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情懷 大家風范
2003年，羅揚在黃山采風
1955年，中國曲藝研究會部分同志在北海公園，右起第三人為羅揚
日前，中國文聯“晚霞文庫”為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曲協名譽主席羅揚出版了第三部個人文集《曲藝耕耘錄》（第一部為《新曲藝文稿》，第二部為《曲藝創新錄》）。同時，中國文聯和中國曲協舉辦了“祝賀羅揚同志從事曲藝工作60周年暨《曲藝耕耘錄》出版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界人士及羅揚的老朋友和老部下集聚一堂，回顧總結羅揚同志從事曲藝工作的實踐經驗，研究探討羅揚同志曲藝生涯的獨特貢獻，借此推動我國曲藝事業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持續繁榮與健康發展。
羅揚同志是我國著名的曲藝活動家、曲藝編輯家、曲藝評論家和曲藝方志學家。他1945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1951年起，歷任中國曲藝改進協會籌備委員會秘書，北京市文聯《說說唱唱》月刊編輯，中國曲藝研究會秘書主任兼創作編輯室主任，《曲藝》編輯部主任，文化部藝術局戲劇處負責人，中國京劇院負責人，中國曲藝家協會常務副主席、書記處常務書記、黨組書記，中國文聯黨組成員，中國曲藝家協會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榮譽委員，中國曲藝家協會名譽主席，全國政協第八、九屆委員；兼任《曲藝》雜志主編、編審，中國曲藝出版社總編輯，《中國曲藝志》主編，《當代中國曲藝》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曲藝》主編，中國說唱文藝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學會副會長，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等，為我國曲藝事業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06年，他以對我國曲藝事業的卓越貢獻，被中國文聯和中國曲藝家協會授予“中國曲藝牡丹獎·終身成就獎”。由他從事革命文藝工作特別是從事曲藝工作的人生履歷看，他堪稱新中國曲藝事業繁榮發展的始終參與者和特殊見證人；從他對曲藝事業的熱切情懷和諸多貢獻看，他堪稱曲藝界建樹頗豐的卓然大家。
日前，中國文聯“晚霞文庫”為他出版了第三部個人文集《曲藝耕耘錄》（第一部為《新曲藝文稿》，第二部為《曲藝創新錄》）。同時，中國文聯和中國曲協舉辦了“祝賀羅揚同志從事曲藝工作60周年暨《曲藝耕耘錄》出版座談會”。來自全國各地的文藝界包括曲藝界諸多知名人士及羅揚同志的老朋友和老部下集聚一堂，回顧總結羅揚同志從事曲藝工作的實踐經驗，研究探討羅揚同志曲藝生涯的獨特貢獻，借此推動我國曲藝事業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持續繁榮與健康發展，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筆者在為羅揚同志感到由衷高興的同時，更為曲藝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當下狀況感到欣慰！因為，座談會的舉辦，不僅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曲藝界乃至整個文藝界團結和諧的祥瑞局面，也展現出我們的文藝事業敬老追賢、承前啟后的發展景象。
心向曲藝 筆耕不輟
作為與新中國曲藝事業基本同步的一位曲藝活動家，羅揚同志在中國曲藝家協會及其前身中國曲藝改進協會籌備委員會、中國曲藝研究會和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等特殊的組織和領導崗位上，度過了自己的大半生，基本上見證了新中國曲藝事業迄今為止的整個發展過程。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下放勞動和粉碎“四人幫”初期在文化部藝術局戲劇處及中國京劇院的一段工作時間，離休之前的絕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在中國曲藝家協會和中國文聯黨組的組織和領導崗位上度過的。特別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曲藝界的許多全國性重大藝術和學術活動，包括“中國曲藝節”和“全國少數民族曲藝展演”的創立、舉辦及《中國曲藝志》的編纂工作等等，都是在他的直接參與、組織、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即使是在離休之后，也是心向曲藝，筆耕不輟。不但以七八十歲的高齡，積極參加全國范圍許多重要的曲藝藝術與學術活動，而且撰寫發表了大量富有文獻價值和學術含量的珍貴回憶錄及評論文章。回顧羅揚同志的曲藝工作生涯，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回望和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新時期以來曲藝事業的發展道路；羅揚同志因其特殊的工作崗位和人生履歷，庶幾成為當代中國曲藝的一部活“史書”。召開這樣的座談會，因而不只是對羅揚同志個人的祝賀與總結，也是對新中國曲藝事業60多年發展歷程的別樣審視與省思。
作為曲藝編輯家，羅揚同志不僅先后參與并長期主持了《說說唱唱》與《曲藝》雜志的編輯工作；而且主持開展了《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曲藝》卷、《當代中國曲藝》《中國新文藝大系·曲藝卷》和“中國說唱文藝叢書”等的編纂工作；參與創辦并直接主持了中國曲藝出版社的書刊編輯與出版工作。期間付出的大量心血和甘為他人作嫁衣的奉獻精神，有他親手編輯的諸多書刊為證。
