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遜談奇異性美學

　　后現代藝術家到底想要制造出什么？

　　世界正處于全球化進程中，全球化的文化邏輯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后現代主義文化。全球化即后現代，后現代產生一種奇異性美學，它拋棄了根植于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深度時間意識，只著迷于空間。空間性、事件性和理論性即是這種美學的特征。裝置藝術是奇異性美學的典范。奇異性美學的邏輯不僅體現在藝術中，也體現在經濟、社會政治中，它改變了我們的主體性和個人經驗。

　　1985年，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教授訪問北大，并進行了為期一學期的講學，開設了兩門課程，其中一門是當代西方文化理論專題課。那時他的講課薪酬是每月800元。課程從當年九月持續(xù)到十二月，講課錄音經過唐小兵博士翻譯整理后于次年正式出版，這就是《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被引用頻率最高的西方理論著述之一，也是一代學子的案頭書。杰姆遜也為中國學界打開了了解國際前沿學術的大門，中國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研究也由此發(fā)端，近三十年來中國學術的發(fā)展都與杰姆遜的貢獻密不可分。一次普通的教學活動，演繹成為中外學術交流史上重要的事件和學術現象。

　　時隔27年，2012年12月12日，已近杖朝之年的杰姆遜再次訪問中國，首站即來到北大，為莘莘學子及廣大理論研究者和愛好者帶來一場睿智而精彩的演講——“奇異性美學：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邏輯”。在杰姆遜演講前，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躍紅追憶了杰姆遜與北大的這段情緣，也帶我們走近了這位學界泰斗。這位胖胖的、溫和的老先生，繼續(xù)以其標志性的總體性視野、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刻的批判性和系統而辯證的理論論述，激發(fā)聽眾探究和思考理論問題的熱情，揭示了全球化時代文化分析和文化理論的廣闊前景和緊迫問題。

　　■從現代到后現代的轉變即是空間對時間取得了絕對優(yōu)勢，時間向空間俯首稱臣

　　“我的關于后現代主義的理論是在中國首先發(fā)展起來的。”杰姆遜說。1985年他在北大講授課程時，已經清楚地看到在藝術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一種背離現代主義藝術傳統的傾向，他用了“后現代主義”這個詞匯。但是不久之后他就意識到，他當時應該使用的術語不是“后現代主義”而是“后現代性”，因為他談論的不是某一種風格，而是一個歷史時期。在他的關于后現代性理論開始形成時，一個新的術語出現了，這就是全球化。杰姆遜所言的全球化是指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即后現代。在他看來，全球化正是后現代性的經濟基礎，而后現代性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上層建筑?，F在世界處于全球化進程中，擁有自己的文化邏輯，這種文化邏輯最突出的表征就是后現代主義文化。它與現代主義文化的本質區(qū)別就在于產生出一種“奇異性美學”。

　　何謂“奇異性美學”？在杰姆遜的講述中，這種后現代美學的最大特征是它的空間性，從現代到后現代的轉變即是空間對時間取得了絕對優(yōu)勢，時間向空間俯首稱臣，這也是他一直以來所堅持的觀點。杰姆遜認為，現代主義經典在某種深刻和生產性意義上沉迷于對時間的本質的關注，它迷戀深度時間、記憶、綿延（柏格森主義的duree）、甚至是喬伊斯的布盧姆日里的點滴瞬間。而后現代主義則拋棄了根植于現代主義作品中的深度時間意識，只著迷于空間，形成了掠奪空間、敘述空間和表演空間的一套美學意識形態(tài)。

