，人民要吃飯，人民要吃飯，人民要吃飯。”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路線。面對群眾，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更不應有任何特權，為人民謀幸福從來都是黨的立身之本和力量源泉。正如學者所分析，其他政黨之所以沒有完成“近代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任務”，原因正在于“都與民眾不生關系，都成了水上無根的浮萍”，而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聯系人民群眾的黨”，因而才能穿越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艱難行程，走向復興、走向輝煌。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堅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循著群眾路線的脈絡，我們黨所展現出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東方魔力”，是暗夜中照亮征程的“興國之光”，也是我們今天攻堅克難、接續夢想的動力之源。

　　（四）從革命黨到執政黨，條件變了，環境變了，黨的群眾路線必將面臨嚴峻考驗。對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而言，尤其如此。

　　戰爭環境下，黨的生存直接取決于群眾對黨的態度。執政之后，政治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機器的掌握和支配，使黨有了前所未有的豐厚資源。在某種程度上，群眾生活能否改善、生產能否順利發展，都反過來依賴于黨的路線政策，依賴于黨的各級機關的工作態度，依賴于黨員干部的工作作風。這種依存關系的轉變，往往成為官僚主義滋生的土壤。

　　當黨政干部執掌了大量公共權力而又缺少相應的制約，“官僚主義”的壞風氣便可能冒頭甚至蔓延。黨注意作風建設時，領導干部會自覺聯系群眾，幫助群眾解決困難；而當黨風不正時，“突出官權、泯滅民權，以官為主、以民為仆，以官為本，唯官是從，官民嚴重對立”的官本位思想就會像病菌一樣四處流布，黨的生活變得隨意化、庸俗化，黨內自由主義與好人主義盛行，一些黨員甚至擋不住誘惑、守不住底線，掌握大權的領導干部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形式主義是官僚主義的孿生兄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顛倒了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對上唯唯諾諾，時時盯著領導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甚至不惜通過弄虛作假、竭澤而漁、寅吃卯糧來換取所謂“政績”；對基層群眾的感受卻不敏感、不關注乃至不在乎。對上“看天氣”，對下“耍霸氣”，辦公室里“找靈氣”，卻唯獨不到群眾中“接地氣”。要讓他們為了群眾利益去堅持原則得罪人、動自己的奶酪，更是連門都沒有。

　　權力對于執政者的侵蝕是致命的。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公權”與“私利”的界限很容易變得模糊，“打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坐江山”卻可能有“家天下”的錯覺。面對從手中汩汩流過的財富和資源，主觀的自覺與客觀的監督只要有絲毫松動，要抵御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誘惑，就變得難上加難。

　　不是沒有前車之鑒。最令人震撼的蛻變，發生在曾令帝國主義聞風喪膽的社會主義蘇聯。十月革命后的糧食危機時期，有權調撥千百萬噸糧食的人民委員瞿魯巴卻因吃不飽飯，昏倒在會場。列寧不得不倡議設立“療養食堂”，強迫黨的高級干部在那里“為人民吃飯”。到赫魯曉夫時期，這些療養食堂已變身為遍布各加盟共和國的“小白樺”商店，為近百萬特權階層專供各種稀缺和進口產品。“專門的醫院、專門的療養院、漂亮的餐廳和賽似皇宮盛宴的特制佳肴，還有舒服的交通工具”，葉利欽回憶，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他配有3個廚師、3個服務員、1名清潔女工，還有1名花匠，“如果你爬到了黨的權力金字塔的頂尖，則可以享受一切——你進入了共產主義！那時就會覺得什么世界革命、什么最高勞動生產率，還有全國人民的和睦，就都不需要啦。”

　　到今天，有著74年歷史的蘇聯，已經解體22年。20多年來，對于蘇共亡黨亡國的反思，在社會主義中國從未停止。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的危險，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防住了經得起，我們就能涉險過關，實現長治久安。防不住經不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盛行，所帶來的不僅是“載舟覆舟”的千古警思，更有亡黨亡國的滅頂之災。

　　正是站在這樣的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鄭重強調：工作作風上的問題絕對不是小事，如果不堅決糾正不良風氣，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墻把我們黨和人民群眾隔開，我們黨就會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就有可能發生毛澤東同志所形象比喻的“霸王別姬”。

