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有一種說不完、挖不盡的經典品質，二十多年來，它不斷被重印，不斷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話劇、秦腔、歌舞劇、美術連環畫等多種形式
《白鹿原》完成了當代農村小說“文化化”的審美進程。白嘉軒的出現，不但扭正了過去小說習慣用政治定位的簡單化傾向，而且創造了一個富有文化底蘊和人格魅力的形象
《白鹿原》在藝術表現上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在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處理方面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
好些年來，我們總是感到當代文學有一種欠缺，那就是深入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實、出之以宏大敘事和史詩性、能充分體現中國精神和善于講好中國故事的大作品比較稀少。經過二十多年的檢驗，比來比去，大家還是覺得《白鹿原》的深邃程度、宏闊程度、厚重程度及其巨大的藝術概括力，顯得更為突出，把它擺放在當代世界文學的格局里也毫不遜色。二十多年來，《白鹿原》不斷被重印，不斷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話劇、秦腔、歌舞劇、美術連環畫等多種形式，未曾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由此可以看出，《白鹿原》有一種說不完、挖不盡的品質。這恰恰是經典作品特有的品質。
《白鹿原》的抱負甚大，卷頭題詞引用巴爾扎克的話“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事實上，以小說狀寫歷史之表象者多矣，能達到秘史境界者卻少之又少。《白鹿原》堪稱一部秘史，首先是家族秘史，而“家國一體”，家族史又衍伸為民族史。“白鹿原”位居十三朝古都的周邊之地，生成于此的白、鹿兩個家族，自然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密碼。作品充滿了家族之間的矛盾、黨派之間的爭斗、各種政治集團之間的較量，但作者非常巧妙地把這一切置放、凝聚在渭河流域的“白鹿原”上。原上空間雖不大，眾多典型人物卻聚首于此，涉及的問題非常之大，涉及歷史、家國、個人的走向，濃縮了半個多世紀鄉土中國的生存狀態和命運際遇。《白鹿原》采用了“通過一個初級社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的方法。
完成當代農村小說“文化化”的審美進程
《白鹿原》立意高遠，它的文化意蘊首先表現在正面觀照中華文化精神和這種文化所培育的人格，進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運和歷史命運。當我們深切反思百年中國文學的時候，常常會想，為什么我們沒有像俄羅斯那樣擁有眾多的偉大敘事作品？原因當然是很復雜的。現在看來，與我們曾經有過的割裂、否定、扭曲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命脈有很大關系，而《白鹿原》在以文化精神觀照鄉土中國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例如，書中的關中大儒朱先生，乃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典范，既有飄然出世之想，更有兼濟天下蒼生的入世之舉。每當事關民生疾苦，他總是挺身而出，如只身卻敵、禁絕煙土、賑濟災民、投筆從戎、發表宣言、親自主持抗日英烈鹿兆海的葬禮，突出表現了他的愛國精神和民本思想。就個人生活而言，他絕仕進、棄功名、優游山水、著書立說、編撰縣志、手擬《鄉約》。國民黨想借他的名聲欺騙輿論，威逼利誘他發宣言，他絕不屈從，表現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凜氣節。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將圣人、智者、預言家集于一身。
現在一般的改編者都把朱先生這個人物去掉，是看不到《白鹿原》思想靈魂的表現。從作者對朱先生的大力肯定可以看出，《白鹿原》的主導思想傾向是肯定儒家文化中積極的、有生命力的精華。小說有一個貫穿始末的關鍵詞，叫“人”——“做人”。白嘉軒夸贊鹿三說：“三哥，你是人！”白嘉軒自己的最高信念也是“做人”，他說，要做人，心上就要插得住刀。田小娥想做人而做不成，潑在她身上的臟水太多了。她對白嘉軒說：“你不讓我做人，我也不讓你做人。” 人者，仁也，包含著儒家精神中講仁義、重人倫、尊禮法、行天命的深刻內涵。“做人”就是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有尊嚴的人、以仁義為本的人。
