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好“文化開放與守護”的關系
專家學者評論·鄒廣文專欄
處理好“文化開放與守護”的關系
人類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頻繁，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文化的開放與守護”的關系，尤其對置身于社會生活急劇轉型的中國來說，對此問題的自覺思考顯得尤為重要，它關涉未來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
開放的文化才有生命力。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文化領域所帶給國人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提高文化開放水平”，這就需要我們敞開心胸、放開眼光去借鑒吸收世界的先進文化，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贏得主動。
在文化開放的大環境下，我們應該自覺做好文化守護這篇大文章。乍看起來，文化守護似乎是同“開放”“進步”的觀念直接對立的，但它卻是使進步變得穩妥有效的一個必要前提。沒有思想的積累與沉淀，所謂的開放與進步最終可能演變成一場躁動、狂歡的游戲，因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以傳統為根基的有機體，它通過世世代代的文化積累才呈現出今天的景象。而文化領域是一個意義的領域，文化的核心價值就在于為人的生命提供一種解釋系統，以確立生命的理由。人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每個民族在其實踐生活中總無法回避“我從哪里來”的問題。隨著民族文化自省意識的增強，我們深切感到努力挖掘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對于當代中國的文化實踐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國人，只有重新評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在傳統中尋找營養，并積極地、有創造性地把它運用于當今現實，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自身定位。
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曾說自己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可謂意味深長。在他看來，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的社會，應該訴諸一種傳統的統一性、聚合性與穩定性的“保守”取向。的確，我們不應把社會簡化成一部機器，指望通過短時間的努力就可將它整體拆卸和全盤組裝。而是需要從傳統的經驗智慧那里尋找可靠的向導。如果離開對傳統的守護，我們生存的意義根基就被斬斷了，我們就會淪落為一個無家可歸的漂泊者。文化守護的根本價值在于：它審慎地規劃著人類的意義邊界，彰顯著人類生活實踐的歷史合理性與價值正當性，化解著人類在前行時所面臨的種種生存困境和文化難題。
在全球化文化發展的環境下，不同文化形態間的交流常常呈現出一種不對等性，即在時代性的參照下，我們看到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存在著文化落差，強勢文化具有對弱勢文化的入侵甚至同化的態勢，這使得對民族文化的守護變得更加嚴峻和重要。這也是為什么在“文化的開放與守護”的關系上常常讓我們感到糾結的原因。放眼近代中國的歷史我們看到，這一問題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民族性與時代性、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等等，促使國人在它們之間進行著艱難的甄別與抉擇。
其實，無論是文化激進還是文化保守，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心態其實都沒有摒棄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也許只有在文化開放與守護之間保持著一種合理的張力，我們才能避免病態的虛無主義和自戀主義。只有文化自省與自信并重，中華文化才能既尋得安身立命的源頭活水，又內聚面向未來的創造性動力。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