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勃

　　元宵節，又稱燈節、元夕、上元節，標志性時間在一年的第一個月圓之夜——正月十五。至少從隋朝開始，元宵節就已經有了豐富的習俗活動，并形成十分鮮明的文化性格，此后節俗活動更加多姿多彩。節日期間，人們踏月走橋、觀燈彩、猜燈謎、放煙花、舞龍獅、跑旱船，元宵節成為中國諸多傳統節日當中最熱鬧的一個。

　　說起元宵節的文化內涵，坊間流傳的兩首童謠做了很好的揭示。其一云：“正月元宵燈，外婆愛外甥(外孫)。送來紅紅桔子燈，吉利又添丁。”其二云：“元宵節，鬧花燈，人們個個都歡騰。大街小巷做花燈，滿街都是紅燈籠。”前者道出了元宵節的祈生意蘊，后者道出了元宵節的狂歡精神。

　　祈子與祈年

　　祈生，就是對生殖的渴望和追求，既包括祈子，也包括祈年。祈子盼的是人丁興旺，祈年盼的是莊稼豐收。

　　元宵節的祈子活動總是與燈聯系在一起。這一方面與燈火通常被視為生命的象征有關，一方面與“燈”與人丁的“丁”音相近、形相似有關。我國不同地方用燈祈子的方式不同，或送、或偷、或請、或搶，但都表達著同一種念想。比如在四川成都，新嫁了女兒的人家，在元宵節這天，必買一盞漂亮的臺燈和面粉制的小老鼠，送到女兒家，叫做“送燈”，俗信這樣可以多生孩子。廣州則有請燈之俗，元宵節時，當地廟里會張掛許多花燈，都編了吉祥的名目，又分了幾等的價錢。有想請的，就告訴廟里的司祝，喜歡哪一盞，便用紅柬寫上“某宅敬請”4個字，叫做“請燈”，俗信請燈可以使家中添丁。

　　元宵節期間的祈年活動也曾十分常見。比如上海、江蘇南部一帶有“照田蠶”的做法，是典型的祈年之舉。元宵節黃昏時分，家家戶戶點燃用蘆葦、紅草或茅草扎成的草把，沿著田埂或田野快步跑，邊跑邊喊：“正月半，二月半，家家戶戶放燒火。別人家的谷子豆子大，我家黃豆盤碗大……”喊罷再拿火把到自家的田地揮舞、喊叫一番，據說這樣可以防治蟲害，令莊稼豐收。元宵節廣泛流行的舞龍活動也與祈年不無關系。莊稼豐收離不開風調雨順，龍乃司水之神，舞龍的目的正在于喚醒冬季沉潛于深淵的長龍，讓它興云布雨，濟物利人。

　　縱情歡樂在元宵

　　狂歡，是元宵節的另一個文化內涵。直白地說，狂歡就是縱情歡樂，就是前引童謠中所唱的“人們個個都歡騰”，就是明代杭州人田汝成所說的“放魂”：“少年游冶，翩翩征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斗九翻牌；博成賭閑，舞棍踢球，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魂’。”元宵節是中國古代的狂歡節，元宵節中的狂歡是通過對日常生活秩序、制度規范的一系列顛覆和突破來實現的。

　　第一個突破是對平常作息時間的突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傳統社會基本的生活時間規范，但元宵節期間這個規范被打破了。宵者，夜也，元宵節的活動重點是在夜里。月亮在夜晚才明，燈彩在夜晚才美，煙花在夜晚點燃才能大放異彩。于是元宵節期間，日落之后人們不是安靜地躺下來睡覺休息，而是跑出去參與各種活動，通宵達旦，正像唐人崔知賢所說的那樣：“歡樂無窮已，歌舞達明晨。”頗值一提的是，各級政府也在這方面給予大力支持。這一方面體現在多個朝代都給元宵節放假，而且大有愈放愈長之勢：唐玄宗時元宵節放假1天，宋神宗時放假7天，明太祖竟給了10天的假期。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節日期間取消了宵禁的規定。我國自古就有在城市實行宵禁的做法，但自隋唐時期這個規定在元宵節期間就不必遵守了。明太祖時也明文規定：元宵節時“聽軍民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禁”。放節假、弛夜禁，在時間上給了人們過節的充分自由。

　　第二個突破是對平常活動空間的突破。政府對宵禁的取消也在空間上給了人們過節的自由。因為這樣一來，平時夜晚通常只能待在鄉村的農民就可以來到城里，平時夜晚不能在街上任意行走的人也可以“隨意所之”，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了。而有了自由的人們真的就實現了對平常活動空間的突破。元宵節期間，“家”這個人們在平日傍晚要回歸的場所突然變成了要離開的地方，人們的活動場所由私人空間轉到公共空間來了。而這根本原因在于元宵節的諸多活動，如張燈結彩、燃放煙花、賞月走橋，總是安排在街衢、廣場，或只有在戶外才能舉行。“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唯愁曉，周游不問家”，成為傳統社會元宵節里最不同尋常的一道風景。

　　第三個突破是對日常生活內容的突破。如果說日常生活不免單調，那么元宵節恰恰相反。元宵節如此引人入勝，就是新舊年之交的除夕也不能和它相比。辛棄疾《元夕》詞一句“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可以說明南宋都城臨安元宵節活動的豐富多彩。總之，元宵節的夜晚是被皎潔如輪的圓月、異彩紛呈的煙火、千姿百態的花燈照亮了的，元宵節的街衢是被雜陳的百戲、精妙的歌舞、游觀的人群充實了的。中國諸多傳統節日中再沒有一個節日像它這樣流光溢彩，聲色交映。

　　第四個突破是對社會制度規范的突破。在中國傳統社會，無論是國家的法律禮制還是民間的風俗習慣，都十分強調城鄉之隔、男女之防、貴賤之等、雅俗之別，強調節儉，反對鋪張奢華，然而這一切在元宵節期間也被打破了。開皇十七年一個叫柳彧的官員曾經上書隋文帝，對元宵節大加痛斥：“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這種痛斥揭示了元宵節期間社會的“混亂失序”，而它正來源于日常社會規范在元宵節期間的顛覆和失效。不過，看似有理的柳彧的痛斥并沒有產生多少實際的作用，隋唐以降，女人們仍舊可以打扮得花枝招展，堂而皇之地走上街頭，“都城燈市春頭盛，大家小家同節令。姨姨姥姥領小姑，攛掇梳妝走百病。”

　　元宵節對社會制度規范的突破還表現在人們居然把平時違法的“偷竊”活動視為合理，而偷竊被罵不僅不令人難為情，竟然還是吉利的兆頭。《帝京景物略》里記載金元時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言下之意，人們不僅可以盜物，而且可以偷人。

　　元宵節在時間、空間、生活內容以及社會規范等方面的一系列突破，使身處其中的人們獲得了巨大而難得的自由。自由是元宵節狂歡的前提，元宵節狂歡既是自由之花盛開的結果，也是對自由之花的熱情謳歌和禮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