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30多名中原作家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集體亮相與讀者見面，成為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人們關注的一大焦點。而在歷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中原作家群已先后有7部作品問鼎，其創作實力可見一斑——他們吸吮著黃土高天的養分，傾聽著中原大地的聲音，在堅守鄉土信念和文學精神的同時尋求突破，為文學界回答文學創作中堅守和創新的問題提供了借鑒與啟示。

　　根植鄉土：人和植物一樣，根都在土里

　　在歷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中，中原作家群貢獻了包括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東方》、李凖的《黃河東流去》、柳建偉的《英雄時代》、宗璞的《東藏記》、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7部獲獎作品。此外，李佩甫的《羊的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小說曾引起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

　　河南省作協主席李佩甫說：“人和植物一樣，根都在土里。人與土地、與世代相傳根深蒂固的意識無法割裂，我一直在探尋土壤和植物的關系。生長在中原大地上的作家深受傳統文化的浸潤和滋養，具有十分可貴的堅韌性和包容性。改革開放30年來，河南文學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與作家們的這種可貴品質密切相關。在當前這個變革的時代，如何在堅守自身信念和文學精神的同時取得新突破，也是我們面前的一個新問題。”

　　關注現實是河南作家的一個重要傳統，對中原鄉土的關注是他們關注現實的直接選擇和自然結果。河南作家具有直面時代難題的勇氣。就新時期的文學創作而言，從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到李佩甫的《羊的門》、《城的燈》、《生命冊》，再到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和喬葉的《拆樓記》，河南一代代作家都以他們對時代難題正面強攻的勇氣而受到敬重。

　　“正是吮吸著黃土高天的養分，傾聽著中原大地的聲音，我才有了今天的成績。”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馬新朝表示，現在有些評論者一味追求現代和先鋒，忽略或是蔑視鄉土文學，認為鄉土文學太土、太落后，這不可取。其實，先鋒不在于你寫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寫。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鄉村已經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鄉村，田原牧歌、故鄉懷舊式的寫作已經過時。但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大多數人口仍然生活在農村，他們因為社會的變遷而變得更加焦慮和浮躁不安，這種現象為當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好時機。馬新朝坦陳，自己的創作還有諸多不盡人意的地方，還要繼續用悲憫的情懷觀察社會，用知識分子應有的擔當精神創作出有思想的作品。

　　叩問現實： 中原作家群的突出特點

　　中原作家群中一批中青年作家能夠在全球化的視野下重新審視現實和歷史，大膽拓寬作品的題材范圍，豐富表現手段，在藝術創新上有很大突破。“中原作家的堅持求新在追求思想深度、厚度的基礎上完成，這種穩扎穩打的做法成就了以往的成績，也為以后優秀作品的問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應該說，經過多年的發展，中原作家群基本成為以強烈的現實感和濃厚的歷史感為基調、以現實主義為主要創作方法、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創作群體。總體上說，中原作家群的創作穩扎穩打不斷進步，這是因為中原作家群堅定地立足于中原大地，從而獲得了豐沛的資源和堅實的基礎。”河南省文學院院長何弘說。

　　地域定位對文學產生雙重作用，何弘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地域定位從積極的意義上說，可以使作家因某處鮮明的特點為人所認知，從而迅速獲得一個穩定的定位，并在對這種特點的強化中形成自己的風格；而從消極方面來說，容易使作家受到局限，影響在風格特色的多樣化上取得突破。同時，對所謂‘越是民族的、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世界的’之類的說法的片面理解，也容易使作家進入誤區，誤以為只要表現一些奇異的經驗就可以得到廣泛的認同。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更需要的是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普適的價值觀賦予這種經驗自己的解釋，這樣才會真正具有廣泛的價值。地域性作家在此一方面尤其需要有清醒認識。”

　　對作家群體進行地緣劃分是一種分類的方法，很多時候僅具有政治或宣傳意義。特別是在全球化、網絡化背景下，作家的創作風格、創作特色表現在地緣上的差異越來越小，同質化傾向日益嚴重。但是，任何一個地方，自然環境、文化氛圍、歷史傳統總會對作家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從而形成一種地域特色。在具有深厚文化傳統的中原大地，這種特色表現得就相當明顯。何弘說：“中原作家群創作的一個基本主題是對苦難的書寫和對苦難的抗爭，但李佩甫、閻連科表現的是苦難中的堅忍，劉震云則寫出了苦難中的幽默，他們都在一個共同的底色上表現出了各自特點。即使像李洱這樣的先鋒作家，也一樣關注著石榴樹上結櫻桃的現實。”

　　那么在創作中如何面對現實、切入歷史呢？“從當下的意義而言，面對歷史其實就是面對現實；就長遠意義而言，面對現實其實就是面對歷史。正確地切入歷史，從根本上講是需要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有正確的認識和有意味的解讀，要在寫作中體現出一種有價值、有意義的歷史觀。長篇小說與中短篇小說的最大不同不在于篇幅的長短，而在于長篇小說從根本上是要追求一種時間的完整性，它要通過對一系列事件的書寫表現出一種內在的因果關系，這種因果關系就是作家對歷史的認識，就是歷史觀。”何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