　　■現在，什么樣的藝術都可以出現，但前提是，它的壽命必須是短暫的，它只是作為一個事件而不是一件長久的藝術品而存在

　　緊隨空間性之后的是事件性。裝置藝術是這種空間美學的典范，它不是為了流傳也不是為了收藏，而只是為了一時“做戲”，服務于當下的暫時性，它沒有風格、沒有深度意義。杰姆遜指出，許多批評家和美學家都談到了藝術品對象在今日的消失，他們不僅是在本雅明所謂的再生產性、復制和標準化意義上談的，同時也指像油畫和雕像那類更古老的最終產品的消失。裝置藝術的出現正說明這種轉變，它不再作為傳統意義上的藝術品出現，包括不同種類的藝術對象，可以是一幅畫，也可以是一堆石子、一個舊信箱、一個文本、一片墻頭涂鴉等等。作為個體，這些都不是藝術客體，每一個都因彼此依賴而成為藝術品，每一個都代表一個空間而不是現實。它們也沒有個性，裝置藝術的空間不具有傳統意義上的風格特征。它們擁有此刻，卻失去歷史。

　　后現代藝術家到底想要制造什么東西出來？對于這個困擾過不少人的問題，杰姆遜給出這樣一個答案：后現代藝術生產的不是藝術客體而是“策略”。如何理解“策略”？杰姆遜解釋道，這并不是指后現代藝術產生的過程動用了許多科技手段。裝置不是作為藝術的客體而出現，充其量是一個事件。它通過策略不斷制造事件。每一門現代藝術都有自律或半自律的藝術形式，而后現代藝術則是混合的、雜交的藝術；如同現在的藝術館一樣，裝置藝術拼湊起不同種類的東西，一次性地消費于觀眾參展時刻。在裝置藝術中，我們找不到像現代藝術那樣的終極目的和發(fā)展動力，因此后現代藝術里沒有先鋒派，它們只是一群居無定所的古怪之物。他說到：現在，什么樣的藝術都可以出現，但前提是，它的壽命必須是短暫的，它只是作為一個事件而不是一件長久的藝術品而存在。

　　■當我們欣賞這類藝術時，我們進入了一種理論的思考過程。今天的藝術家們不再創(chuàng)造藝術品，我們消費的是藝術品的概念

　　裝置藝術還體現了后現代藝術的第三個特征，即理論性——它不創(chuàng)造實體，也不詮釋概念，它與現實無關，與日常生活的經驗無關，是按照后現代理論大師們的觀念制造出來的“烏有之邦”。杰姆遜用藝術理論中使用的傳統概念諸如“靈感”、“Einfall”和“觀念”等作比，指出在新近的藝術生產中，構成新的藝術“觀念”的東西只是一項技術發(fā)現，或者為一種“發(fā)明”，后者是在一個藝術狂人搞出來點什么新奇裝置的意義上說的。他認為，今天的藝術行為是由一個聰明的概念激發(fā)的，這個概念既是形式也是內容，它需要無限地重復直到藝術家本人的名字終于成為唯一的內容。杰姆遜舉例道，徐冰曾虛構出一部書，里邊每個字都像中國字，卻又都沒有意義，徐冰的藝術可以說創(chuàng)造了一個非凡的概念，也是一個富有才智的發(fā)明，但卻不能歸入形式發(fā)明和風格創(chuàng)新之類；他的“文本”是一種理論的濃縮，但同時也有很強的視覺效果；它們并不詮釋某個概念，也不是為了冥思和智力活動而提供一些物質資料。杰姆遜強調，當我們欣賞這類藝術時，我們進入了一種理論的思考過程。我們所消費的不再是純粹的視覺和材料藝術，而是其中的觀念。他嘆稱：今天的藝術家們不再創(chuàng)造藝術品，我們消費的是藝術品的概念。事實上，我們的消費本身就像是后現代藝術的一個獨特事件。

　　■奇異性是后現代衍生資本的產物，后現代政治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奪

　　杰姆遜教授也提醒我們注意，對后現代藝術的理解、對奇異性美學的把握不能離開經濟、政治層面。奇異性也是一種經濟現象，它是后現代特定的經濟、即所謂衍生資本的產物。衍生資本擁有后現代藝術邏輯：它來自銀行家們大膽妄為的“理論”構想；每一個衍生資本的運作方式都像一個“事件”，不可重復；其危險不能被預測，其破壞無法防范。由于金融資本的作用，在信息化的時代，甚至未來都可以被打包進行買賣，換言之，空間的距離正在被翻譯為現實的時間性的共存，時間正被空間消滅而趨于終結。此外，社會政治層面也發(fā)生了以奇異性為名的反對普遍性原則的運動，時間政治轉向空間政治也即地緣政治。房地產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簡而言之，后現代政治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土地掠奪。這一切變化歸于土地的商品化和殘余的封建制以及農民階層的消失。而全球化加速了土地商品化，這也促使空間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意識形態(tài)的原因。

