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不是藥神》海報

　　電影《我不是藥神》在不久前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進行點映之后就收獲了一片贊許，甚至有不少觀眾將其列為“年度最佳影片” 。六月底該片在部分城市的點映場，竟已形成與其他熱門影片競爭票房之勢。近日，影片提檔公映，首日票房便突破3億元，同時收獲良好口碑。這并不令人意外，科班出身的文牧野導演加上近年來在中國電影市場上頗受矚目的主演徐崢、監制寧浩加持，再輔以一眾實力演員火候精到的表演，為影片的成功提供了質量上的保障。

　　影片講述了一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震撼人心的故事，主要聚焦于一個普通人，并試圖通過對他心路轉變的刻畫來突出敘事的戲劇張力。本來經營著一家“印度神油店”的個體老板程勇從以走私藥物向病人牟取暴利，最終走向每月自愿倒貼幾十萬元為病人代購的心態轉變的描寫，就使這種張力克制于單個角色之中但又不為其所牽制，繼而使影片形成了通過主人公輻射于其他主要人物并試圖吐納包藏社會現實、描摹萬象百態的“容器” 。意義駁雜、內涵豐富的要素在這個“容器”中交互沖撞，不但讓觀眾的情感在這種對撞的張力中產生，更能夠將影片本身規訓在一個不溢出現實主義框架的范圍之中。

　　舉例來說，程勇與“黃毛”兩個角色聒噪與沉默的反差對比即是最佳例證。這一組廣義上能夠歸納在“父子”框架下的人物關系，包含了這種類型片一般性架構中從“弒父”到“釋父”的基本段落。“黃毛”對程勇從認識、誤會轉而施以援手，使這一角色的心理內涵在劇情的推進中漸次豐富起來。關鍵之處在于，與他對標的“父親”形象程勇并非是一個穩定的客體，并不是擁有絕對威嚴、處于指導地位的存在，程勇亦是在為了留住孩子與老父的絕境中以賺錢為要義、受到同伴之死沖擊轉而無私奉獻的艱難蛻變中與“黃毛”維持著一個相對位置，這就令這兩個角色在互動的過程中各自的意義與內涵發生了交集。尤其是在港口夕陽的段落中，程勇與“黃毛”笑容特寫的交替意味著兩個角色意義傳導的完成，而一向沉默冷酷的“黃毛”高興地學狗叫則為他的“返童”行為進一步確立了這種“父子”框架。兩個角色心理的交互與流變填充了銀幕內部的戲劇張力。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程勇的人物形象突破并重塑了徐崢以往滑稽劇式的角色風格特性，在更大層面上將這一角色置于現實主義正劇的表達范疇中。這種幾乎打破觀眾對徐崢表演預期的處理方式，使程勇（角色）與徐崢（演員）此前飾演過的豬八戒、徐來等角色之間形成了強烈張力。雖說如此，喜劇元素仍在本片的各個段落中點綴，并不至于使徐崢的銀幕形象系統在瞬間產生斷裂與落差。因為，片中喜劇的笑的深處構成了悲劇之力的“隱秘的淚” 。

　　例如，程勇最初因生活所迫從事藥品走私，發橫財之后立刻露出了一副拜金的嘴臉，甚至在歌舞廳“甩大鈔”逼迫男服務員跳舞；然而受到朋友之死刺激后，為病人不計本利代購藥品的程勇，在面對曹警官的質詢時卻擺出一副唯利是圖的大款姿態，并反問他“賣假藥很賺錢嗎？ ”曾經作為程勇真實一面的唯利是圖、利欲熏心的形象，在此卻成為保護他良善之心、掩護病人生命線的“偽惡”面具。這種在人物角色內部建構不同的心理層次，并向外與該演員所飾演的其他角色形成對話場域的做法，不僅使這一現實題材影片頗具反思意識，更以這種諧趣卻又不失厚重的手段探索了當代中國喜劇電影觸及悲劇的邊緣。

　　正是因此，影片在風格上極易令人聯想到具有批判現實主義色彩的韓國電影，但本片與它們呈現出的最大不同之處則在于更加謹慎地處理了批判與建設的關系，亦沒有陷入到一種抽象的人性論中去。與題材相仿的美國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相比， 《我不是藥神》在節奏把控上雖略顯出青年導演的青澀，但是創作者卻有意識地規避了前者歌頌個人英雄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控訴權力機構、社會體制等核心議題。 《我不是藥神》中曹警官與程勇之間從疏離到諒解的過程貫穿全片，恰強調了作為引導力量的中國政府在回應民間訴求、消弭民意裂隙的有效存在，并以此為前提在作品中進行批判與建設。需知，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中，批判和建設是緊密聯系的，對假惡丑進行批判的目的，就是為了召喚建設真善美的精神力量，倡導人間正義的追尋與正面價值的弘揚。

　　影片中瑞士藥廠的中國代表是唯一的反面人物，他不僅在媒體上提出消費者“吃‘假藥’將會致命”的說法，而且還干擾執法人員辦案。他面對抗議的病友毫無惻隱之心，反而不斷地在他們的求藥之路上制造障礙。結尾處，服刑期滿出獄的程勇從曹警官處得知曾經的“天價藥”已被納入“大病醫保” 。這時，一種以國家行為代替市場行為，以改革發展為動力與人民群眾為中心的國家形象呼之欲出——這正是本片在批判一種歷史的社會現象時保持克制，又同時努力樹立與建設正向價值導向的可貴之處。

　　《我不是藥神》的敘事主題與題材選擇策略，至少為當下中國電影產業和創作提供了兩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其一，中國的中小成本影片創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本世紀初中國電影全面產業化改革以來，中國電影的票房重倉始終集中在大片上，中小成本影片始終難以在院線市場上嶄露頭角。例如，在中國電影票房增速達到歷史最高的2010年，大片的絕對優勢與中小成本影片陷入困境的“馬太效應”后遺癥至今影響未完全消除。后來，中小成本影片以青春片與喜劇片夾攻的策略暫時奏效，形成了一定的影響。然而隨著同質化競爭與單調的內容復制，大片稱霸的2017年市場上有票房影響力的中小成本電影幾乎難覓其蹤。 《我不是藥神》不僅從現實主義創作的維度對故事內容進行深挖，并以與眾不同的“悲喜劇”呈現方式試圖在缺少外部競爭力量的暑期檔突圍，是其他中小成本影片足可借鑒的思路。

　　其二，則是現實題材影片的類型化問題。此前，大部分現實題材影片基本上分為兩類，一是走向曲高和寡、追求藝術表達的藝術電影之路；二是成為墨守成規、循規蹈矩的宣教說理式影片。雖說也有一批反映時代精神的影片問世并獲得了良好的口碑與票房成績，但是《我不是藥神》處理“陸勇案”這一并非典型正面的真實事件的難度，遠比其他現實題材影片更大。簡言之，該片采用了保留真實事件中與正向價值觀合拍的核心部分，其他要素全部集中為核心主題服務的類型化的創作方法。這種在類型雜糅下得以規制的多元主題面向，為影片營造了未必更廣闊，但一定更深層的表意與解讀空間。誠如影片中通過官民合力改變“天價藥”的醫藥生態那樣， 《我不是藥神》的現實題材創作策略對中國電影生態的進一步完善，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