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檔案：1949年12月出生于天津，1968年高中畢業下鄉插隊，1970年入伍，1974年調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從事相聲創作表演，1993年轉業調入中國廣播藝術團，199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調入中國出版對外貿易總公司現代出版社擔任副社長副總編。
關于相聲
相聲讓牛群進入人們的視線里。為自己的相聲事業而哭，對他來說，是步入相聲之路的前奏。而隨后的十幾年，牛群的人氣一路提升。這對牛群來說是一段比較順利，也比較投入的時期。所以他在跟筆者說相聲這個話題時，眼睛始終是發亮的。
媒體：都知道你是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前一陣兒你參加天津電視臺“笑傲江湖相聲版”的拍攝，聽說你很少參加類似的活動，這次為什么來？你對天津的感情很深？
牛群：我是在天津出生的。這塊兒土地生我養我，自然就對這個地方有一份鄉情。不論是從對相聲的熱愛還是對鄉情的思念和回報上，都決定了我來天津參加“笑傲江湖相聲版”的拍攝。只要家鄉有這個召喚和需要，我就會來。
媒體：你說相聲，跟天津對你的影響有很大關系吧？
牛群：天津是個曲藝相聲之鄉，我從懂事開始就聽相聲看曲藝，這是環境的熏陶，實際上家庭方面對我沒有影響，家里祖祖輩輩沒有搞藝術的。也可能自己有這方面的細胞，最起碼從小就對曲藝相聲有那么一種興趣，那時候要是有個什么演出啊，就愿意看也喜歡跟著學。有時還到戲園子里去看戲。這對我來說是個耳濡目染的基礎。
媒體：但真正走上相聲之路應該有一個機遇。
牛群：對，所謂“無巧不成書”，我17歲高中畢業后下鄉插隊，1970年我在北京軍區24軍通訊連當兵。1972年，連隊的文藝骨干都退伍了，當時面臨全團要搞連隊演唱組的文藝會演，怎么辦呢？有人就跟我說，你是天津人，你還不會說天津快板嗎？你來。我說行。天津人哪有不會說天津快板的？不張嘴就來嗎？這一點兒不新鮮，天津人都會說快板，都會欣賞相聲，點評起來還都是專家水平的，有時傳統的段子，你要是在臺上緊張忘詞兒了，他能提詞兒，這就是天津觀眾，特別可愛。
我們連隊組織起來幾個骨干，都是新兵，然后去參加全團會演，一下在全團拿了個第一。接著一層層師里、軍里、軍區會演。結果是，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看上了我。這都是特別巧的事，實際上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可能就沒有以后我做的那些事了。一系列事情就發生在兩年多的時間里。我調到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后就開始說相聲。這是1974年4月10日。這日子我忘不了。
媒體：你不是專業相聲演員出身，剛開始別人就能認同你？
牛群：不認同，調到文工團后，我印象特別深的就是，有一次，全團都去觀摩我們新調入的幾個新手演出。我當時上臺就哆嗦，大汗淋漓啊，渾身都濕透了，你想這種狀態說相聲，那肯定是沒有樂的，因為自個兒一點兒自信都沒有，心里頭想，怎么還沒說完呢？表面裝得還……什么叫皮笑肉不笑，我就是。等演完了，這包袱是一個都沒響，下邊一點兒笑聲都沒有。這對我是最大的刺激。演完之后大家上車回團里。晚上大客車里不開燈，黑著的，一路上聽著人家議論的就是我，說什么都有，“這還說相聲？什么玩意兒這是？”“領導瞎眼了？這整個一正派小生啊！”……我受不了，恨不得車門有個縫讓我鉆出去，再鉆進地縫里。哎呀，無地自容啊，臉上一定是燒得紅彤彤的。回到宿舍后，我趴在床上就哇哇哭。男人哭過以后才失去軟弱，這句話說得對。哭過以后，我開始下功夫寫相聲作品，例如到連隊開座談會采訪，夏天熱啊，就在屋子里放一池涼水，然后泡在水里連夜寫，光寫作品不行，還得練嘴皮子，天不亮就在外頭河邊練繞口令，“咿咿呀呀”地練唱。
媒體：你真正讓人開始注意的，應該是在1988年春晚上說的相聲《領導冒號》吧？
