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繪畫彌補長征圖像缺失，表現偉大長征精神

沈堯伊和他的長征“造型之路”

瓦窯堡會議 沈堯伊

　　“在中國現代美術當中，紅色革命題材的創作是非常有特色的。沈堯伊先生作為一位堅持表現紅色革命題材的藝術家，其作品表現著一種正氣、一種大氣、一種民族感與文化感，以及以美、以藝術凝固歷史的情懷。”在由中國美術館、中國美術出版總社、中國美協、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和北京美協共同主辦的“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沈堯伊作品展十年匯選（2005-2015）”展覽現場，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如是說。沈堯伊的“長征題材”與中國美術館緣分匪淺——早在2004年，他就曾在這里舉辦“長征之路——沈堯伊風景畫展”；2006年，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其長征史詩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926幅原作又亮相于此；此番，則是對他近十年創作的一次集結。

　　無休止的循環中逼近歷史

　　在吳為山看來，沈堯伊的作品正像一條“美麗的紅飄帶”——“將長征中可歌可泣的人與事連接起來，他是帶著一種憧憬、一種理想主義的浪漫、一種主觀來完成的。”這所謂的“主觀”，正是沈堯伊創作的出發點。“藝術創作當然是主觀的，它取決于創作者不同的審美習慣，對題材不同的選擇與把握。作為一個畫者，最重要的不是題材，而是如何表達對于生命特別的感悟。長征題材，最吸引我的是那份大美、壯美的精神。”沈堯伊說。

　　與開幕式上一襲黑色西裝、系紅色領帶的莊重不同，展覽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的沈堯伊換回平日里常穿的一身墨綠色棉布衣褲，質樸、利落。“找尋歷史留下的痕跡，收集點點滴滴的視覺元素，我一直在長征‘造型之路’上跋涉。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案頭工作，電腦替代不了我的腦，我也沒有助手。畫前資料的匯集，長期觀察與積累，勾勒習作和草圖，對比相關人物不同角度的照片，把這些大大小小的紙用磁鐵分別固定在幾個兩米高的大屏風上，再用這些屏風圍成個半圓將我圍在其中。不然，我是不敢畫的。”談及創作的過程，沈堯伊坦言，每次都是“從零開始”，“取舍—概括—形式—典型，在永無休止的循環中，無限逼近歷史”。

　　此次展覽的3部分中，油畫《長征交響組畫》39幅，連環畫《長征·1936》選擇了76幅，風景畫和風俗畫77幅，數量不算少。但沈堯伊說，基數遠不止于此。在他看來，數量的意義在于：“誰能知曉哪塊云彩有雨？這就好比跑馬拉松，速度、耐力、戰略戰術，缺一不可。畫畫不是思維問題，而是實踐問題，手一天不動，都會生疏，必須時刻不停地畫，才有可能出好作品。”

　　“我們不做，就沒人做了”

　　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時，因為圖像的缺失，新華社將連環畫《地球的紅飄帶》選頁當作新聞圖片發給各家媒體。“長征雖舉世聞名，但在圖像方面幾乎是空白。我想，只有靠繪畫來彌補這個極大的遺憾。”沈堯伊說，“現在的年輕人不了解長征歷史，我們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人，有責任給他們鋪一條路，用審美將歷史和現實貫穿起來，我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連環畫《長征·1936》分為《奠基禮》《大回旋》《大會師》三部曲，共600幅，被沈堯伊視作《地球的紅飄帶》的姐妹篇。他說：“既然有圖像缺失的遺憾，那長征題材的繪畫，首先就要具備相片所擁有的史料與文物價值。有些畫家對此感到不屑，認為這樣的作品稱不上經典。但長征題材不是‘藝術圈兒’里的事，是面向整個社會的。所謂的經典，是‘空前絕后’——一提到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人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的，就是那幅作品。”

　　他回憶起第一次重走長征路，還是1975年，可細節仍歷歷在目。“住在夢筆山海拔5000米的雷達站，山腰都是原始的杉林。我鉆進杉林去寫生，層層疊疊倒塌的樹干，走在上面像是沙發床；粗大的杉木布滿五色的苔蘚，枝干間掛滿了透明的絮幔，簡直就是童話般的世界，那時我懂得了自己的情感寄托與憧憬。兩年后，故地重游，不想原始杉林已消失。即便在那個還沒有環保概念的年代，我還是感到了極度的失落和悲哀，好在留下了那次的畫，讓情感在畫中得以永存。”沈堯伊如是說。

