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敗感折磨著嚴復一生，也穿過百年時光，折磨著那個試圖走進嚴復世界的人。

　　我不曾想，在美者筆下，嚴復竟會活得這般不如意。幾年前，我讀了一篇文章，了解過嚴復的科舉失敗史。但那也只是在一個具體方面說說嚴復的不走運，在世人眼中，實在無損于他的得意人生。嚴復是擠進了歷史圣殿的人，是有故居可以掛牌的人，是被成群結隊的游客瞻仰著的人，我們怎么可能想象，他這一生都被挫敗感纏繞著呢？據我所知，陳美者寫過一稿，不滿意，重寫一稿。我未曾見過第一稿，但我想，那里面的嚴復或許是另外一種生命風景吧？就像我們在傳記作品中讀過的許多歷史人物，幾乎都活在同一種人生楷模里——在風雨濘泥中砥礪奮進，最終開拓出一種昂揚勵志的生命境界。

　　不去想美者最初是如何寫嚴復的了。她最終呈現給我們的，確鑿無疑是一個無法擺脫挫敗感的嚴復。數次科考失利，許多人都知道，那是嚴復早年的恥辱和一生的心病。但是到了晚年，嚴復總該是有許多得意事可以顯擺的。當他在1918年回到故鄉陽歧，本該是達人榮歸故里的一副氣派。可是沒有，回顧一生，家累和國憂齊涌心頭，嚴復竟被淹沒在一種遺世情緒中。第一章《行香上書廟》，美者站在陽歧村這個地理坐標上寫嚴復的家累、國憂和科舉之殤，區區萬字寫盡了嚴復一生的不得意。但她沒有就此打住，到了第二章《風起馬頭江》，以馬尾船政為地理坐標寫嚴復在海軍、教育和翻譯三個領域的經歷，本可讓嚴復得意一些的，結果照樣是沮喪，用美者的話來說，就像是一手好牌被打爛了。這一番下來，似乎再無傷心事可寫了。但是到了第三章《夕照郎官巷》，美者站在一個名流云集的地理坐標上，卻聽出了嚴復內心憂傷的交響。大概沒有其他人會如美者這般，將嚴復的挫敗感寫到這份上了。

　　我隱隱覺得，倘若不是隔著遙遠時光，美者多半不會對嚴復產生興趣。大體來說，嚴復理性有余，卻少了點感性浪漫的生氣。他熱心于功名和時事，專注于實用之學，早期以進化論思想為時代演進推波助瀾，后期則求諸中式傳統，試圖力挽時代狂瀾。這樣的人，不能不說偉大，卻將現實世界擁抱得太緊，顯得有些無趣，不大可能引起美者的精神共鳴。我讀過美者的生活散文，大體印象如下：感覺至上，總能在日常生活的緊張間隙里發現詩性之光。這樣的美者，自然與過于理性的嚴復不太相稱，若在同一時空，兩個人對話起來，估計是要冷場的。我只能這么想，美者走進嚴復的世界，是一種誤會，也是一次例外。她只能以自己的眼光來打量嚴復，卻意外卸下了附加在嚴復身上的各種概念補丁，讓他重現出一點常人的活色來。她從最日常的飲食起居中看到了嚴復人生的真實。今天我們走進嚴復故居，多半只會遙想當年，嚴復是如何一等風流人物，又怎知他一生求個安穩居所而不得呢？杰出人物往往被各種概念打扮得光鮮亮麗，似乎真如中國人掛在口頭上的那句好話，萬事如意了。但是回到常人層面，總是十之八九不如意的。嚴復如此，美者或許也是這般。

　　當我讀完這部書稿，我告訴美者，我想從同情的角度來談談她的這次寫作。她似乎覺得不妥，問我，她有什么資格對一個歷史大人物表示同情呢？我未作解釋。我知道，今人理解的同情，是一種道德安撫，是優越者對弱勢者的憐憫和關懷。而我說的同情，不過是一種樸素眼光。它回到了初始語義，用來表示一個寫作者感知世界的基本態度和方法——人同此情。

　　今天我們把嚴復定位成一個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看到了他的不朽功業，然而回到當時，這些都只不過是嚴復無心插柳得來的，而他真正在意的，卻是求而不得的現實治用和現世功名。杜甫曾經心疼李白不得志，在詩中說道：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這話其實也適用在嚴復身上。嚴復之名，或許不負千秋萬歲，但是朝他身后看去，卻是一片寂寞的影子。這種寂寞跨越時空，百年之后凝結成心事絮語，回響在一個同情者的內心里。

　　在第二章，美者重點寫嚴復在海軍、教育和翻譯三個領域的經歷和成就。說起來，這部分內容是學術界研究得最透徹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美者再寫這些，真有點拾人牙慧了。我通讀書稿，就覺得這部分最為刻板和無趣，像科普工作者歷數一個名人的重大成就。但是寫嚴復，這些生命歷程又是無法越過的。美者其實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好在行文到第三節，寫到嚴復的翻譯事業時，一筆神來，陡然翻轉了第二章的平庸局面。美者用了幾千字篇幅描述嚴復從事翻譯始末，使我們頓然明白，嚴復實則是因治世心切，卻又無從施展抱負，才投入這項事業中來的。而當政治理想最終破滅時，嚴復對自己的翻譯事業也就頗為懷疑，竟然把它說成是東抹西涂、妄竊名譽之舉了。簡單點說，挫敗感意外成就了嚴復的翻譯，而翻譯終究還是加深了嚴復的挫敗感。這可真是與眾不同的發現啊。倘若不是因為懷有一種同情心，美者寫到嚴復的翻譯，估計也只能人云亦云，重彈信、達、雅之類的老調了。

　　我讀美者寫老家往事的系列散文，總能看見那種在生命流沙中生成的詩性。但現在，美者需要面對的，是一個與其個人記憶沒有直接關聯的生命世界。當她帶著同情心走進這個世界，那個唯一真實的嚴復已消失，無數個局部真實的嚴復卻復活了。美者并沒有效仿多數傳記作品，以線性時間來安排寫作，從而避免走進唯一真實的死胡同。她以每個地標為想象起點，將嚴復個人史從線性時間中解放出來，重構一個具有立體時空感的生命世界，就如一幢層次繁復的建筑，外圍有多個入口標識，每進一個入口，我們都遇見一個嚴復，似曾相似，又不盡相同。有多少個地標被書寫，就有多少個嚴復在復活。每寫一個嚴復，都是一次同情的抵達。每一次抵達，都意味著踏進一個凝聚著歷史魂魄的地標，與一個熟悉的陌生人相遇。

　　同情是一種詩性智慧，隱含著非凡的想象和洞見。我由此判斷，美者是以真正的文學方法來寫嚴復的，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傳記作品。文學批評家李長之寫過一本有關李白的小書，用了一個有趣的書名——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世人印象中，李白不是浪漫灑脫的嘛，何以在李長之筆下變成了痛苦的形象？這般理解一個詩人，經得起考證嗎？李長之在自序中說道，考證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或許也是更重要的，則是同情——深入詩人內心世界，去體悟，去吟味。李長之是真正的批評家啊！他用純正的文學眼光，來看待文學中的關鍵問題，寫出來的文章自然也是讓人感到真切的。美者似無做個批評家的志向，走進嚴復的世界，或許也真是個意外，但是通過這次寫作，她恰好顯示了天生擁有的，那種被李長之認為更重要的文學眼光——同情。

　　一個人通過一次寫作，發現了一點自己，就是了不起的收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