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館敘事待完善 成為美育的主力軍
美術館，在20世紀上半葉是倡導新文化的先驅勾畫和實踐社會美育的重要所在，數量屈指可數，起步篳路藍縷。
新中國成立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首都和部分省會建立的美術館，是黨和政府繁榮美術創作、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場所，是主要用作舉辦專業或業余美術展覽的陳列館，雖然個別也兼具收藏職能，但限于歷史條件和其他原因，對近代以來的美術實物與文獻征搜、整理和研究開展得極不充分。許多美術館作品入藏幾近被塵封，有幸出庫也僅止于短期陳列，基本談不上對其進行美術博物館意義上的敘事和研究。
進入21世紀，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優質文化建設跟進，情況隨之發生劃時代改變。一是各地公立、私立美術館興建日新月異，十余年的發展速度、數量和規模就已超出上一個百年。二是在國家和社會各方面對作為知識與精神生產的美術館要有文化擔當的明確要求和政策、資金支持下，也隨著美術館自身典藏研究梯隊的匹配或更新，在征搜、整理、修復藏品上人力物力投入的加大，美術館已開始自主拓展或者尋求學者、家屬及其他社會力量協同一體，依托館藏作品及其線索，深挖史料文獻，對可以構成學術話題的歷史對象進行美術博物館意義上的視覺敘事。這方面，京、滬、粵等地美術館近幾年已經做出了可貴的實踐和探索，其敘事方式和研究成果也廣受學界關注和社會好評。
近幾年，最受關注的是一些研究性的專題展，其在敘事方面與文本寫作有很大的不同。一是美術館盡可能通過一手文獻材料（包括出版物、檔案、照片、影像、筆記、信件、生活實物等）以及原作（含手稿、草圖等），構建起穿越歷史的視覺途徑，通過有邏輯主題、有故事線索的引帶，讓觀眾身臨其境地體驗和感知話題對象的藝術呼吸與人生遭際。二是美術館盡可能通過對既有的展覽空間和天、地、墻、聲、光、電的綜合設計，使重要作品和文獻旗幟鮮明而又符合邏輯地高標出來，突出了重點，抓住了關鍵。這種視覺敘事對時間、空間以及觀眾心理節奏的掌握，與文本寫作循序漸進、層層遞進的敘事也很不相同。
由此而言，美術館敘事是相對于文本敘事的另一種自足存在——它既能印證文本敘事，反過來也能對文本敘事提出質疑。舉例來說，在近現代中國美術的文本敘事中，常常會提到齊白石“衰年變法”得益于陳師曾的點撥，卻少見論及齊對陳的反影響。如果觀看了北京畫院美術館藏齊白石作品展，看到陳致齊“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的詩文原件，便可以通過這件實物印證文本敘事的真實性。不過，如果將《齊白石借山圖冊》——此冊齊曾向陳請教并借陳觀摩過——與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藏北平藝專中國畫陳列展中的陳師曾《畫姜夔詞意冊》聯系起來時，就不能不對齊對陳的影響有所注意了。
由衷地說，雖然這幾年美術館從業者都明確認識到讓藏品繼續在庫房里沉睡和霉變無異于犯罪，也在文化部開展的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和藏品普查等活動的倡導下，進一步加大了搜集、整理、修復、研究和策展的工作力度，但是距離美術館知識生產和美育功能的充分發揚、深度發揮還有相當的距離，基于館藏開展的近現代中國美術敘事和研究還比較粗放。具體反映在：其一，一些美術館尚沒有切實地對自身館藏近現代美術作品啟動具有前瞻性、研究性的展覽規劃和有目的、有選擇的征集充實規劃，所征集的作品和所舉辦的展覽多是因各種機緣巧合才逐步發動起來的；其二，雖然許多美術館在展覽上已能做到將文獻和作品配合呈現出來，但文獻和作品之間如何更緊密地相互關聯，文獻和作品的信息給足到什么程度，如何既能夠將文獻作為作品使用，又能夠讓觀眾從文獻中看到不同于作品的信息，若文獻缺失又需以怎樣合理合法的方式轉換和彌補等，多還是大概其、差不多、看著辦的經驗主義處理，還沒有形成嚴謹的美術史研究與展覽的視覺敘事之間有效的銜接，這直接影響到觀眾本應在美術館視覺敘事中對那種引人入勝的藝術人生與創作實踐經驗的理解和接受質量。其三，對作品和文獻所構成的美術館敘事本身（含展覽畫集的出版）投入較多，但對相關學術活動的組織和生產則比較乏力和單一，甚至流于形式，局限了美術館敘事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傳播中的充分發酵。其四，各館各自為戰，在合作方面尚未建立真正有效的共贏機制，館外研究力量不便介入，相對有效的敘事和研究經驗限于一隅，得不到及時交流。
毋庸置疑，隨著美術館的理性建設和規范發展，隨著美術館敘事和研究在不斷接受各類專題的挑戰和應戰中日益成熟，上述問題中那些和外在條件緊密相關的問題都將不會成為難題，而我們必須思考的是：應該怎樣與時俱進地開展美術博物館意義上的近現代中國美術敘事和研究，使它在不斷實踐中成熟和結果，成為與文本寫作共舞共興的侶伴，成為社會美育和優質文化生產力的主力軍。
（編輯：孫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