　　學習大師，就要有重畫的勇氣

　　“沈堯伊的歷史油畫，能夠帶領觀者回到那段歷史中，這是很多畫家達不到的。如何看待歷史、表現歷史，不光是能用技法駕馭的問題。歷史油畫，也不是在畫室里靠照片、靠模特‘擺’出來的。”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坦言，“沈堯伊不僅通讀過很多遍中國共產黨黨史和長征史，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每畫一幅新作都要重走長征路。唯有如此，當他創作的時候，才能像導演一樣謀篇布局，并結合技法，通過自己個性化的藝術語言讓人們仿佛身臨其境。”

　　談到創作，沈堯伊最常提到“實事求是”四個字，他認為油畫或連環畫，只是體裁不同，而遵從的規律都是一樣的。“油畫《遵義會議》我在20年間畫過3遍：1995年至1997年首次創作；2006年至2007年創作三聯畫；2015年又創作變體畫。繪畫的表達是充分且深入的，不能像照相一樣，把所有人碼在一起站好就行。人物關系處理得恰切，造型塑造形神兼備，同時形式手法運用得體，才可以在審美上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高度，具備被歷史保留的價值。而一幅畫掛在那里，幾年后看出問題，依然要有改進方案和重畫的勇氣，很多美術大師都會反復地畫同一幅作品——大師的水平或許我達不到，但可以學習他們的態度。”

　　看得見“旋律”的畫

　　英國批評家佩特曾說：“一切藝術都以趨近音樂為旨歸。”在酷愛音樂的沈堯伊看來，繪畫與生活，都像是樂章一樣，展覽中，音樂與繪畫的交融也比比皆是。

　　一組題為《抗戰音畫》的作品，以6位音樂家和4位畫家與他們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并置在畫面中——無論是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還是徐悲鴻的《奔馬》、蔣兆和的《流民圖》、古元的《區政府辦公室》無不展現了藝術家們在抗戰時強烈的民族責任感。“這些人中，古元和李樺先生都曾經是我的老師，我對他們最為熟悉。在中央美院讀書的時候，我們版畫系的學生都管李樺先生叫‘老爸爸’，他手把手地教我們，對我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沈堯伊回憶說。

　　與長征題材讓人為之震撼不同，在被沈堯伊稱之為“小畫”的風景畫與風俗畫中，給觀者帶來的是溫情、靈動甚至是一絲調皮。說起《桃林里的布列舞曲》，沈堯伊還講了個有趣的小故事：“我每天騎車去畫室，都要路過一片桃林。有天居然聽到巴赫《布列舞曲》的曲調，下車一看，原來是一個男孩正在拉琴。不好過去打攪他，但可以一畫，于是就有了這一幅風俗記憶小品。如今桃林已無，琴童也不見蹤影，但巴赫的余音猶在。”

　　沈堯伊說：“小畫也不見得小。英國有一部電影叫《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可人們平時卻總對身邊的‘風景’熟視無睹。不觀察生活、不關心眼下，而去畫歷史，從何談起呢？走在路上，常有好風光，但我最喜歡看野草。它們總在我視線離開的瞬間拼命地長，不經意間就開花結果，完成了自己的生命之旅。冬天枯萎時，仍有雕塑般的造型感，這一切都源于它們一生面臨的生存危機。畫小畫時，這些‘視覺元素’都在我的倉庫里，隨時拿著本子勾速寫，這是功課、是基礎、也是本分。”

　　展覽開幕式的結尾，他的兩位外孫演奏了一曲小提琴二重奏《大漠胡楊幻想曲》，這樂曲的創作者正是沈堯伊的夫人、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趙薇。“西征講的是紅西路軍在河西走廊征戰的過程，東歸是關于祁連山兵敗后，將士們穿過騰格里大沙漠、黃河，最終回到延安的事跡。我一共畫了9個故事，其中有一個叫‘不死的胡楊’。我夫人到畫室看我時，被這個故事感動，就坐在畫室的鋼琴前彈了一段旋律；之后又經過加工，變成了現在的《大漠胡楊幻想曲》。”他說。

　　在長征“造型之路”上跋涉而來，沈堯伊未曾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