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文化的“源”與“流”——讀《儒學·書院·社會》
《儒學·書院·社會》 肖永明 著 商務印書館
李弘祺（Thomas H.C.Lee）曾專論宋明時代書院、社會及地方文化的發展，認為在書院的刺激下，區域共同體內的教育發展和文化生活的豐富才有可能，區域共同體才有可能凝聚成一個在知識及信仰上與國家主流思想連為一體的社會，地方精英、家族組織的健全發展由此有了一個堅實的基座。就書院所發散的公共交往、學術傳承與社會教化的功能而論，它是中國中古時期極為重要的文化媒介。肖永明的《儒學·書院·社會》彌綸群言，研精一理，對書院從知識生產到學術體系構建的功能，書院與新興理學學術思潮之間良性互動的關系，引領書院發展的社會動力以及書院與社會政治的關系均作出了思考。
一
書院史文化研究，有必要從文化與社會結合的視閾，討論文化形態的產生與發展。如果文化是“流”，則社會之整體背景便是“源”，惟“流”與“源”之間的互動發展，構成文化之完整的社會—歷史運動過程。本書對書院的興起與唐宋之際社會文化環境關系的闡論深刻而準確。科舉制度下社會流動的加速及社會成員對文化的崇尚，印刷技術的進步與文化的下移，官學教育系統的衰落和私學教育系統的興盛，四者構成了唐宋之際書院勃興的背景性因素。新理論—經典系統的形成總是伴隨著新的知識生產—教育傳播系統的誕生。在知識生產方面，儒學從先秦以降，歷經漢代董仲舒、揚雄大一統敘述方式與重訓詁、重家法的語言—歷史解經學的混合，到宋代從解經方法、言說風格、文本寫作等多方面擺脫了漢唐的正統模式，新辟出與時代相適應、貼近中下層社會的新風格。在知識生產創新的同時，儒學并非徹底與舊傳統斷絕，而是最終良好地實現了統合，如在經學這一專門的知識領域，舊的訓詁解經方法與新的義理解經方法在更具時代性的話語中獲得了整合。宋代以降，儒學有效地進行了科舉改革、刻印書籍和講學方式變革等全方位的文化運動，使得新的知識生產通過有效的途徑再建文化的傳承體系。儒學的知識生產與教育傳播也統合為一個能動的系統，這里，書院的紐帶作用清晰可辨。 二
書院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制度的最終確立，使傳統的教育發生了質的深刻變化。其作用不僅推動了教育由上層貴族壟斷向下層社會的普及，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而且與宋代理學這一新興的學術思潮互為依托，形成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強化了二者的存在價值與生命力，亦有利于理學精巧高深的經典解釋學學術體系的建構與最終絕對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地位的確立。《儒學·書院·社會》回答了理學各學派為何均熱衷于建置書院，理學為何要依托書院教育而展開這些令人關切的問題；認為理學教育理論的一大特性就是堅持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的一致性，體現為道德論與知識論、目的論與價值論的統一。而欲有助于此種學術宗旨與教育宗旨的實現，就必須使士與利祿相分離，學校與科舉相分離。官學的廢棄和腐敗，已難以承擔復興儒學道德理想的重任，以追求知識和以道義為己任，惟書院能擔當。理學學術思想影響并規范了書院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書院作為教育基地和學術中心，有著頻繁和豐富的教學活動和學術研究，反過來對理學學術思想的形成，也有深層次的促進作用。德國思想家洪堡（Von Humboldt）認為，大學是以純學術研究為任務的教育機構，應實施普遍人性與個體化教育，要向社會提供具有完美人性的人。大學應兼顧研究與教學，不應受政府及其他外界勢力的干擾，而應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和學校自治。通過本書的闡述，我們發現，宋代以后的書院至少初步具備了洪堡有關大學理念的要素。在書院里，導師有從事思考、研究、發表和傳授其對“真理”探索結果的權利，不受其他規制或權威的干涉與控制。如此，方能促進學術與學術共同體的良性互動，方能更好地培育人才。
三
祭祀是書院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藏書、講學一起并稱為書院的三大事業。在書院活動過程中，祭祀活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祭祀功能不斷發展、演變，成為維系書院文化極為重要的內容。本書深入探究了書院祭祀的文化內涵，指出書院祭祀活動本質上是文化傳播的過程，它注意吸收官方儒學的祭祀形式，并根據其自身發展的需要，不斷融合時代文化，注意保持學術傳承。作為符號崇拜儀式，書院祭祀活動體現了儒家等級社會的特點，又在具體的典禮過程中融合了日常生活規范，在儀式中展現出多重社會意義。它不但為書院教育者提供了道德實踐的場所，也通過符號形象闡釋了儒家學術思想的時代演變。書院祭祀立足民間社會，向普通民眾開放，為信息閉塞的鄉村社會提供了一種可貴的文化傳播途徑。民眾對于祭祀儀式的理解、吸收和傳播，對于社會禮儀、道德規范和民間習俗都產生了持久而廣泛的影響。書院祭祀與儒家道統一節，尤其彰顯出作者的問題意識，其解析亦令人信服。
我們知道，唐宋社會轉型下知識與意識形態正統體系的再建，是在中下階層崛起、世俗化程度增強、地方獲得較前代更加發育的背景中展開的。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地方雖然在訴求上呈現出張力，但并不存在地方有意疏離甚至對抗國家的基本傾向。相反，唐宋以降的士商階層，他們在地方經營的主導傾向仍然是尋求與國家意志的配合，在價值觀上國家與地方表現出的是共建共生的訴求，這里面，書院起到的作用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國學院副院長）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