小說的力量說到底還是要看人物塑造的深刻程度。《白鹿原》塑造了眾多內涵深厚的人物，如白嘉軒、朱先生、白靈、田小娥、黑娃、鹿子霖、田福賢、白孝文、鹿兆鵬、鹿兆海、白孝武，等等。如層巒疊嶂，氣象不凡。白嘉軒形象中的文化滲透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持守耕讀傳家理想的白嘉軒，年輕時也曾不光彩地“智取”白鹿寶地，也曾種罌粟起家，被朱先生強令“犁毀”。顯然他的理想與行為存在矛盾。作為族長、原上的精神之王，白嘉軒敢于與大黨棍田福賢抗衡，始終不忘保護農民利益，甚至帶領農民搞過抗稅的“交農”事件。他還鋼釬穿腮扮馬角神祈雨，幾近傳奇。但另一方面，他又頑固地壓制離經叛道的自由精神，雖在剪辮子和放腳上認可新政，骨子里卻恪守儒家傳統。他耳提面命，要黑娃趕快拋棄田小娥這個“災星”，并以“前悔容易后悔難”威逼之。對他自己的兒子白孝文也管束極嚴、期望極高，但白孝文被田小娥勾引走了，由一身潔白，變成了一個鶉衣百結的乞丐和大煙鬼，“把人活成了狗”。這來自最愛者的傷害對白嘉軒是致命的，使他“氣血蒙心，瞎了一只眼”。小說在塑造這個悲劇人物時，寫他的腰一直挺得很直，連黑娃都怕“嘉軒叔挺得太直太硬的腰”。小說結束時，被黑娃打折了腰的他，用未瞎的一只眼，凝視著暮靄中的群山，懺悔當年買地換地是一輩子唯一一件見不得人的事。這一筆對白嘉軒的完整性很重要。100年來的農民形象中，還沒有白嘉軒這樣一個獨立、自尊、自信的人物。白嘉軒的出現，不但扭正了過去小說中習慣用政治化定位的簡單化傾向，而且創造了一個富有文化底蘊和人格魅力的形象。《白鹿原》完成了當代農村小說“文化化”的審美進程。
把各種矛盾“消化”為激烈的文化沖突和人性沖突
我們看到，《白鹿原》全書的確交織著盤根錯節的政治沖突、經濟沖突、黨派斗爭、軍事行動。但作者把這一切全都“消化”了，消化到家族矛盾和人與人的關系之中了。更重要的是，轉化為文化的沖突方式，進而轉化為文化沖突所激起的人性沖突，那就是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激烈沖突。《白鹿原》之所以光彩四溢、驚心動魄，這是成功的重要秘密。無數生命被扭曲、荼毒、萎謝，構成了白鹿原上文化交戰的慘烈景象。人不是觀念的符號，人和人的沖突也不是直接訴諸社會觀和價值觀的沖突，而是轉化為人性的格斗、靈魂的煎熬。這是《白鹿原》很了不起的地方。
田小娥為什么總是成為戲劇改編的樞紐人物？因為她是匯聚矛盾的焦點。舞劇《白鹿原》一開場就是田小娥、黑娃、白孝文、鹿子霖的四人舞；電影《白鹿原》的結構主干也大體如此。這雖然縮小了原著豐厚的意蘊，但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田小娥的人生理想不過是當個名正言順的莊稼院的媳婦，可這點微末的希望也被白嘉軒的“禮”斬絕了，不準她進祠堂，也不被白鹿原的社會承認。她與黑娃的相遇和偷情，是悶暗環境中綻開的人性花朵。黑娃出逃后，鹿子霖趁機占有了她。她是受虐者，但也漸漸生出了施虐的狠毒。在鹿子霖的教唆下，她把白孝文的“褲子碼下來”。她敢于尿鹿子霖一臉，這也是內心深處反抗性和追求尊嚴的曲折表現，但她對鹿子霖言聽計從，實已墮為宗族爭斗詭計的工具。小娥勾引白孝文，原系報復和圈套，不料兩個絕望者的偷情卻漸漸偷出了真情。田小娥死，鹿子霖長出一口氣，慶幸封口，毫無人性；白孝文滿懷傷痛以至昏厥，足見人性之復雜。這是善耶？惡耶？是反抗，還是墮落？是正義，還是邪惡？田小娥究竟是可憐蟲、怨鬼、被憐憫的對象，還是一朵噴射著火焰的怒放的鮮花？實難簡單判斷。田小娥是讓敦厚的長工、黑娃父親鹿三殺死的。按說，殺田小娥的不應是“好人鹿三”，卻偏偏是鹿三；鹿三只知“不能再叫她害人了”，卻不知宗法勢力往往要借助他這雙長滿厚繭的手來實施殺人。這不禁讓我們產生了一種歷史的悲劇感：世界上很多悲劇往往是好人造成的，不該殺人的人殺了人，不該殺人的人殺了不該殺的人。
白鹿原上最有反抗精神的女子有兩個：白靈、田小娥。她們一正一“邪”，姿態殊異。現在的改編幾乎全都去掉了白靈這個人物，不能不說是對藝術整體的損傷和窄化。在作者的設計和表現上，朱先生和白靈才是“白鹿精靈”的真正代表。白靈這女子，至剛至烈，令人懼，令人敬。她激烈反抗父親白嘉軒的專制和逼婚，白嘉軒向全家宣布：“從今往后，誰也不準再提她，全當她死了。” 砍了國民黨陶部長一磚頭的白靈，成了通緝要犯；苦戀白靈的兆海，沒有料到“新嫂子”——兆鵬哥的太太竟是白靈，于是百感交集，心如刀割。“張村話別”，蕩氣回腸，如此純潔高貴的愛情，何處去尋？白靈，這白鹿原的精靈，竟在南梁清黨肅反時被自己人活埋了，她的“野性子”加劇了她的死。她臨死痛罵畢某“你比我渺小一百倍”。作為重要人物，遽然而逝，好像一朵花還沒有充分綻放；但作為一種殘酷的真實，卻有異常深刻的意味。白靈走了，白鹿原上一片空蕩凄惶。
