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陳忠實、閻綱、雷抒雁、周明、張同吾，二○○九年三月攝于西安。 閻綱供圖
閻綱贈送雷抒雁的自制卡片
雷抒雁在《母親》一詩中說：“在所有的詞里我最怕‘失去’”。我們“失去”抒雁，我現在紀念他。回首往事，抒雁就會復活。
“解放思想”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幾乎同時，山寨版的《今日》創刊，詩壇大爆炸，詩歌大解放，《詩刊》1979年3月號上發表了北島寫于兩年前的《回答》。
又幾乎同時，雷抒雁在《空氣》里歡呼：“快把窗戶打開，快把窗戶打開！/讓新鮮的空氣進來！”呼吁開放和引進。
6月，《小草在歌唱》急就于8日的曙光中，“小草”“打開”冰封的心窗，問天理、問法律：“法律呵，/怎么變得這樣蒼白，/蒼白得象廢紙一方”；問良心、問正義：“正義呵，/怎么變得這樣軟弱，/軟弱得無處伸張！”再問：“這是為什么？”
詩人的義憤指向當朝也指向自我，向自己的黨問責而且向黨員的“我”痛自譴責，電擊一樣地震人！
掌聲如潮，詩人聲名鵲起。
我前往北太平莊《解放軍文藝》宿舍向抒雁表示祝賀。我盛贊他發現“小草”這一意象符號的義憤和才情，稱道一個共產黨員難得的懺悔和發問，抒雁起立，立正，向我致軍禮。
《小草》的歷史價值，是在“朦朧詩”的“爆炸”中，突破“頌圣文化”的枷鎖，掀掉“吃人的宴席”，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從而推進敬畏天人的詩界革命。
《小草》的成功，使雷抒雁對于詩歌的復歸人性、同時解放詩歌形式等方面的自覺進一步強化。
三中全會后，我寫了不少文章，主要就“文學的解放”發表議論，認為：堅冰已經打破，文苑盛況空前，分歧也隨之出現。“詩歌大爆炸”和“朦朧詩”的被質疑，喚醒了苦難深重的草民。人們激賞其大膽叛逆的精神之余，對其象征主義的認知方式和開放式的散射結構感到陌生甚至產生抵觸情緒。充斥于報刊的所謂詩，仍然是概念化的老調式。
1979年7月3日，歌唱《小草》的20多天后，收到他的一封很長的信：
閻綱同志：您好！
您在關于長篇小說創作的文章中，談到了那些沒有創見、沒有個性的作品，“就是嚴格意義上的非藝術品”！這說得很對。其實，豈止是長篇小說，一切藝術品都是如此。
關于詩，我以為解放的步子太小了。我想了想，問題恐怕不僅僅在于敢不敢說真話。現在不是有許多詩在說真話嗎，為什么反響仍不強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現力，寫的造作、拉雜、膚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許多詩不是大白話，就是順口溜。我想，要打破這種局面，詩人必須放開眼界，來點“引進”……至于一些人把消極的情緒塞進去，或者寫的（得）晦澀，那是有作者自己個人原因的。
關于古典詩歌。……對于新詩的構思和結構都很難提供鏡子。
關于民歌。對藝術長河來說，它是源，是上游。而正因為是上游，才顯得細弱。一些大的，深沉的東西，用民歌顯然是不大好表現的……
關于比、興。把此二法就說成是“形象思維”，我不同意。
關于讀者。……我們的讀者真的接受不了外國的表現手法嗎？不見得。……你在文章中說到一些長篇作者抱怨讀者“眼頭高”，這是必然的。近來發表的一些詩作，包括艾青和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看出了對意象派表現手法的運用，同樣得到了讀者的好評。看來，為創新而“引進”，將是一種趨勢。
