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需要團結和包容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13年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第一次對有關網絡“意見領袖”進行了成規模調查。調查發現，在近年一些突發事件和公共議題上，網絡“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常常超過媒體和政府在微博中的傳播力。平時大約300名全國性的“意見領袖”影響著互聯網的議程設置。在這個頗有影響的特殊群體中，往往具有文科生、高學歷、男性、中年人、閱歷豐富、高收入等共同特征。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分析，網絡“意見領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民意代言人，但又經常放大某些超越現實可行性的偏激訴求。客觀評估他們的建設性和合作精神，是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影響力常常超過媒體和政府在微博平臺的傳播力。
據統計，全國103家微博客網站的用戶賬號總數已達12億，其中新浪微博用戶賬號5.36億個，騰訊微博用戶賬號5.4億個。隨著微博客用戶群體的迅速擴大，產生了一批粉絲數大于10萬的“大V”賬號。新浪微博、騰訊微博中，10萬以上粉絲（聽眾）的超過1.9萬個，100萬以上的超過3300個，1000萬以上的超過200個。
根據“二級傳播”理論，大眾傳媒往往是通過民間“意見領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影響公眾。這種現象在互聯網平臺上更為突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抽取了活躍度較高的300名網絡“意見領袖”作為樣本，進行了人口學與社會學特征分析，得出這樣一些初步結論：
高學歷文科中年男性參與話題更積極
在“網絡意見領袖”中，40-60歲年齡段的中年人居多，出生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人數居多，合計為250人，占樣本總人數的83%強。
他們之中，學歷水平偏高，文科生居多。多數人群具備較高學歷，沒上過大學的僅22人，約占7%。近三分之一有過境外學習的經歷。
圖1：“意見領袖”的出生年代分布
在統計樣本中，有78.6%的人來自二線區域。不過，這些來自二線城市的“意見領袖”，現在有64%的人居住在北京，達190人；上海次之，為25人，約占8%；廣州和深圳居第三位，有18人，占6%。
多數“意見領袖”從二線區域闖入一線城市，對草根社會的觀察和體認有切膚之痛，而其個人奮斗的經歷對年輕人有吸引力。
圖2：“意見領袖”的出生地分布
“意見領袖”人群在媒體、高校工作的人數最多，然后是企業組織、自由職業者、研究機構、退休人員、社會團體與公益事務、黨政軍系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們中近半數有過體制內職業經歷或仍在體制內工作。
圖3：“意見領袖”的職業分布
而在經濟方面，中等收入的人數居多。據統計顯示，300名“意見領袖”，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下僅有16人，約占5%；年收入在10萬至60萬元之間的人數居多，共有209人，約占70%；60萬至200萬元的有48人，約占16%；200萬元以上的占9%，有27人。中等收入人群是“意見領袖”群體的主力軍。
“意見領袖”更需要團結和包容
研究報告指出，律師群體在吏治反腐類的司法輿情，以及涉及上訪、強拆的輿情事件中尤為活躍。媒體人群體是微博議程設置的關鍵角色。媒體人實名舉報掀起了網絡反腐高潮，但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某些事實和觀點的“偏差”，也加劇了社會對抗性情緒，提高了輿情處置的難度。
據調查，絕大多數“意見領袖”和傳統媒體保持著較好的互動關系。在2013年，有263人、約88%在傳統媒體上發表過署名文章或評論，或曾在電視臺出鏡。
“意見領袖”能在傳統媒體發聲，有助于對現實國情的理性把握、平和表達，也能進一步提升個人的影響力。如果被境內傳統媒體所拒，除互聯網自媒體外，缺少發聲通道，越是邊緣化就越容易激進化。
對此，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分析指出，社會轉型期，民望饑渴，體制疲憊，網絡“意見領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民意的代言人，對政府陳情，施加輿論壓力，但又經常畸形放大某些超越現實可行性的偏激訴求。客觀評估他們的建設性和合作精神，是意識形態工作和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創新的一個重要方面。
（編輯：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