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愿意說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極為復雜的時代，因此寫得也要更復雜。其實哪個時代簡單呢？

　　有的作家能夠化繁為簡，走入澄明的化境，有的寫作者在現實的泥潭中迷失了自己的創作方向。

　　史鐵生是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極為獨特的現象，他從來沒有大紅大紫過，但也從來沒有離開過人們的視野，不管他活在這個世界上，還是離開了大家，關于他的討論、研究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上學的孩子們記得他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我與地壇》，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因為他而想起文學的黃金時代——那個沸騰而火熱的80年代，想起他與那個視文學為高尚而神圣的時代的密切關系，而70后、80后們則自然而然地把他當成了精神的偶像，銘記著他的操守、他的文學追求。總之，他真正是一個為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背景及懷有不同文學主張的人們所認可和佩服的作家，他于我們今天的文學創作，意義應該是多重的。

　　他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意義在于寫作者的純粹性與其文學遺產的純粹性。像我這樣一個沒有與史鐵生直接接觸過的人，同樣不會覺得他陌生，首先因為他的人格具有高度感染力，他的作品高度深入人心。他給人的印象是沉穩、安靜與平和的，盛年即將來臨卻失去了行走的能力，但從他留下來的圖像和照片看，他微笑的時候最多，而且他總是揚著頭顱看世界，他那種文質彬彬、文弱書生般的外部世界熱切觀察者的形象深深地打動了我們。他帶有一種安詳的，打量世界、思考萬物秘密的特有的專注，這種專注是文學需要的素質。史鐵生似乎無意于申訴什么、呼吁什么或者抨擊什么，而只是用文學去思考、跋涉。史鐵生用自己的筆與信念，證明了一個敏感的靈魂能在文學的道路上走多遠。我們驚異于他作為一個肢殘者、重病人寫作數量之大的同時，更驚異于他作品質量之高、品質之純、風格之正。在他的文學世界里，沒有劍拔弩張的沖動，沒有紙醉金迷的貪婪，更沒有勾心斗角的囂張，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獻給那些平凡的事情、普通的人的，日常、家常、平常是他作品動人的主調與主色。

　　史鐵生文字的純粹當然主要得自他對文學的熱愛、執著與不懈追求，但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發乎心底的對人“生而平等”的認可，對世間一切公道的公允看法，以及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在《人的價值或神的標準》一文中，他說：“人的價值是神定的標準，即人一落生就已被認定的價值。”“人除了是社會的人，并不只剩下生理的人，人還是享有人權的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人。”同時他也不夸大人的作用，他在《門外有問》一文中說：“人怎么可能是萬物的尺度呢？人——這一有限之在，不過滄海一粟，不過是神之無限標尺中一個粗淺的刻度。孫悟空尚且跳不出如來佛祖的手心，人的測量又豈能‘創造整個世界’？”有了這份平和與公允，他觀察世界的眼光是平等的、明澈的，他絕少偏見、不先入為主，而是抱有懷疑、發問與探究的習慣，他不往自己的作品中摻雜未經自己思考過的東西，他不人云亦云，也不故作驚人之語。活得更純粹一些，觀察得更明澈一些，讓文字更干凈一些，其實是一切優秀作家的共同特征，而于史鐵生而言，他只是堅守得更為徹底。

　　史鐵生文學世界的純粹更多的時候表現為以少勝多、以平淡取勝。不少人愿意說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極為復雜的時代，因此寫得也要更復雜。其實哪個時代簡單呢？19世紀的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在小說《雙城記》的開頭就說過：“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比任何人都精彩地概括了自己所處時代之復雜狀態。其實，這種復雜是我們每個時代都能夠遇到的，給作家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有的作家能夠化繁為簡，走入澄明的化境，有的寫作者在現實的泥潭中迷失了自己的創作方向。我們知道，作為一個行動受極大局限的作家，史鐵生盡可能多地通過各種方式去了解當代生活及其特征，比如通過與人交談，通過報刊，通過電視節目、電影、電視劇等去體驗、認識、勘測世間的一切。就史鐵生的創作而言，他由對外部世界的體驗轉為具體的創作時，所呈現的姿態讓我們另眼相看。史鐵生是單純的、明快的、直接的，他不愿意堆積素材、疊加矛盾以顯示自己對復雜時代的了解，他也不愿意充當哲學家，用文學去分析、歸納什么。他愿意呈現生活本真的狀態，他的作品經常能夠做到至簡、至純。比如《我的丁一之旅》，主人公的名字“丁一”，可能就是漢語姓名規范之下最簡單的一個名字了。他的散文經常很簡樸、很精短，名篇《我與地壇》就是如此。收在《扶輪問路》里的多篇散文只是千字文而已，有的時候他的作品簡單到讓我們難以歸類，像《合歡樹》，是小說還是散文，讀者最后根本就不愿去追究了，但“絢爛之極歸于平淡”，往往精短的篇章有著料想不到的意蘊。

　　史鐵生的純粹說到底反映的是對自我認識的明澈與冷靜、對生命意義探尋的徹底與固執。史鐵生作品中出現最多的是“我”，換句話說，“我”是史鐵生作品里最為重要的人物，那么，這個“我”是真正的史鐵生嗎？也許是，也許不是，比方《合歡樹》里那個“我”，10歲的時候作文得了好名次，20歲的時候腿殘廢了，想盡各種辦法治病，由于寫作，忘記了許多痛苦，30歲的時候第一篇小說作品發表，母親卻已不在人世間，等等，是他，又不全是他。史鐵生似乎有一種窮盡自己體驗的沖動，他要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細枝末節統統匯于筆端，不留死角，不加躲藏。他的創作總是從自己這熱氣騰騰的心靈出發，聽命于敏感而審慎的體悟，不虛張聲勢、不無病呻吟，不給人說教，而是努力由自己的真感覺、真體驗和真認識出發抵達自己所滿意的境界。

　　在當代文學中，不少技巧嫻熟的寫作者可能會自然而然地傾向于在創作中撇開自己指向他人，以便于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或者占據所謂思想的制高點，但史鐵生多數情況下不這樣，他的作品由“我”出發，抵達“我”能滿意的境界，他時刻保持著“我”的在場，保持“我”作為一個觀察者、思考者的單純與執著。腿被徹底限制住了，反倒讓思想得到了盡情的放飛，由于行走不可能，思考便成了他行走最遠的舞臺。說到底，人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如何讓自己存在得更有意義，這才是史鐵生創作的核心問題。他相信“人即精神之旅者”，所以一刻不停地思考著人的意義、生命的意義。他說過：“我的生命密碼根本是兩條：殘疾與愛情”，殘疾和疾病讓他徹底了解了生命的艱難、困頓，但愛情讓他獲得了刻骨銘心的體驗，愛情使他更珍重生命的意義，他在《理想的危險》一文中說：“愛情之所以是一種理想，首先是因為，她已從生理行為脫穎而出，開始勾畫著精神圖景了。事實上，人類的一切精神向往，無不始于一個愛字，而兩性間的愛情則是其先鋒，或者樣板。”“愛是理想，是要使不好或不夠好的事物好起來”，有愛情的支撐與陪伴，他抵達了人生至美的境界，如同他在自己的精神之旅中，收獲了文字與心靈的永久平靜。他是無比幸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