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學文庫”17種書出版：論神話學的當代意義
“神話學文庫”（第一輯）17種書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出版了，作為這一文庫的主編，我認為神話學研究對當今社會很有意義。
從玉兔登陸車說起
2013歲末，人們關注著嫦娥三號登月著陸的場景。在月球表面上進退自如的玉兔號登陸車，無疑是人類進入高科技時代的驕傲，也是中國人幾千年登月夢想的實現。
中國人有許多關于月亮的神話和傳說。為什么當代最新航天科技成就要用古老的神話語匯作符號包裝？諸如“嫦娥”、“玉兔”一類語詞在全球傳播時，外國人是否能夠感悟到華夏月亮神話特有的冰清玉潔想象的奧妙呢？
“神話學文庫”之一《神話—原型批評》，引進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方法中的原型批評一派，說明文學寫作背后的原型運作規則。文庫之二《結構主義神話學》，說明神話思維的結構原理。文庫之十七《文化符號學——大小傳統新視野》，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文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嘗試建構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系統理論；將原型方法從文學作品拓展到文化文本；從神話思維的原型編碼來看待文化現象，先于文字而存在的傳統是文化大傳統，其編碼符號是圖像和器物，稱為一級編碼；把文字傳統視為小傳統，如甲骨文金文書寫的出現是二級編碼；漢字寫下的早期經典文獻是三級編碼，經典時代之后的一切寫作皆為N級編碼。一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文化編碼程序鏈，得到重點提示。任何創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處在此程序鏈上。一旦找到神話的原型編碼，就等于掌握住文化編碼的潛規則。這就凸顯出神話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不深入研究神話及其編碼符號，就無法弄清一個民族亙古以來的核心夢想。根據考古發現找到距今八千年的神話表現，那就是以玉石通神的信仰支配下的東亞洲史前玉器實物，包括以動物形象代表的神像，這也就相當于找到華夏月亮神話編碼的原型符號物。《文化符號學——大小傳統新視野》據此提出的新觀點是：在文字書寫的小傳統中，秦始皇是后來用武力統一中國行政版圖的人；而在先于文字的大傳統中，華夏玉文化相關的神話和信仰，早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就從精神上先統一了中國。有各地出土的史前玉禮器為證，如良渚文化、陶寺文化、齊家文化的玉琮玉璧玉璜系統。通過深入探索中國神話之源，可以重建出比漢字記錄更早的華夏歷史脈絡。玉兔這樣一個華夏典故，即可上溯到遙遠的史前時代。
中國神話學的建設
神話學是研究神話的專門之學，也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其新知識和新成果，目前在國際上同時引領著人文研究、文藝和影視創作的新潮流，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轉型潮流。只要熟悉近年來以《阿凡達》和《哈利·波特》系列為代表的全球暢銷作品，就不難看出神話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創意運營過程。但是神話學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不盡如人意。從1902年現代漢語中第一次從日本引進“神話”這個概念算起，這門學問登陸中國的時間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當年的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們，大都熱衷于神話新知識的傳播，如魯迅、茅盾、聞一多等。1949年以后，神話學在高等教育中被隸屬于民間文學，一度受到冷落，不受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下成立了中國神話學會，由著名神話學家袁珂先生擔任會長，為論證中國神話的地位和整理中國神話，做出卓越貢獻。上世紀80年代還掀起過一次關于廣義神話的大討論，即認為神話不僅僅是一個民族起源之初的口頭或書面的文學遺產，而且會伴隨文化進化而不斷再造。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神話研究逐漸走出文學本位立場，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交叉領地，諸如神話哲學、神話歷史等新術語日漸流行。進入21世紀，伴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在全球更受重視，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各族民間神話與儀式，受到全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其活態文化傳承的標本性質，給藝術、宗教、民俗、政治、生態等各學科研究帶來啟迪。
沒有神話概念的神話大國
曾幾何時，西方學界還在爭論發源于古希臘的西方概念“神話”是否能夠適應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隨著調研的深入，中國沒有神話的魔咒被打破，中國發現神話的努力先在書面的漢文典籍內進行，隨后引發出多民族的口傳神話形態新認識。不論是孔子寫《春秋》的西狩獲麟，還是司馬遷寫《史記》的劉邦斬蛇，乃至清代歷史中的“太平天國”，都是一部始終如一的“神話歷史”。
自2006年，新一屆中國神話學會恢復活動以來，在拓展神話學研究領域方面取得成效，走出文學本位的神話觀，成為一批學者的自覺追求。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中華文明探源的神話學研究”獲得立項，標志著神話隸屬于民間文學的時代已經終結，神話學研究真正參與到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最迫切需要的學術難點攻堅方面。“神話學文庫”的編撰工作，正是在此學術突破的契機上展開的：如何在國際學術前沿視野參照下，為中國神話學的跨學科發展開拓路徑和提供理論方法，成為本文庫出版規劃的重心。
文庫中的八種譯著，篩選原則是突出神話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和歷史重建意義。就方法論意義而言，包括結構主義方法、原型方法、母題研究法、民族志方法、比較方法等。就歷史重建意義而言，有美國古典學家馬瑞納托斯新推出的《米諾王權與太陽女神——一個近東的共同體》，代表著神話學研究突破文字記載的有限性，進入到無文字時代大傳統的努力。《日本神話考古學》也是把神話源流分析同考古學資料相結合的范例，揭示出一萬年來日本列島文化同大陸文化傳播的千絲萬縷聯系，很多大膽的觀點讓人耳目一新。
除了八部譯著，文庫第一期出版的還有中國學者的八部著作和一部百年論文精選集。其中陳器文《玄武神話、傳說與信仰》、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圣敘事》、劉惠萍《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都是臺灣神話學界的代表著。觀其書名，就能夠體會到20世紀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界發生的“人類學轉向”的意義。
綜上所述，在中國研究神話，其意義和前景已經大大超出西學東漸初始時的預設，人們驚訝地發現一個本來沒有神話概念的神話傳統大國。自史前時代一直延續至今而沒有中斷過的天人合一信仰傳承，這才是不斷催生神話編碼與再編碼的關鍵動力要素。大傳統的神話觀，將啟迪我們從過程、行為和觀念動力的三合一方面探尋華夏文明運作機制的奧秘。在這樣的文化理論建構中，神話學所面對的不再是荒誕不經的離奇故事，其研究者既要充分調動人文學的闡釋力，又要兼顧社會科學的實證功效，形成兩方面交叉互動的良性循環，使得神話學像當年的語言學那樣，發揮出學術研究范式的先導作用。
人文學研究能否真正打破學科本位主義的長期束縛，完成重新打通文史哲及宗教、心理學等學科界限的多元整合？神話學的創新性研究實踐正在做出決定性的答案。
（編輯：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