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真正的人

——從易烊千璽的表演看殘疾人影視形象的塑造與表達

　　易烊千璽憑借《小小的我》中“五慢癥”患者劉春和一角捧起第38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主角獎杯，他飾演的角色豐富了中國電影殘疾人形象的塑造與表達。劉春和——這個在爬樓梯的踉蹌中登場、在模糊不清的發音里傾訴、在不尋常肢體上綻放生命韌性的角色，在他的演繹中，使殘疾人形象從“符號化標簽”走向了“生命化主體”。頗具影響力的青年演員對殘疾人生命經驗的深刻詮釋與塑造，金雞獎對這一創作的高度肯定，激起關于生命尊嚴、藝術本質與社會認知的層層漣漪，讓我們重新審視：電影究竟能為人類的精神世界帶來怎樣的啟迪與超越？

　　“再現”是表演藝術對生命真相的直抵

　　劉春和這個藝術形象，是對易烊千璽表演藝術的考驗。表演藝術的至高境界，永遠都不是對自我形象的固守與美化，而是對不同生命形態的深度潛入與真誠再現。易烊千璽對劉春和的塑造，不是“自毀形象”，而是進入這個生命體，去完成一次經過生命體驗的重新塑造。在真正的藝術創作中，沒有“自毀”的演員，只有“重生”的角色。演員的使命，就是褪去自身的所謂人設標簽和個性特質，讓另一個生命在自己的軀體里呼吸、悲歡、掙扎、生長。

　　1956年，安東尼·奎恩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敲鐘人卡西莫多，成為影史不朽的經典。這個駝背、獨眼、耳聾的形象，在奎恩的演繹下，成為兼具野性與溫柔、執著與純粹的完整生命。奎恩從未將這次表演視為對自身形象的破壞，而是全身心沉浸在角色的命運軌跡中。這個形象之所以今天依然震撼人心，正是因為演員放棄了對“自身形象”的執念，選擇與角色的生命深度共振。

　　易烊千璽在劉春和這個角色的創作上，延續了電影表演藝術的優秀傳統——從影片開篇爬樓梯的第一個鏡頭起，他就把自己的身體當成劉春和生命的載體：佝僂的脊背承載著命運的重壓，模糊不清的發音傾訴著內心的渴望，扭曲的步態丈量著生存的艱難，緊緊摳住扶手的手指凝聚著對尊嚴的堅守……這樣的塑造實現了對一個“五慢癥”患者日常生存狀態的真實還原，是演員將自身完全交付給角色的藝術勇氣。

　　相較于易烊千璽以往塑造的角色，劉春和的殘疾人特征對表演提出了較高要求。《少年的你》中的劉北山，帶著青春期的叛逆與脆弱，其情感表達有著強烈的爆發力；《滿江紅》中的孫均，藏著江湖的隱忍與決絕，其魅力在于克制中的張力；《長津湖》中的伍萬里，有著青年人的懵懂與成長，其表演貼近大眾對青春的認知。上述這些角色對易烊千璽來說，無論是性格把握，還是情感拿捏，都處在同齡人可掌控的范疇。而對于劉春和，易烊千璽不得不面對如何突破身體表達常規邏輯的問題。“五慢癥”患者的肢體動作絕不能被當成是簡單的“不正常”，而應看到其自身生理節律與情感的關聯；其語言表達也不能單純理解成“口齒不清”，而應發現其思維與生理限制的復雜交織。易烊千璽不僅精準復刻了“五慢癥”患者的形體特征，更在拍攝期間每日承受身體的酸痛與疲憊，收工后需通過復健與筋膜放松緩解肌肉緊張。這種付出，超越了表演技巧的范疇，進入表演藝術必備的生命體驗空間。

　　表演如果只是完成了對角色的“仿刻”，不僅靠不住，也絕對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藝術。表演藝術的真諦在于，必須在角色塑造的過程中完成一次對生命的“再現”。

　　易烊千璽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掙脫了“演出來”的枷鎖。在《小小的我》中，他的肢體動作擺脫機械的模仿，而用與角色內心狀態的同頻共振，實現自然流露；他的微表情直接抵達真實。這種表演，讓劉春和成為有喜怒哀樂、有夢想渴望、有尊嚴堅守的完整而鮮活的個體。

　　成功塑造角色的路徑其實并不復雜，那就是真誠地走近人物，運用表演藝術特有的文化視角，賦予角色文化的含義和命運的必然性。每一個人物形象，都需要用文化的視角來重新認識、理解和塑造。易烊千璽以其對表演藝術的真誠做到了這一點。