曲藝評論 影響深遠
作為曲藝評論家，羅揚同志在自身特殊的工作崗位上不僅參與組織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全國性曲藝學術研究活動與藝術創作會議，而且撰寫發表了大量的曲藝評論與言論性文章，先后集成出版了《新曲藝文稿》《曲藝創新錄》和《曲藝耕耘錄》三部個人文集。其中的大部分篇章，合時而著，緣事而發。比如，《新曲藝文稿》收錄的早期文章，對于推陳出新的體會占據了主要的篇幅；《曲藝創新錄》主要收錄新時期的文章，推介新作、扶持新人、倡導創新是其主旨；而收錄新近之作的《曲藝耕耘錄》，除了那些具有重要史料文獻價值的珍貴回憶錄外，還有許多篇章，針對一個時期以來曲藝革新和創演中普遍存在著的“戲劇化”、“歌舞化”和“雜耍化”等偏頗現象，對于深刻繼承曲藝傳統的大聲疾呼，成為他此一時期評論寫作的重要思想。其他如社評言論（為《曲藝》雜志撰寫）、學習心得（學習貫徹黨的文藝方針及陳云同志文藝思想）、序言報告等等，題材廣闊，體裁多樣，內容宏富，思想豐贍，值得認真拜讀和仔細體會。
曲藝方志 深入全面
作為曲藝方志學家，羅揚同志自1986年起在領導《中國曲藝志》的編纂工作期間，恪盡職守，殫精竭慮，親自主持了幾乎所有的重大編纂會議和審稿工作，并團結帶領大家，在繼承和借鑒古今修志傳統與思想的基礎上，結合曲藝的專業特點與學科內涵，摸索形成了一整套有關曲藝方志的編纂思想與理論。20多年間，不僅與總編輯部的同仁一道，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在各地方卷編纂同行的鼎力協助下，接觸和梳理了數百上千個古今曲藝品種的文獻史料與口碑資料，而且將這些文獻資料按照曲藝方志的編纂要求，進行了“詳其史實，明其源流，精其論斷，嚴其體例”的學術整理，完成了除臺灣省外以1985年的全國省級行政建制為單位分別立卷出版的各個地方卷本。使對全國56個民族幾乎所有曲種的發展源流、節目留存、音樂唱腔、表演形態、舞臺美術、機構班社、演出場所、行藝習俗、文物古跡、報刊專著、軼聞傳說、諺語口訣以及大事年表、人物傳記等等的研究與記錄，學理化、體系化而為可以傳之后世的文獻專著。這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因而被稱作我國曲藝在全國范圍內的第一次最廣泛、最深入、最全面和最系統的空前大普查、大挖掘、大整理和大研究。其巨大貢獻和深遠影響，不只體現為編成出版了共29卷約3000萬言的曲藝方志叢書，而且體現為創立了一個“曲藝方志學”的分支學科。換句話說，在羅揚同志的親自主持下，《中國曲藝志》的編竣，對于摸清中國曲藝的歷史家底，考訂已知曲種的源流關系，廓清曲藝學科的構成邊際，健全曲藝文化的知識體系，發掘整理和記錄保存有關曲藝的文獻資料，聚攏鍛煉曲藝研究的學術隊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徹底改變了由來曲藝“有史無書”的貧困面貌，而且為曲藝學的真正確立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學術基礎。
羅揚同志之所以能夠在組織領導，編輯出版、研究評論和學科建設等諸多方面，作出如此巨大的綜合性貢獻，除了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做事原則，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理想追求，十分注重事業發展的大方向，嚴格秉持藝術繁榮的大追求，從而作出常人難以企及的大成就與大貢獻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由和品格，就是他熱愛曲藝事業、堅守曲藝陣地、堅持曲藝本體和堅定曲藝理想的事業情懷。如果沒有這種對于曲藝事業的特殊熱愛與不渝追求，要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與貢獻，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也是羅揚同志的工作履歷帶給每一個曲藝工作者的重要啟迪，也是一位老曲藝工作者留給后來者的寶貴精神財富。
特別是在跟隨羅揚同志編纂《中國曲藝志》的20多年時間里，他做人、做事、做學問既堅持原則不動搖、又實事求是看條件的處事風格和工作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辦事較靈活，原則不讓步；小事顧大局，大事不糊涂的行事風格，在當年面對中國曲藝出版社被粗暴撤并的事情上表現得尤為鮮明。其中的一些細節，在《曲藝耕耘錄》的相關篇章中有著詳盡的記述。正是這種堅定的立場、執著的精神、恒久的追求與不渝的情懷，造就了他的巨大貢獻，成就了他的大家風范！
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羅揚同志的文風同樣值得我們學習。僅以《曲藝耕耘錄》中收入的文章為例，大都富于文獻性、具有史鑒性、充滿思想性。“文獻性”是說，其中的許多篇章組合起來，幾乎可視為“個人視角的當代中國曲藝史”或“簡明中國曲藝家協會發展史”；“史鑒性”是說，許多回憶文章對于往事的追述，具有昭示未來的作用與意義。他對新中國曲藝事業乃至整個文藝事業的殷殷工作情與拳拳忠貞心，點點滴滴，浸染期間，感人至深。特別是許多回憶文章，記述往事客觀冷靜有分寸，仔細品讀微言大義動人心！思想性則是說，他所撰寫發表的幾乎所有曲藝評論與言論性文章，均有的放矢，言之有物，針對性強，語重心長。不僅曉之以理，而且動之以情；既講原則性，又富建設性。凡此無不表明，他的學風是端嚴的，文風是正大的。在他的筆下，語言的簡潔樸素與表達的實事求是互為表里：以述帶思、論從史出、立足事實、注重理據；所涉內容均有出處，時間、地點、人物、事件以及來龍去脈、淵源流變詳盡明晰；有褒貶，有臧否，不虛浮，不含糊；思想清澈，愛憎分明。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在當今這個比較浮躁的時代里學習和借鑒！
（編輯：歐陽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