……
雷抒雁
1979年7月3日
是啊，當時的詩，正遭遇形式上的危機，陳舊的手法遠不夠用了，而隱喻、象征、通感、透視關系、打破時空秩序等自由想象的手法卻展示了自由歌唱的前景，所以，雷抒雁相當自信地說：“看來，為創新而‘引進’，將是一種趨勢。”
這一吶喊是須要膽識和勇氣的。
我將信推薦給《新港》，以《讓詩歌也來點“引進”——給一位同志的信》為題發表，頗受好評。也被人斥之為“數典忘祖”，后來，嗤聲漸稀。
要是說《小草》是雷詩的符號的話，那么，這封長信就是雷詩的宣言。
怒吼的《小草》和“引進”的長信發表之后，雷抒雁致力于短詩的創作，連續寫了《雷雨》《雨滴》《樹》《雨后》《早熟》，一首六行，一首八行，三首四行，何其短啊！看《早熟》：
動亂的年代，/是火熱的氣候；/只用了半年的時間，/孩子就像父親一樣成熟。
五首短詩以《夏天的小詩》為總題在《星星》上發表，艾青著文贊嘆不已，驚呼這是“真正的小詩”，“每一首都帶來一股逼人的清新的氣息”，“留下深刻的奇特的印象”。
非常明顯，雷抒雁精心于自由聯想，意境契合，實踐雷詩宣言，開始打磨自己的詩風了。年復一年，又是抒情詩，又是哲理詩，全力鑄造絕句式的末句，余味曲包，精致再精致。
直到合轍押韻、氣韻生動的《涇河，渭河》——再到《母親》：“在所有的詞里我最怕‘失去’/‘失去’是詞里的刀子/母親，我輕撫著我的傷痛/想說給有母健在的所有人”——再到2011年發表在《人民文學》9月號上的、我認為堪稱絕筆之作的《泥土之門》。
年復一年，“孩子就像父親一樣成熟”的時候，我讀鄂華《又為斯民哭健兒》，驚聞史云峰慘遭殺害的消息，抒雁的“小草”又在我的心頭“歌唱”，我便以《“救救我的孩子”》為題，又為斯民哭健兒。
史云峰倒下了，同張志新一樣壯烈，慘不忍睹，可是，他竟然在粉碎“四人幫”兩個多月之后倒在了上升的初陽之下！他死了，一個孩子天天等候著爸爸回家。孩子才5歲，并沒有“像父親一樣成熟”。
我和抒雁談到張志新和史云峰的話題，不盡的酸甜苦辣，難忘的愛愛仇仇。抒雁告我，他回首千古，讀史有感，寫了長長的論文《論殺戮》。我說，已經拜讀過了，“小草”依舊在你的心里“歌唱”，可你寫得多么時空、多么技巧啊！我也寫過一篇，題目叫《流血與犧牲》，寫道：從冤死的“AB團”到劉少奇尸體的編號，最后發現一堆枯燥的數目字，歷史的最高抽象往往只剩下干巴巴枯燥無味但非常理性的阿拉伯數字。“但是，抒雁，我沒有你幸運，文章投送后泥牛過海，尸骨無存，連底稿也忘記留下。”
2003年，抒雁病倒，王巨才告我說，直腸癌已經到了晚期，但他心理狀態極好。我去醫院送他一盆文竹，文竹常年青翠，似竹有節，堪可喻之。抒雁知道他家有該病的家族史，也知道他的病不是早中期，但是出奇地坦然，像個不怕死的鋼鐵戰士。樂樂呵呵，一年兩年過去了；跑跑顛顛，三年五年痊愈了；六年七年像沒事的人了；八年九年平穩過渡，果真像科學證明的那樣：愛心多，內啡肽排泄就多，免疫力自然增強。奇跡出現了，親友們奔走相告。
2004年，梁澄清在咸陽建立“當代作家手稿收藏文庫”，要我們題詞。我題：“秦始皇在這里焚書坑儒，咸陽人為歷史不舍儒書。”抒雁題：“把書藏進圖書館，就是把你藏進歷史。”梁澄清大為驚詫，稱贊我和抒雁。我說：“我是‘吶喊’，他是‘歌唱’；我是散文，他是詩；我是水，他是酒；我是禮泉人，他是涇陽人——都是咸陽娃！”周明說：“我也是咱咸陽娃。”抒雁說：“周至已經劃歸西安了。”周明說：“周至依山傍水，秦嶺到處是隱士，我們死了到那兒去。”我說：“我才不去呢，進圖書館。你們中國現代文學館就是作家的八寶山，文學館書架上的著作就是作家的骨灰盒！”抒雁哈哈大笑。
