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談這個題目之前，先要說說什么是“古文字”，什么是“出土文獻”。
“古文字”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主要指秦始皇統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漢字，時間范圍大體就是先秦時期。這一時期的漢字，因無字書記載，每個字相當于今天的什么字，是需要古文字學家作出考釋的。而秦統一以后，漢字進入了易識的隸書階段，加之東漢許慎寫了一部收有一萬多字的著名字書《說文解字》，所以秦以后，絕大多數漢字無需特別考釋便可認得了。因此，雖然秦漢時代也還在“古”的范圍內，但其文字原則上已不在“古文字”范疇內了。不過因為出土的先秦、秦漢文字資料往往互有聯系，古文字學所研究的對象有時也很自然地包括了秦漢文字。
學術界所說的“出土文獻”，一般包括甲骨文、銅器銘文（也稱金文）、簡牘、帛書、石刻（或寫）資料等。那些單件字數較少的資料，如陶文、貨幣、璽印、封泥等，有時也被包括在內。這當然是比較寬泛的概念。嚴格一點的話，似特指簡帛類文獻。《墨子》屢言“書于竹帛”，這里所說的竹帛，就相當于今天的紙張。已出土的簡帛類文獻大致有傳抄經典、個人著述、公牘文書、卜禱記錄、葬品清單等等。
如就狹義的古文字研究來說，它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所有出土先秦文字資料中不認識的字辨認出來，進而把那些資料中讀不懂的話變成能讀懂的話。只有在此基礎上，方能將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運用到諸如社會歷史、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其他層面的研究中去。
要完成這樣一個“前提性”任務，學者都用了哪些方法呢？總結起來，約有四種。
一是據后世字形反推。跟世界上其他古老文字不同，漢字是唯一的“活”文字。從古到今，漢字雖有字體、結構等變化，但一脈相傳，從未消亡。而其他古文字，如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等，則絕無“后代”，早已成死文字。故釋讀古漢字的優越條件就是可以從后往前推。《說文解字》已給出的小篆、古文等字形，便是反推的起點。此外，宋人留下的那些專門收集傳抄古文的書籍，如《汗簡》、《古文四聲韻》之類，也是學者辨認古文字的利器。漢字的一個特點是，大多數字是由偏旁組成的，認出一個偏旁，便可舉一反三。
二是比對傳世文獻。中國的傳世文獻，大體上是秦以后數量漸多。秦以前的，則是春秋戰國的稍多，商和西周的偏少。過去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雖然不可能跟整部整篇的傳世文獻相對應，但字詞、語句甚至段落相同或相似的機會仍然不少。如幾版記載東南西北四方名和四方風名的甲骨，因其內容見于《山海經》和《尚書·堯典》等古書，學者便據此得以釋出好幾個疑難字。而近二十年來所發現的戰國楚簡中，更有一批見于傳世文獻的經典，如《周易》《老子》《緇衣》等等，這為學者快速釋讀楚文字并連帶破解其他疑難古文字創造了空前的條件，有學者甚至稱如發現“字典”一般。
三是找出古文字自身的構成和演變規律。學者在接觸研究了一定數量的古文字之后，自然會發現古文字自身存在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這種情形是任何學科都會遇到的。于是考察總結其規律，并據以破解疑難古文字，便成為一種最能體現學者功力的高級方法。過去郭沫若先生因發現甲骨文中“十之倍數”自“五十”起“均十在上，而倍之數在下”這一規律，成功釋出甲骨文中的“五十”“七十”合文，并預測出“九十”合文也必是“十上而九下”，便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古人寫字常常將兩個字合并成一個字，學者稱之為合文）。
以上三種方法是就辨認文字而言的。要真正讀懂文句，還須有第四種方法，即破假借。古人用讀音與本字（不一定都有本字）相同或相近的假借字來記錄語言，是很普遍的現象。又因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各時代各地區所呈現出來的假借習慣似乎也有些不同。假借一事，跟現在的網絡語言很有點相似。曾見一篇搞笑文章，題為《史上最牛拼音打字高手間的對話》，里面全是“傷亡（上網）”“衰哥霉女（帥哥美女）”“瘦雞好馬（手機號碼）”“蛋也有雞會（但也有機會）”之類的話，假如你不能讀破，即使識得那些字，也還是不能真懂它的原意。這種情況，傳世古書里已見存在，所以清代大學者王念孫曾說：“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強為之解，則詰為病矣。”破假借，當然需要運用上古音知識，因為古今語音已有很大變化，自不能據今音想當然耳。
以上所說的四種方法，實際操作起來，往往是綜合在一起的。通常一個疑難字的破解，會用到好幾種方法。個別特殊場合的疑難字句考釋，甚至還會用到實物調查或實驗的方法。
明白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便不難推想，古文字釋讀能否多快好省，客觀上講，跟出土資料的多寡和內容的貧富有很大的關系。而像上面已提到的，如果出土的是那些尚有傳世文獻可供比對的資料，那對于古文字的釋讀而言，就尤為重要了。舉一個例子。甲骨文和金文中有一種表意寫法的“視”字，因其形體跟“見”字差別甚微，長期被學者誤釋成“見”或其他字。直到1993年郭店竹簡出土，學者看到簡本《老子》“視之不足見”一句中“視”“見”二字的寫法，方悟出過去將甲骨文、金文中的這類“視”字釋成“見”，非但從未真正讀懂過相關資料，事實上還湮沒了金文中一批很好的朝聘禮資料以及楚國“視金□（數字）銖”銅錢牌上所記載的重要貨幣兌換信息。這類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近二十年出土的以古書為主要內容的郭店竹簡、上博竹簡、清華竹簡，會具有不同于其他古文字資料的特殊重要價值。(作者系吉林大學副校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長)
（編輯：高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