　　（五）理想信念的動搖，是脫離群眾的根源。橫亙在黨和群眾之間的障礙，比任何經典著作的描述更為復雜。

　　“打江山”、“鬧革命”的老一輩，許多來自備受壓迫的社會底層，還有不少則是大戶人家的“叛逆”。他們對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摯，對群眾的疾苦了如指掌，與平民大眾“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來到河北農村做調研，一屁股就坐在農民家的門檻上。這一坐，坐來的是農民張二廷掏心窩的話。那之后，愿聽真話的周恩來信守承諾，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說真話的農民朋友。彭德懷回鄉搞調查，晚上座談，干部說糧食產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電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個眼見為實。

　　如今，老一代的風范已成記憶。不少在相對優越的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領導干部，對黨與群眾唇齒相依、生死與共的血肉聯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強調“精英治國”、“專家治國”，忘記了群眾這個根本。更有眾多“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機關門”的“三門干部”，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對基層情況不甚了了。一些領導干部，或者把百姓視為管理學上的對象，對群眾感情不深、關切不夠；或者缺少處理基層復雜問題的能力，“不想下基層去”的畏懼與“想下基層下不去”的尷尬并存；更有甚者，將“密切聯系群眾”變成了密切聯系錢權，將自己的利益凌駕于群眾利益之上,把“魚水關系”變成了“油水關系”甚至“水火關系”，干群之間的距離被愈拉愈遠。

　　“脫離群眾”，有主觀努力的不足，也有環境變化帶來的實際困難。

　　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競爭、流動、分化的趨勢。打破單位、地域、城鄉、所有制的界限，“流動中國”擴大了人們的交往，增添了社會活力，也讓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更加廣泛。

　　同樣是流動人口子女就學，農村孩子希望進城分享名師名校優質教育，城里家長擔心稀釋教育資源加劇升學競爭。同樣是小商小販沿街叫賣，有人認為便利了生活，有人認為攪擾了秩序，有人覺得有礙市容應該懲處，有人覺得弱勢群體需要保護。同樣是治理城市交通擁堵，騎車者為自行車爭路權，開車者為車位鼓與呼，家境寬裕者反對限行搖號，低收入者認為征收擁堵費是以錢劃線歧視窮人……

　　這些態度截然不同、意見南轅北轍的人，都是群眾的一分子，都是黨和政府的服務對象。面對如此多樣、多元、多變的利益格局，群眾工作的困難與日俱增，挑戰前所未有。近年來，規模可觀的上訪人群，時有耳聞的群體事件，一方面說明，群眾對自身權利的焦慮和利益敏感不斷上升，我們黨統籌協調群眾工作的難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黨員干部在群眾工作中“失語”，在群眾方法上“失效”，在群眾路線中“失位”，聯系群眾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疊加，使得黨群干群關系面臨空前嚴峻的時代考驗。

　　（六）我們常說，發展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總鑰匙。這個發展，是廣義的發展，其中也包括群眾工作的創新、執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黨員數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截至2012年底，黨員總數突破8500萬，年增幅超過3%。按照這一增長速度，中共黨員數量幾年后就將突破1億，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口。

　　與過去相比，我們的黨員隊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們擁有的經濟實力和財力大大提高了，我們掌握的各方面資源大大增加了，我們可以運用的科技手段大大豐富了。但全黨同志務必謹記，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眾觀點，再雄厚的實力、再龐大的隊伍，也只能是無基之臺、無本之木、無源之流。全黨同志務必謹記，在執政64年之后，我們所擁有的更多財富、更多資源、更多渠道，只能說明我們在把握群眾所思上，在解決群眾所憂上，在滿足群眾所盼上，應有更大決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為鑒。1990年，蘇聯《西伯利亞報》曾以“蘇共代表誰”為題，在部分群眾中進行調查。統計結果顯示，認為蘇共代表勞動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只占11%，而認為代表官僚等的卻占85%。一個被人民群眾認為并不代表他們利益的黨，不管它的歷史多么輝煌，其最終垮臺也勢在必然。

　　有外國觀察家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所有概念中，“群眾路線”是最復雜和最帶普遍性的概念，“包含著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為重要的軟實力”。確實，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優勢是緊密聯系群眾。群眾路線是我們這個政黨保持先進性、純潔性，鞏固執政地位、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生命線。如何呵護好這一黨的生命線，保證黨的干部不愿、不能、不敢脫離人民群眾，以維護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新時期執政黨建設需要繼續探索和解決的重大課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這張我們黨交出的時代答卷上，這一代共產黨人都應嚴肅自問：我們該有怎樣的書寫？

