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這話聽起來有些夸張，但從某個角度看，確實有些道理。
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是一個客觀的存在。然而，中國文學若不經過漢學家、翻譯家的努力，那么它作為世界文學的構成部分就很難實現。如同一件商品肯定是有價值的，但這件商品如果不與購買者發生聯系，商品的價值就難以實現。
這兩年，圍繞翻譯問題，有很多爭論，有各種說法。有爭論是件好事，爭論得越熱鬧，越能促進一件事情的進步與發展。
翻譯是技術問題，也是學術問題，更是情感問題。要把中國文學準確地、傳神地翻譯成外文，應該不斷加深翻譯家與中國作家之間的了解，也要加深翻譯家同行間的了解。
關于翻譯的爭論，很多是技術問題，它的根本問題是學術問題。翻譯的基本原則還是“信、達、雅”。有人說翻譯家是“暴徒”，或是“叛徒”，我認為翻譯家要做“信徒”。“信徒”符合翻譯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準確，可信。
我讀過好幾個版本的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著作《靜靜的頓河》，對其中有些細節記憶深刻。翻譯家金人先生的版本里，寫馬煩躁不安地不斷地“捯”動蹄子，后來我看到有些譯本寫成馬煩躁不安地“移動”蹄子，雖然語言也很準確，但是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作為一個讀者，感覺“捯”字更加傳神，更加符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
另一個細節是，小說里女主人公阿克西妮亞在與葛利高里逃亡時，葛利高里提醒她要注意提防胯下那匹馬的毛病，說那匹馬喜歡低頭咬騎馬人的“波羅蓋兒”。我們都知道“波羅蓋兒”指的是“膝蓋”，后來有的譯本寫“膝蓋”。但是作為讀者，我更喜歡“波羅蓋兒”，這是很生動、形象的口語。
將中國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外國語言的時候，翻譯家也會面臨很多諸如“捯”、“移動”，“波羅蓋兒”、“膝蓋”的問題。作為中國作家，我希望你們“捯”，希望你們“波羅蓋兒”?？偠灾?，這是一個語言問題。
另一個爭論是翻譯家在翻譯過程中是否需要投入情感的問題。有一些漢學家認為應該是“零度翻譯”“零度情感”，把翻譯當做純粹的技術工作。而當翻譯家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打動，作品中的人物命運引發他內心深處情感的強烈共鳴，那么此時他的翻譯就是帶著情感的翻譯。我還是傾向于后者。翻譯家如果真的喜歡一部作品，就必定會與作家的情感建立某種共鳴，與書中人物的情感建立共鳴。這種情況下的翻譯必然是情感投入的翻譯，在文學翻譯中，完全的技術翻譯其實并不存在。
翻譯中的情感投入，應該取得與作家情感的一致性，取得與作品中人物情感的一致性，這樣做的難點在于社會文化背景與語言的差別所導致的誤讀。作為讀者，在閱讀作品時有可能會有誤讀，即便是中國讀者閱讀中國作家的作品也會出現誤讀。作家希望傳達一種意象，而讀者可能品出另一種味道。誤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也是語言的魅力。我們希望翻譯家在翻譯時與作家的情感保持一致，即便有誤讀也沒有關系，有時誤讀也是美麗的。當然，我認同翻譯家應該投入感情，而這是以準確為前提的。
我非常感謝翻譯家的工作。沒有翻譯家，中國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很難實現。然而，作為作家，寫作的出發點是明確的。我首先是為中國讀者寫作，甚至有些作家認為，我就是為自己而寫作，這都是可以的。為自己寫作，未必不能寫出偉大的作品；為全世界人民寫作，也未必能寫出偉大的作品。寫作的時候，應該充分地保持一種個性，保持一種原創性。我在幾年前就談到，為人民寫作也好，為自己寫作也好，但就是不能為翻譯家寫作。
我們要將讀者當做上帝、當做朋友，但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要將翻譯家當做“對手”，當做“敵人”，就是要給他們制造難題，就是要讓他們翻來覆去地斟酌、思慮。當然故意地制造一些翻譯障礙沒有必要，寫作的時候要充分發揚自己的語言風格。當某個方言、土語可能會給翻譯家制造困難，但用在這里又非常恰當，能準確地傳達出作家當時的情感，有益于塑造人物性格時，還是應該用的。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應該為了讓翻譯家更方便而放棄自己的語言風格，這樣得不償失。我們也應該相信翻譯家的才華和智慧，作家的作品不論具有多么鮮明的語言風格，也都能夠找到方法進行翻譯?！ ?/p>
翻譯工作確實非常難，真正的翻譯還是富有創造性的，這種看法也受到一些質疑。有些看法認為，翻譯家是不能創造的，翻譯家的工作是技術性的。我說的創造是有限定的，把一種有風格的語言轉譯成自己國家的語言時，能夠比較傳神地、相對應地讓原作的語言風格得以呈現，這就是一種創造。
我們在閱讀大翻譯家譯成中文的外國文學作品時，并不會對翻譯家產生懷疑，我們閱讀時甚至會忘掉翻譯家。前幾年，有很多中國翻譯家翻譯出來的拉美文學作品，例如馬爾克斯的作品，這種語言和我們慣常見到的語言風格不一樣，令我們耳目一新。我們下意識地認為這就是原作者的語言風格。我們在讀翻譯成中文的巴爾扎克、雨果等法國一些偉大作家的作品，也認為原作的語言就是這樣。這樣一種語言，我認為也是漢語文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