　　深度挖掘生命存在 重新詮釋生命價值

　　藝術的終極價值，不在于技巧的精妙或形式的炫目，而在于通過獨特的審美體驗，讓人們重新認識人與世界的關系。

　　《小小的我》之所以引發廣泛社會共鳴，正是因為易烊千璽通過劉春和這個角色，重新詮釋了生命價值，重新審視他們如何跨躍生命困境，成為“生命的歌唱家”“陽光的體驗師”“夢想的揚帆人”。

　　易烊千璽通過生動的表演，對生命存在進行深度挖掘。作為“生命的歌唱家”，劉春和的“歌唱”并非通過嘹亮的嗓音表現實現對命運的抗爭，而是通過頑強的生存姿態展現生命的韌性。他拖著殘疾的身體求職、求學，在咖啡店笨拙卻認真地學習服務技能，在老年合唱團中用不標準的節奏敲擊鼓點，在日記本上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這些看似平凡甚至艱難的舉動，都是對生命最深情的吟唱。易烊千璽用克制的表演，讓這種“歌唱”充滿了力量。

　　殘疾人作為“陽光的體驗師”，有著對世界最敏銳的感知力。易烊千璽將這種敏銳的感知力展現得淋漓盡致。當公交車上有人對他出言不遜時，他眼神中滿是隱忍與委屈；當外婆以“劉老師”稱呼他、肯定他的理想時，他眼中難掩喜悅與感動；當雅雅回應他的情感、愿意與他平等相處時，他綻放出羞澀而真誠的笑容。這種表演，讓人們看到他們作為“人”的真實情感狀態——既有對艱難的畏懼，也有對美好的向往；既有對自我的懷疑，也有對尊嚴的堅守。

　　而作為“夢想的揚帆人”，殘疾人的每一次嘗試，都是對命運的挑戰，都是對尊嚴的捍衛。易烊千璽著重展現了劉春和在追求夢想過程中的主動性。雖然劉春和最終沒有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但他完成了自我蛻變，從自我走向自信，這種精神成長，正是夢想的本質。殘疾人的夢想，往往比健全人更加沉重，也更加動人，因為它承載著打破偏見、證明自我的重量。這種深層的詮釋，讓《小小的我》超越了一般的勵志電影。它沒有將殘疾人塑造成需要同情的對象，而是將他們還原為真實的人，讓觀眾真正理解他們的境遇與情感。

　　實現表演藝術對人性本質的追問

　　《小小的我》讓人重新關注：表演藝術的目的是什么？或許很多人在觀看這部電影時，會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感動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在劉春和身上，看到了進取向上、突破局限、實現夢想的力量，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激勵人的結論；或許很多人看到了對生活的向往、對愛情的渴望，可能得出表演藝術的目的是展現人對美的追求的結論。易烊千璽以一種更為深刻和全面的方式，把表演藝術在揭示人性、探索生命意義方面的巨大潛力呈現給了人們，讓“小小的我，真正的人”這一主題直抵人心。

　　長期以來，身體殘疾帶來的生理限制、心理枷鎖，讓殘疾人在社會中往往面臨著雙重困境，在文藝作品中則或被塑造成悲情者，或被塑造成勵志的英雄，這樣的形象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易烊千璽塑造的劉春和，打破了常見的塑造模式，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劉春和的詩人身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他用歪斜的字跡書寫情詩，用質樸的語言表達對世界的感知。易烊千璽在表演中，將這種詩意與現實的張力展現得恰到好處。

　　《小小的我》通過劉春和的故事，呼吁社會正視殘疾人的真實需求。影片上映后，相關單位和群體發起聚焦殘障人士權益保障的公益倡議短片《苔花公約》，推動無障礙事業的發展；相關話題“對600萬人說慢一點沒關系”登上熱搜；為消除“腦癱”一詞帶來的認知偏見，有關人士與團隊倡議將“腦癱”更名為“五慢癥”。

　　回望中國殘疾人題材電影的發展歷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與思想觀念的解放，殘疾人形象逐漸展現出自身的主體性。《黑眼睛》中的丁麗華、《贏家》中的常平，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夢想的個體。而《小小的我》中的劉春和不僅是獨立的個體，更是具有文化象征意義的生命存在。“劉春和”們的故事引發社會對殘疾人的廣泛關注與深刻反思，也讓人們看到了表演藝術在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文化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

　　（作者系湖北廣播電視臺首席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