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盛大、熱鬧的節慶相比，這些不和諧因素看起來微不足道，不過，它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破壞力，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

　　在過往的媒體報道中，我們經常能了解到一些失范的攝影行為——攝影師不顧被拍攝對象情緒一通亂拍，拍照中為達“最佳”效果損壞公共設施，“占地黨”占位影響行人正常通行，昏暗、狹窄的公共場所內瘋狂使用閃光燈拍攝……這些行為反映了影像拍攝者長久以來存在的一種慣性思維，我們可以稱之為“特權思維”。

　　在新聞事件現場，攝影師習慣以一種“特權思維”來認知自己的拍攝行為。以此次筆者參加的該市節日民俗活動現場的拍攝“亂象”為例，我們可以分析這一“特權思維”所反映的觀念及其背后的原因。

　　首先，攝影經常被視為“客觀記錄”的工具或媒介，社會大眾對紀實攝影師的定位往往是在其“觀察者”或“記錄者”的身份，這種情況下，手持相機的拍攝者通常也常將自己視作外在于事件進程的記錄人員——不是事件的參與者，而只是躲在一旁的觀察者；而作為“記錄者”，當然有權拍下事件的每一個細節，其記錄行為也應不受外界干擾；另外，作為事件的外部人員，拍攝活動中，“自我”自然也是隱藏的。在該市民俗活動現場，攝影師大跨步邁入民俗展示隊伍中，旁若無人地進行拍攝，完全不在意會不會影響民俗儀式的進程，恐怕玩的就是這樣的“自我消失術”。

　　其次，攝影師經常被教導，要拍攝最好的照片，就要親臨現場，從紛繁的現場景象中“搶”出好的畫面。有羅伯特·卡帕等杰出戰地攝影家的珠玉在前，新聞事件現場也經常被視為“戰地”，引來攝影師瘋狂“占地”，以“搶”出“最佳位置”和“決定性瞬間”。如前所述，筆者看到民俗表演開始前，很多攝影師都提前搶好位置，端好機器，只待民俗儀式“高潮”到來——搶出來的位置，即使影響了活動正常開展也難以割舍。

　　第三，在今天，很多影像作品的生產者都有著自己固定的“粉絲群”，其作品能在社交平臺上產生一定范圍的影響力。這種情況下，一些拍攝者認為自己的“探場” “探店”是一種互利行為，是在幫對方宣傳，理應受到優待。之前媒體就爆出有短視頻“吃播”主動找到店家，想免費吃飯以幫助對方宣傳而遭到店家拒絕的新聞。在該市的節慶活動中筆者了解到，前往拍攝的攝影師除了傳統媒體工作人員、職業攝影師和游客外，還有大量的自媒體工作者。在該市某村，一位正在網絡平臺進行直播的主播，因為妨礙活動正常開展被勸出隊伍后，出言不遜，聲稱再也不來這“破地兒”，恐怕正是抱持“理應受到優待”的想法。

　　不管是出于哪一層面的思考，此類“旁若無人”“難以割舍”“應受優待”的攝影行為和觀念，都反映了“特權思維”對拍攝活動的影響。拍攝者認為自己手握“特權”，將自我身份認知和定位凌駕于一切之上，視民俗活動的主體僅僅為新聞攝影、紀實攝影或藝術生產的客體，認定自己所從事工作的價值高于他人行為的價值，甚至不惜影響民俗活動的正常開展。

　　其實，細細分析開來，以上所談“特權思維”的基本邏輯本身就是脆弱的。

　　其一，雖然攝影師確實擔負著“客觀記錄社會”的職責，以相機反映社會活動的真實進程是攝影師的光榮責任，當然，攝影師的“客觀記錄”活動也確實應受保護。但是，何為“客觀”？“客觀”的一個基本準則是不參與、不干涉，當攝影師為了拍出“好照片”而改變了現實進程甚至侵犯了他人利益， “客觀”便隨之消失不見，其所賦予的記錄特權也必然不再成立。

　　其二，“搶”，有時確實能拍出好照片，但在攝影師一擁而上的場合，“搶”出來的照片卻往往大同小異，并無多少價值——因為大家“搶”的都是同一個畫面。筆者注意到，“搶”位置、“搶”畫面的攝影現象最常出現在少數民族民俗表演活動的現場，民俗表演往往會匯聚少數民族服裝、首飾、飲食等最具特色的元素，因此成為所謂“民俗攝影”最便利的成片場景。這自然與社會公眾對某一民族、文化認知的本質主義思維和審美需求有關，與此同時，也與攝影師習慣于“候鳥式”拍攝、沒有時間扎根鄉土以充分了解被攝對象的日常生活有關。攝影師與其在民俗表演現場“搶”畫面，不如深入被攝對象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尋找更獨一無二的畫面進行拍攝。

　　其三，不能否認，當今自媒體確實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對于地方文旅產業的開發，也確實能產生極大的助益，這也是地方節慶活動的組織者不愿將遠道而來的自媒體“貴客”拒之門外的原因。但是，對于自媒體所要展示的地方，自媒體從業者從來不是“恩主”，在某地進行拍攝，既能為地方做宣傳，也能使自媒體本身贏得流量，這種互利行為是圍繞地方獨特的文化而展開的良性互動。因此，只有充分尊重地方住民、尊重當地的民俗文化，地方政府和自媒體才能產生“互利”。

　　總而言之，攝影為我們更加便利、更加充分地認識各地獨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提供了窗口，被社會公眾賦予權力打開這扇窗的人要珍惜自己的羽翼。要特別尊重不同地方的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要知道，不管是民間自發組織的民俗活動，還是依托文旅開發而進行的民俗表演，都蘊含著民俗主體對自我身份的體認和對當地文化的認同，他們理應獲得足夠的尊重；同時，在民俗現場，攝影師的職責在于以自己的鏡頭盡量客觀地反映現實，如果真有特權，那也是“客觀記錄”所賦予的特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擾民俗活動的正常進行，又何談“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