必然性和偶然性處理高超精妙
《白鹿原》在藝術表現上有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在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處理方面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境界。所有的人都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牽制著、撥弄著，每個人走的路都不可預知。那只手的名字叫命運。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不知道每個人會走到哪一步，也不知道每個人最后的結局是什么。當你讀的時候會覺得變化多端，把握不了，可是最后又覺得合乎人物的內在邏輯。小說借鹿鳴（他應該是白靈和鹿兆鵬的孩子）這個神秘人物之口，代言了作者內心的追求：“重要的是對發生這一幕歷史悲劇的根源的反省。”“當我第一次系統審視近一個世紀以來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時，又促進了起初的那種思索，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
黑娃的命運誰能想得到呢？剛開始革命的時候他比阿Q厲害。阿Q說，老子現在比你強多了，黑娃卻不說，他是實實在在地干，敢字當頭。黑娃高喊，咱窮哥兒們在原上刮一場風攪雪！賀老大掛出第一塊農民協會牌子，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兄弟”聲威大震，連小娥也當上了婦女主任，滿以為革命就要成功，殊不知血雨腥風緊跟隨。他當過土匪，當過國軍，最后參加革命。但最有意思的是，黑娃拜朱先生為老師，學“四書五經”，學得特別認真，本來他是最怕上學了，卻變成老師最好的弟子，還受到朱先生很高的評價。黑娃遭誣陷，與田福賢、岳維山一起被槍斃時，他堅決要求分開。這一筆好，其階級本能依然強烈而凜然。白孝文搖身一變，混進革命隊伍還當了官。他很像鹿子霖的影子，卻比鹿子霖陰鷙、權變，隱藏得更深，屈伸更加自如，是一個巧滑的機會主義者。所謂營救黑娃，本因性命之虞，卻兩頭討好，取得更大信任，最終置黑娃于死地。這個回頭浪子的人生箴言說穿了就是“好死不如賴活”。
整部書，作者陳忠實的內心充滿了矛盾。一切偉大的作品，其作者內心往往充滿了矛盾；完全沒有矛盾的作家不可能是一個偉大的作家。陳忠實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場和價值觀念確乎是充滿了矛盾的，他既看到了傳統的儒家文化是現代文明的路障和阻礙，又對傳統文化人格的魅力贊賞有加；他既清楚地看到傳統的農業文明日薄西山，但又希望從中開出拯救和重鑄我們民族靈魂的靈丹妙藥。他既在批判，又在情不自禁地贊賞；他既在鞭撻，又不由自主地在挽悼。一方面這是文化傳統本身的兩重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態度的一種反映。如果要說陳忠實主導的、穩定的態度，我認為毫無疑問是對傳統文化精華的肯定，而且肯定力度很大，所以有人認為他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不管文化保守還是文化激進，都不能代替文藝創作本身的價值。抱持著非暴力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的托爾斯泰，并沒有因其“主義”而損傷了他創作的現實主義價值；保皇黨人巴爾扎克，仍然寫出了他所鐘愛的貴族男女不配有更好的命運，成就了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峰巒。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白鹿原》的出現絕非偶然，《白鹿原》不可能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但整個80年代為它準備了條件。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到，凡是新時期文學發展中重要的、積極的變革成果都對《白鹿原》的創作發生了直接和隱秘的影響，倘若沒有思想解放運動，沒有深切的政治反思、經濟反思和文化反思，沒有文化尋根，沒有現代主義思潮的激蕩，沒有外來文學包括俄蘇文學和拉美文學的廣開思路，《白鹿原》是不可能產生的。
（作者為中國小說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