牛群：實際上1987年鄧在軍導演就找到我，想讓我說一段相聲，以前我們有過合作，我演過電視小品，她覺得我不錯，創作能力很強，表演上也比較清新健康樸實。那時候沒覺得春晚有多么重要，沒這個概念，人家1987年找我的時候我認為就是一個鍛煉，不過那一年《領導冒號》沒有通過，轉年她再找我時，我犯小孩子脾氣，心想：哼，去年沒讓我上，這次不去。不去？哈哈！鄧導這個人特別好，不計較我的小脾氣，還語重心長地給我做工作。結果萬萬沒想到，這段相聲一夜之間在全國就有影響了。
關于攝影
突然有一天，牛群玩起了攝影，而且聲勢造得還挺大，報紙、雜志、電視上經常能看到牛群的攝影作品。當然，也有人不服：他不是專業的，不就是靠著名氣和在娛樂圈的優勢混了一個名頭嗎？這可能是牛群在相聲事業上有了危機感，所以他要尋找另一條出路。
媒體：上個世紀90年代末，你開始玩攝影，一個相聲演員轉而做這個，是不是你在相聲上出不來好作品，所以用攝影來引人注意？
牛群：那時候就覺著乏力，覺得寫出的作品力度不夠，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藝術性和思想性不夠。腦子里的東西越來越少、越來越匱乏。毛主席說，藝術來源于生活，這在理論上是清清楚楚。但是遇到自己的事，往往就犯糊涂，以前我一宿就能寫出一個不錯的作品，但后來，我一年兩年都寫不出一個好東西來，哎呀，當時心里就特別著急苦惱。怎么辦？我咔嚓就進入了攝影這一行。實際上就本質而言，是相聲不能繼續出好作品后，心里著急，又想追求和探索，就想開拓思路，在藝術上尋找出路。我搞攝影，不是玩照相，真是把它當成一個事業，自己也非常有興趣。我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和中國這么多的文學界、藝術界、體育界以及各界名家接觸比較多，交往更方便一些，我在拍攝他們時，他們更放松、更自然、更真實，所以我拍的東西會更生動一些。我覺得每一個名家都是一本書，我讀了之后很感動，他們每個人的成功都是用生命之筆蘸著汗水和淚水寫成的，我愿意把他們的故事告訴給那些期盼自己成功的人。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兒。
媒體：攝影很有意義，但它能解決你相聲創作的問題嗎？
牛群：解決不了，也解決不了我的苦惱。
關于蒙城
牛群在蒙城擔任了5年的“掛職副縣長”，有幾年時間，各種評論和非議始終沒有間斷過。在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牛群的“走麥城”。事情過去了兩年，對那段經歷，回過頭來看，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媒體：那么，2000年到蒙城擔任“掛職副縣長”，難道就能解決相聲的創作問題嗎？
牛群：那時啊，我從苦惱到了痛苦的階段，說是藝術來源于生活，實際上到處都是生活，就咱倆這樣聊天也是生活，但是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意義的，真正的生活是應該深入到一線、深入到老百姓當中。那時就想啊，再找一條路，是生路，相聲對我來說就像生命一樣。你不干相聲這一行你可能很難理解，如果寫不出好相聲有多么痛苦，太痛苦了，簡直是眼睛天天發著藍地找出路。去蒙城可能又是一種機遇？蒙城那邊的縣里領導找到我，希望我去那邊。當初找我時，我突然覺得前頭有路。我想那兒一定應該有真正的生活，可能就會找到藝術的源泉。當時就這么一個動因。后來事情從簡單變成復雜，我沒有預料到。
媒體：這里有沒有一種誘惑？就是功利的誘惑。你在相聲、攝影上有了一定知名度，那就在官場上走一走，讓更多的人承認你。
牛群：如果說為了藝術創作去生活算作功利，那就是功利吧。我就是覺得自己的腦子空了，以前我的創作是往外流，后來是往外擠，再往后是往外掏，再再后，我就是拿著大頂都控不出一點兒水來。所以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去蒙城是個機會，有我特別需要和探尋的東西。但蒙城方面的意思是，希望我去當掛職副縣長。我找到現代出版社社長，他不但理解還支持我。有了掛職副縣長的條件，就給了我深入生活名正言順的綠色通道，我也確確實實地接觸了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新鮮的、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心始終是怦怦地跳著的，就那么激動。