　　■后現代中的主體因喪失了綿延的歷史感而變得鼠目寸光，身體是資產階級文化在消耗殆盡之前的最后現實

　　后現代的奇異性也帶來了主體性和個人經驗的重大改變。杰姆遜指出，我們對時間的經驗正被替換為對空間的經驗。我們還都可以感受到時間，那么為什么時間感要屈從于空間的統攝呢？杰姆遜指出，柏格森、托馬斯·曼和普魯斯特等這些現代主義者都迷戀深度時間，這種迷戀實際根源于現代化進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遲緩的鄉(xiāng)村時間和令人眼花繚亂的都市及工業(yè)化節(jié)奏共存的情況。因此，后現代則是現代化的完成，是鄉(xiāng)村消失的結果。在更充分的現代化中，工業(yè)勞動力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區(qū)分都被抹去。每個人都是消費者，每個人都成為雇傭者，一切東西都進了購物中心，空間不過是表面的無限延展。作為時間現象的差異讓位給同一性和標準化。并且，不平衡發(fā)展在過去是由區(qū)域和民族國家體制造成的，現在則是由全球化造成的，文化自身成為不平衡發(fā)展的一個空間。

　　時間到哪里去了？它停滯于我們瞬間擁擠的手機電話和短信發(fā)送中，在西雅圖、東歐、勝利廣場和威斯康辛的人群里，只是此刻和現在，不再是綿延的時間政治里的時間。“時間的停滯嚴重地改變了或切割了人類的經驗。”杰姆遜講到。他提到，故事片導演肯·羅素曾在二十世紀指出，二十一世紀一部電影的標準長度不會超過十五分鐘。這種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類似的現象在大眾文化里屢見不鮮。杰姆遜將此稱之為時間性的終結，一切終止于身體和此刻。值得尋找的只是一個強化的現在，它的前后時刻都不再存在。而后現代中的主體因喪失了綿延的歷史感而變得鼠目寸光，他們十分脆弱、被拋置于蕓蕓眾生之中以致認同都非常困難，生存境況不可能不發(fā)生重大變化，因而走向朝現在和身體縮減的過程，在杰姆遜看來，身體是資產階級文化在消耗殆盡之前的最后現實，是轉變、變化和變異的最后發(fā)生地，是主體的昂揚自信的激情消退后殘留的一點點心情。

　　杰姆遜指出，在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再有對時間政治的需要，一切都變成了空間占有問題而不是歷史進步問題，現在很難想象在資本主義體系之外還有什么東西等待著我們，但是人們需要展望未來。

　　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是27年后的重聚。這次由北京大學主辦、北京大學中文系和北京大學批評理論中心承辦的演講，屬于北京大學“大講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是校方最高榮譽的講座，也是對老友的歡迎。在演講之后，杰姆遜與他的弟子、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旭東做了對話，并悉心解答現場聽眾的問題。配合杰姆遜演講，為推動國內文學批評、文化理論學科發(fā)展，12日至13日北大中文系、北大批評理論中心、《人民論壇》雜志社特別聯合主辦了“杰姆遜與中國當代批評理論”學術研討會，吸引了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二十余所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理論研究者參與研討并提交論文，圍繞杰姆遜思想研究、反思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狀況、反思中國后現代文化研究、關于第三世界文學的問題等議題展開了務實而富有成效的對話與討論，杰姆遜的演講也引發(fā)了與會者新的思考。杰姆遜參與了13日的研討會，并與與會代表對話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