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的文化發展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確實不相匹配。我們的文化應當繼續發展和繁榮，不過我們中國太習慣大，一提到大發展就容易造勢。如果把大發展大繁榮解釋為高度的發展和高度的繁榮，也很好，但在這個高度下應該有布局、建構作為支撐。
我們現在的文化發展與整個社會的發展確實不相匹配。我們的文化應當繼續發展和繁榮，不過我們中國太習慣大，一提到大發展就容易造勢。如果把大發展大繁榮解釋為高度的發展和高度的繁榮，也很好，但在這個高度下應該有布局、建構作為支撐。
在俄羅斯，無論是在大街上或是紅場周圍，在那些科學家、藝術家雕像面前，每一天都會有人往那里放一束鮮花，不是游客放的，而是老百姓放的。實際上很多國家有這種文化建構的傳統，就像在俄羅斯，人們知道什么是他們為之驕傲的東西，而這為之驕傲的東西是一種在全民心中形成的全民精神。在我們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之中，應當有國家的文化建構作為支撐。我認為我們國家的文化建構必須要重視頂層設計，也就是說要考慮在文化的金字塔塔尖上，我們應該放些什么。
我國有五千年的文化，有非常厚重的歷史文化經典和清晰的歷史文化形象。但是我們缺少非常鮮明的當代文化的經典和形象。再延伸下去，就是我們沒有當代國家文化形象。我們的文化是平面化的，現在即便是平面化的文化也是放在市場里的。所以我一直堅持反對文化的產業化，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三化”害了我們，一是文化產業化，一是醫療產業化，一是教育產業化。教育本來是培養人的，年輕一代首先要通過教育才能進入社會，這個地方怎么能產業化呢？醫療機構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是發揚人道主義的地方。暫且不說文化工作者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樣比較崇高的詞，起碼文化是影響人的，關系到人類的心靈導向，是可以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文化怎么能夠單純以金錢為目的？當然文化有經濟效益，這點毫無疑問，任何好的藝術家，比如畫家，畫得好，作品當然賣錢賣得高，但是一個好的畫家，絕對不是為了一平尺能賣多少錢去畫畫。
我說過這么一句話，我不是說我們的“三化”害了我們的“四化”，但是我們現在并沒有覺悟（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現在國家仍然拿不出來文化的戰略，那么文化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應該擺在社會的什么位置？我們的文化目的是什么？曾經的解釋是，我們的文化目的就是娛樂，還有一段時間更可怕，說文化就是為了盈利賺錢。我不反對文化進入市場，因為文化肯定要通過市場跟廣大群眾接觸，但那不是文化的終極目的。就像我曾經跟王健林在全國政協記者會上的爭論一樣，當時一個記者問我，什么是國家的價值觀？那時候中央還沒有提出24字來，所以我對健林說，國家的價值觀由國家說，不應該由我說，但是我知道什么東西不能寫在一個國家的價值觀里，第一個字就是錢。一個民族為了錢是沒有希望的。這種夸富和拜金，在官場里就是腐敗的根源，到了社會上，就是社會風氣敗壞的根源，而且錢造成的問題，是用錢解決不了的，必須用文明解決，文化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文明。我覺得這些問題是國家需要思考的，當然知識界也要思考，文化的目的、性質是什么，我們國家的文化到底應該怎樣建構。我認為應該是一個立體的建構，對于其中的不同層次，要有不同層次的辦法政策，這都是國家需要建構的東西。
我們應該培育文化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我們要彰顯國家當代文化的形象，要培育當代文化經典。其實這不難，在我心里有非常多的大藝術家，但是他們并沒有被放在國家文化的峰頂上。我特別希望國家在文化上有一個思考。實際上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比如說目前的反腐敗，糾正社會、官場的風氣，我對這些都非常贊成。這一年來，確實也非常有成效。中央也非常清楚要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首先是官員應該要樹立的。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句話我覺得說得非常好，就是讓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如果那樣，我們的社會就健康了，良性了。當然如果要真正做到這一點，還是應該從每個人做起，也應該從教育做起。
這一年來，我思考了很多，但是，我想終歸還是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做文化，除了個人的創作之外，還做文化遺產保護和搶救工作。我們在做口頭文學遺產數據庫，這個工作量很大，上個月剛發布了第一期成果。我們把中華民族的史詩、故事、歌謠、神話、諺語通過整理最后進入數據庫。現在是八億八千七百萬字，還要有三億到四億的字納入，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文學數據庫。我們中國文學史開端的《詩經》就是一個文學選集，當時是三百篇，我們現在是一百一十六萬篇，全部都經過了文字整理，而且經過分類進入數據庫。同時我們還做傳統古村落的普查保護。這些文化遺產其實是整個文化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國家缺少整體的文化建構，所以文化遺產也不知放在什么位置上。如此不清楚就容易混亂。國家是到了思考文化建構的關口了。
（馮驥才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
（中國藝術報記者丁薇根據3月4日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文藝界小組討論發言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