媒體：在蒙城兩年后你應該回來，如果回來了，后面的故事也就沒有了。
牛群：對，但快滿兩年的時候，我調研，有個聾啞學校，非常困難，當時看了心里頭特別難受。我在蒙城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在縣委縣政府的領導下大家一起做的，我去體驗生活，收獲是很大，但也給人家添了不少麻煩，吃住行人家都安排得很好，我也應該做點兒實事。于是我主動請纓給這個學校當校長。那時縣里領導也希望我留下來，后來選舉，履行了各種程序，我又被選上了“掛職副縣長”。這時候心里還是挺高興的，我想我要做好這個學校來回報蒙城。
媒體：那后來出現了很多質疑的聲音，有人說你借助辦校和慈善中飽私囊，這你怎么解釋？
牛群：5年期滿時，中華慈善總會、縣里教育局、審計局、財政局聯合進行了審計，我認為給了我一個公正的結果，應該說我是問心無愧的。
媒體：當時沒有人理解你嗎？
牛群：其實有很多人理解我，舉個例子，我去上海坐的是上航的飛機，機長請我到頭等艙去坐，我說不了，我買的是經濟艙。機長說，我知道你在做善事，不管別人怎么說你。然后他從身上掏出了幾百塊錢，交到我手里。我說我得登記，你怎么稱呼？他說，如果非要問我的名字，這事兒我就不做了，我信得過你。我說機長，我這兒有個原則，我必須登記，因為財務上有制度，不然我無法接這個善款。這個故事我跟很多人說過。到了上海，打出租，到了地方，司機從兜里掏出一些錢說，牛哥，這是我今天掙的錢，你都拿走。他說你辦那個學校是好事。我說你告訴我你的名字和電話，他說，我沒舍得買手機，我告訴你我女兒的電話。像這樣的故事太多了，學校就是這樣被那些知名的、不知名的人用愛心共同托起來的。所以當社會上有人那樣說我的時候，我心疼的是什么呢？我怕那些獻愛心的人傷心。
媒體：除了受到的誤解，你在蒙城這幾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牛群：三句話：老百姓需要好官；當官太難；當好官就更難了。難在哪兒呢？那可不是一句兩句話說得完的。舉例子說，單是發展局部經濟就好了？要是污染了，就等于毀了后代。當好官要為全國一盤棋考慮，不能光想局部。可是不想局部，這兒你不發展，全國一盤棋是空的。這怎么去把握？看問題要看本質不能看表面，但是表面問題不能協調好，本質你又從何談起？我說的不過是一個點。真的，當好官太難太難了。所以我想我將來創作、表演和塑造官員的藝術形象時，一定有更多的理解和感受。
關于當前
從蒙城走出來的牛群，淡出了人們的視線，他拒絕媒體的采訪，也不想再解釋什么。這兩年他在想什么、做什么，很少有人知道。當我面對他的時候，看到他還有激情和理想，我就明白，其實他還是那個牛群。
媒體：前一陣兒看宋丹丹寫的書《幸福深處》提到你，說她在離婚最難的時候，你給她安排房間，還送了很多吃的，挺讓人感動的，覺得你比較仗義。
牛群：我沒看到這本書，丹丹是個特別優秀的演員，人也特別好，我想她寫的書也會很好看。
媒體：因為你的義氣，我想你周圍的朋友也愿意幫你。前一段時間我看到一個采訪，趙本山在上春晚時，說牛哥這兩年比較背，我們拉他一把。所以你上了今年的春晚小品節目《策劃》。
牛群：我沒看到那個采訪，如果本山這么說了，我非常感激他。
媒體：這兩年你很低調，能告訴我你都在做什么嗎？
牛群：最近我創作的幾個相聲、小品都是農村題材的，從思想藝術性上看我覺得還行。也許這是蒙城5年的經歷給我帶來的吧。這兩年忙的是，說句粗俗的話是屁滾尿流的，影視、相聲、小品、主持、攝影，都參與，演出活動掰不開流兒了。我覺得精力夠，經歷豐富了，熱愛生活了，那我一定能夠更加深入地發掘生活，很燦爛地表現生活。這些年我還有一個體會，比如說什么是愛？愛是行動，你說一萬遍“我愛你”，好像不如實打實地做一件事；再比如說，什么是善？我覺得善就是寬容，能夠有寬容的胸懷，一定是很善很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