抒雁熱愛生活，博覽群書，什么都懂，是個雜家，喜歡插科打諢，嘴上掛著俗文學，一不留神就來葷的。而且好辯，你說東，他偏說西，強調真理的片面性，最愛抬杠，興起，放浪形骸，像個頑皮的小孩，不知毛發之既白。他隔三差五跟我通話，天南海北，指天劃地，無所不談，網上發現什么，文壇什么花絮，某某作品好看，鳳凰臺正在播什么，我的電話鈴就響了，哪怕我正在吃飯。北京文壇有個以周明為盟主、松散而團結的陜籍團隊，鄉黨聚會分外熱鬧，最愛打鬧的就是抒雁，紅黃藍白黑，一應俱全，雅號“文壇基辛格”的周明哪是他的對手。我們仨加上何西來，陜人稱作“北京四老”。周明引用田珍穎的話說：“人過70，進入倒計時”，抒雁最小，卻不注意養生，咱“四老”可得注意了，誰都不能走！我說：是啊，像張藝謀說的，“一個不能少！”所以，我和周明只要聽見抒雁咳嗽，就勸他別多外出走動，他聽不進去，此人一年到頭像轉動著的陀螺，沒有工夫嘆息。談及陜西飯，他立馬上勁，滔滔不絕，說吃家鄉飯那才叫“美”，解饞！舌苔上的記憶、味覺的記憶最頑固，牽動人的一生，陜人吸食面條的咂咂聲讓人聽見麥客喳喳的割麥聲。又說，口味讓人變得原始、恢復野性，誰想認識陜西人，就得看咱陜人怎么吃面（所以他住院時李健看他，叮囑她只帶上岐山臊子面就行）。我請教他怎么用自發粉烙陜西鍋盔，怎么用芹菜泡漿水做漿水面，他如數家珍。他敬惜一切生物，更愛狗狗，白天帶出去遛，晚上睡覺，狗狗忠實地守臥在他的枕邊。我問他：“狗狗、馬莉，你最愛哪個？”“她哪能和它比？”馬上又笑了：“沒有可比性嘛！”狗狗死了，抒雁惶惶不可終日，兒子買回一只新伙伴，他才把心放了下來（家人驚異地發現，抒雁去世，狗狗蔫了）。真不知道一個癌癥患者化療一遍一遍地做，頭發一茬一茬地掉，哪來這么大的精神頭啊！
魯迅大病之后，午夜醒來，叫醒許廣平開燈，問他要做什么，“什么也不做，只想看看。”他留戀，要感覺“存在”，感覺“活著”。嘆道：還有許多工作沒做完！穎異過人如抒雁者，于此當了然于心，“還有許多工作沒做完！”便抓緊時間趕快做，有機會，四處奔波，哪管旅途勞頓，哪怕行萬里路，正像他崇拜的司馬遷那樣。他說過：“說給大家我寫作的秘密：我是一個陜西人，司馬遷是我精神和文學的教父，他忍受肉體被閹割的痛苦，給我們留下一部《史記》，司馬遷假如只是捂著褲襠寫自己疼痛，我們就看不到《史記》！”
從1979年起，我和抒雁交流觀點，臧否文壇，過從甚密，直到30年后的2009年3月西安召開的“人民詩人雷抒雁詩歌朗誦會”。
雷抒雁說：“人民詩人”不敢當，我只想作個“人民的詩人”。
研討會對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和他的詩作倍加贊賞。暢廣元直言：《小草》標志著一個精神高度，但新世紀后，雷抒雁在追求精神的高度上，不像當時那樣熱切和強烈了，我依然懷念讓我警醒的“比我還骯臟的愚蠢”。楊樂生附議說：詩人不見了，遍地都是寫詩歌的人，在詩歌創作的困局中，詩人缺少了在危局中守持的精神。一時間會場活躍，七嘴八舌。
雷抒雁說話了：讀者要求作家延續原來的高度，能否達到，是他的才能決定的。我就是一個平庸的人在寫詩。現在，我要念一首我的《掌上的心》給你們聽：
如果我能把心托在掌上/像紅紅的草莓/托在厚厚的綠葉上/那么，你就會一目了然/你就會說/哦，多么可愛的紅潤//可是，如果我真的把心托在掌上/像紅紅的草莓/托在厚厚的綠葉上/那么，定會被可惡的鳥啄破/我該怎么說呢/該怎么表達這裂心的痛苦？
