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春著作出版 部分內部講話首次公開發表
“今天，《文化強國之路》一書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選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長春2002年12月至2013年5月期間關于文化改革發展的重要講話、談話、文章、批示共91篇，照片69幅。北京青年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書中所選的講話和談話絕大部分為第一次公開發表。”
李長春本人逐篇修改審定
2002年至2012年，李長春曾擔任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思想文化工作。
《文化強國之路》一書展現了過去10年我國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的發展脈絡。該書“出版后記”介紹，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先后就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部署。
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改革方案。在文化方面，《決定》提到，要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具體包括完善文化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鼓勵非公有制文化企業發展等措施。
人民出版社介紹，本書所選的講話、談話、文章、批示，真實記錄了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改革發展的歷程。在收入本書時，李長春本人逐篇作了修改審定。
“出版后記”顯示，有9人參加了該書的編輯工作，他們分別來自中宣部、人民出版社等單位。
卸任后的部分談話收入書中
《文化強國之路》一書共選編了91篇文章，其中大多是李長春在常委任內的講話、談話。其中絕大多數內部講話為首次發表，比如在中國網絡電視臺開播儀式上的講話、在人民日報社調研時的講話等。
收編文章的內容涵蓋了過去10年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多個方面，包括國有文藝院團改革、完善評獎機制、保護京劇等傳統文化、振興電影產業、發展民族動漫產業、創新網吧經營體制等。
北青報記者注意到，該書收錄的最近的一篇文章是由幾次談話要點整理而成的《抓緊抓實抓出成效》，時間是2013年5月9日。
在該文中，李長春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如何克服一般化傾向，狠抓落實，抓出成效，談了自己的幾點經驗和體會。
談改革多次引用案例
李長春在論述文化體制改革時，多次引用案例。談到如何振興京劇時，他說，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年集體觀看的作為一個品種的文藝節目只有一個，就是新年京劇晚會，但京劇如果離開群眾，靠過年過節給領導演出，是不可能維持下去的。李長春在多個場合強調，京劇必須走向市場，走向普通觀眾。
對于評獎機制，李長春在調研時舉例說，有的電影一個拷貝也沒賣出去，但是得了大獎，文化界有人將這種現象歸納為“政府是投資主體，領導是基本觀眾，評獎是主要目的，倉庫是最終歸宿”。李長春多次提出，要改革評獎機制，反對搞形式主義。（記者關慶豐朱玲）
摘錄
關鍵詞：體制改革
“今后，就得讓你震動市場、震動人民群眾”
應該說，優秀的作品必然市場價值高，必然票房好，這樣才能表明你的社會效益好。否則，你不能占領市場，只能占領領導，就不是真正的社會效益，因此也就不是很優秀的作品。
過去一些地方有這個傾向，千方百計到北京演出，然后通過各種關系，找領導來看看。領導來了，當然要說幾句鼓勵的話。有的都出笑話了，說是領導看完了沒表態，回去沒法傳達呀，千方百計套出個好話來：“你看怎么樣？”最后領導煩了，說“好，好，好……”于是回去傳達就說，“震動了領導，連說三個好啊”，不能搞這些東西。今后，就得讓你震動市場、震動人民群眾。
——2004年3月11日《理清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關鍵詞：評獎標準
“光得獎，不給群眾演，哪來的社會效益？”
2003年，我到一個省召開座談會，省文化廳廳長跟我講省里的文藝院團社會效益如何如何好，得了多少大獎。當我問他你們給群眾演了多少場時，他卻什么也說不上了。
文化產品本來是受教育的人越多，社會效益才越好。光得獎，不給群眾演，哪來的社會效益？這些都說明，在傳統體制下，一些人思想觀念陷入了誤區，文藝產品創作生產存在許多弊端，迫切需要改革。
——2011年11月2日《黨領導文化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以獲獎為目的，以評委為標準，以政府為市場，以虧損為結局”
要嚴格糾正為評獎而評獎的傾向。為了得獎，耗費巨資，廣聘人才，排一臺戲、搞一部電影，演一場兩場，就放進倉庫，根本談不上什么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卻能獲得大獎。這種現象, 群眾概括為“以獲獎為目的，以評委為標準，以政府為市場，以虧損為結局”，不僅嚴重損害各類獎項的嚴肅性，嚴重損害評獎單位的形象，而且錯誤地引導一些人遠離群眾、遠離市場，甚至引發行業不正之風，引發文藝領域的腐敗行為。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要嚴肅清理各種獎項，嚴格評獎標準，改革評獎辦法，規范評獎程序，更重要的是，必須改革文化產品立項、撥款、制作、流通、評價的運行機制，從源頭上制止不正之風和腐敗行為，真正發揮評獎的導向和激勵作用，引導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向群眾、面向市場，創作出群眾滿意和喜歡的好作品。
——2005年1月25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改革創新，振興和繁榮京劇》
關鍵詞：中國電影
“越是原來的體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計闖點紅燈”
我看這兩年電影改革試點的步伐是不錯的，可以說是活力初顯，初步改變了過去那種“政府是投資主體，領導是基本觀眾，評獎是主要目的，倉庫是最終歸宿”的狀況。
這是我們整個文化體制的問題，不是哪個人工作好壞的問題。過去在傳統體制下，我們的認識有誤區。所以我們要把電影的生產環節放開，最后能不能播映，不是還有產品準入的審批嗎？這個審批環節一定要把握住，而且要進一步強化。微觀越是放活，宏觀管理就越是要加強。實行劇本備案制后，每年可以搞些劇本的信息發布。
從這兩年電影改革試點來看，越是原來的體制越是有人千方百計闖點紅燈，反正最后損失是國家的。現在投資主體變化以后就不同了，最終產品準入通不過，損失是投資者的，這樣就建立了一種自我約束機制，反而守規矩了，并不是我們原來想象的，一搞成企業它就胡來。
——2006年2月22日《電影要走產業發展的道路》
“《阿凡達》這部電影使我感到，導演需要掌握多學科的知識”
從《阿凡達》這部電影上看，電影技術上的突破使我感到，導演需要掌握多學科的知識，能不能培養高級導演，關系到電影產業的長遠發展，這也關系到我們電影人才的培養體制。
該片導演卡梅隆本身有著很寬的知識面，原來是學理工科的，工程師出身，而我們這種應試教育從高中就分科，弄得很窄。我們可否在電影學院試辦一兩個本碩連讀的班，增加數理化和工科知識的學習，讓學生掌握豐富的物理知識、化學知識、計算機知識、信息化知識。現在我們是懂藝術的不懂電腦軟件、懂電腦的不懂藝術，復合型人才少，要大力培養適應現代科技發展要求的電影人才。
——2012年8月23日《中國電影要打翻身仗》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