　　（七）“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上而下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全黨開展至今，已經催生一些變化、取得明顯成效。

　　但從活動開展以來所反映出的問題看，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依然認為“四風”問題與己無關，對待群眾正如鄧小平當年批評過的，“困難時依靠，順利時就不依靠；需要時依靠，不需要時就不依靠；口頭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因而學習教育流于形式、淺嘗輒止，把學習當成額外的負擔；聽取意見怕丟面子怕損權威，缺少聞過則喜、聞過即改的胸懷和魄力；查擺問題“怕”字當頭，“批評上級怕打擊報復，批評同級怕引火燒身，批評下級怕丟選票，批評自己怕自毀形象”；整改落實瞻前顧后、左顧右盼，唯恐限權控權的措施一旦制度化，會讓自己受制約不自在。

　　這些表現再次提醒我們，群眾路線所體現的黨群關系需要進一步具體化、明晰化、規范化。正因此，中央強調這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定要和制度建設結合起來，通過活動建立常態化、長效化的制度，從根本上解決黨內存在的“四風”問題，解決黨群關系存在的問題，而且“制度一經形成，就要嚴格遵守，執行制度沒有例外”。

　　實際上，改進作風、清掃“四風”，不僅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度上的探索”。“天下大事，必作于細”，作風建設的小切口，打開的是一個大的工作面。

　　一方面，作風問題切實關系人心向背，從突出問題改起，從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改起，才能積累起更多政治信任；另一方面，無論是重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法寶，還是提出“開門辦活動”、“開好民主生活會”，都是我們黨的民主建設的原則體現。正如政治學者的觀察，群眾路線是“一種逆向公眾參與模式”，強調的是決策者必須主動深入人民大眾，傳遞的是執政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決心。

　　轉變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也是各個領域改革的推動力。在經濟領域，作風建設擠壓公款消費的泡沫，倡導健康文明的消費行為，形成可持續、有效率的消費規則，為發展凝聚起更強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領域，改作風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通過權力的規范運行、機制的調整優化、制度的創新完善，堵住政治運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會領域，改作風無疑能在全社會倡導一種質樸、清新的社會風尚，筑牢經濟社會發展的價值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改進作風為目標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確可謂“蝴蝶的翅膀”，掀動起一場影響深遠的深刻變革。而這場變革的中心，關涉一對至關重要的關系——權利與權力。

　　還記得抗戰勝利前后，美國軍事考察組結束延安之行，曾經向宋美齡盛贊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風。宋美齡聽后不屑地說，那是中共還沒有真正嘗到權力的滋味兒。這不屑的質疑，如同一面鏡子，警醒著走向全國執政的共產黨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為人民服務”的金色大字鐫刻在新華門的影壁上，更鐫刻在數千萬黨員的心里，西柏坡“兩個務必”的告誡如大呂黃鐘，余音不絕。

　　我們黨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時刻不忘人民囑托，始終堅持從嚴治黨，努力踐行90多年前的那個“最初的諾言”。

　　“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把黨性修養正一正、把黨員義務理一理、把黨紀國法緊一緊”，“抓作風建設一絲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頓”……不斷深入的教育實踐活動，凝聚著執政為民的政治信念，熔鑄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倫理，體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居安思危的歷史自覺。

　　（八）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之際，一位詩人寫下這樣的感觸：

　　“不要忘山鄉水村的那些母親，不要忘一同睡過破炕席的兄弟，也不要忘縫縫補補的姐妹情誼，他們的煩惱和困難要多多深思。這是我們的本色也是我們的來歷，把它像石碑一樣刻在心里！”

　　過去的90多年里，我們黨在擁有50多名黨員時，能將無數人吸引到共同的旗幟之下；在擁有120萬名黨員時，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在擁有近450萬黨員時，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擁有3500萬黨員的時候，以改革開放催動追趕世界的腳步；在擁有8000萬黨員的時候，領導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我們已經擁有了8500多萬黨員，正帶領13億人民，向著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浩蕩前行。

　　新中國50周年大慶時，天安門城樓上，一位老一輩革命家看著連綿不絕的國慶游行隊伍，曾意味深長地說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過去、現在與未來，所有的一切，都源于這樣的承諾——

　　“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