這是抒雁的名詩，意在表達與人難于溝通的個人經驗，大家一時懵了。他接著說：“在詩歌里，我強調社會經驗，但不否定個人經驗。”可是，雷抒雁這番話不為在座的評論家所理解。我站了起來，說：抒雁，你所答非所問！中華民族還在苦難中前進，我們不能要求你代表誰說話，但希望你葆有原先的批判精神……話音未落，大家紛紛議論，雷抒雁也站起來搶了話：寫詩的確是很難的。對文字，我有一種敬畏，我的文字必須從我的血管流出來，可能不深刻、沒高度，但那是我這個時代最真實的東西，我愿意跟這個時代同步行走。你們今天真的給我敲了警鐘。
抒雁養病期間，追求更高，用力更勤，把他經歷過“文革”后的“成熟”，連同改革開放期間那顆“被可惡的鳥啄破”“像紅紅的草莓”的心——社會體驗和個人經驗，忘情地傾訴，寫了大量的散文小品。他每在《今晚報》發出一篇，我總要告訴他，談心得，然后，將樣報轉送給他。其間，他出版了好多本散文集，他的散文像散文詩。他是詩人，詩性詩筆無所不在，縱使筆會的同題作文，取材、角度、謀篇，篇篇與眾不同。
他在“引進”國外之余，借養病期間，把手伸向民間和傳統，吸吮民間文化香甜的乳汁，飽飲古典文化的玉液瓊漿。他研究方言，發表論文，我的藏書《關西方言鉤沉》（范紫東）現仍存放在他的手邊。他經過“引進”又回到古典詩歌的源頭，重讀《詩經》，用白話解讀《詩經》，一新人耳目的《還原詩經》出版了。
從1979年開始，一個穿軍裝的年輕詩人覺醒了，不間斷地歌唱：為操守、為氣節，一直唱到30年后的《激情編年——雷抒雁詩選》。《小草在歌唱》之后，他的小詩像絕句一樣精美、短小、開闊、震人、耐咀嚼。
堪稱絕筆之作的，是他發表于2011年9月號《人民文學》上的小詩《泥土之門》，贊美骨肉親情，融入泥土鄉情，跨越生死之間，照應《小草在歌唱》里目睹一切的“野草”，讀之不禁怦然心動，滲出淚水。這是雷詩的絕唱，雖然只有短短的17行106個字！
我以淚眼/送母親/回歸泥土//辛勞一生/她卻潔身而去/毅然跨過/烈火的安檢/唯一帶走的/是我呼叫了幾十年/隨叫隨應的一個詞：/母親//如今，我只有拍打大地/呼叫母親/無望地扯住那些野草/像童年時拉著她的衣襟//可是，無論如何/淚水也敲不開泥土緊閉的門
像絕句，卻不帶格律的枷鎖，凝練而傳神；是自由體，卻不散漫零亂，收放自如，妙喻連珠。
我非常喜歡這首小詩，幾次撥通電話同抒雁長談，他說：“老閻，你太理解我了！”
雷抒雁沒有忘記胡風信中的教誨：“如果你寫詩的時候用你寫張志新的感情動力來體驗感情的真實度，那么久而久之，對常見的平凡事物也會寫成真情實感的詩歌來吧。”也沒有辜負艾青“真正的小詩”的贊譽，沒有辜負艾青“只有新鮮的比喻，新鮮的形容詞和新鮮的動詞互相配合起來，才有可能產生新鮮的意境”的審美期待。
雷抒雁愈接近終點，愈追求簡潔、凝聚、寫意，以及跌宕、跳躍的節奏，意象、意境的切合，把生命留給詩史。
快過年了，抒雁住院，周明和我想去看他，他說要回家過年，過幾天吧。李健闖進病房，帶去我的問候，說我想他，抒雁眼角濕了。劉茵去信問候并發去《咸陽日報》上梁澄清引用我的話：“我是吶喊，他是‘歌唱’；我是散文，他是詩；我是水，他是酒；我是禮泉人，他是涇陽人——都是咸陽娃！”看完，笑了，說：“老朋友閻綱的。”然后嘆了一聲：“真——想——起來！”后來突然說道：“我可能嚴重了。”臘月二十六回家，要吃家鄉的臊子面；正月初四晚同家人歡聚說說笑笑，幾小時后的初五凌晨一時半安然長辭。
他最年輕，最先“失去”了！
雷抒雁是新時期以來，繼他崇拜的艾青之后杰出的詩人，我為他慶幸。西安那天，借花獻佛，贈他一幅油畫（剪貼），上寫：
吳冠中的得意之作
野草
于《小草》30年祭借贈抒雁以賀
閻綱2009·3·西安·雷詩朗誦會
三年后的今天，將它獻于抒雁的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