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足球慘敗說到“從意”及價值觀
2011年11月11日，中國足球（無法稱為“隊”）場上11個球員在卡塔爾的多哈對陣伊拉克隊，輸掉了關鍵（要命）性的比賽。這是一場2014年巴西世界杯預選賽為進入亞洲十強賽而進行的小組賽的一場比賽。無奈而平靜地關掉電視機之后，我還是重復了無數次的那句話：我們在球場上（跑著站著）的是“十個一”而不是“一個十”（守門員不計）。因而，中國足球還稱不上一個“隊”。
依中國的人口之眾和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這場“揪心戰”本應是國人“免看”的一場小小不言的賽事（我在這里絲毫沒有輕蔑小國的意思），但是，事實是我們再一次被開除了世界杯的“球”籍。我的第一感覺是，我們十幾億人被塞進了一個比足球場還小的籠子里。
由此，我想了很多，想到了中國的文化、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特性以及我們的價值觀。
就說“隊”字吧。隊是“隊”的簡化字。“隊”字是“墜（墜）”的初字，后專門派生了“墜”字，而“隊”則常用于“隊伍”、“行列”之意。“隊”由“阜”（左耳旁）與“ ”組成。《說文解字》解釋：“阜，大陸，山無石者。”文字學家李孝定在《甲骨文字集釋》中解釋道：“字之初誼，自阜殆并為山之象形，字與山丘誼同，及后孳乳為數字，乃以丘山象山之數峰并峙，自阜象山之阪級峻峭崚嶒。”從“阻、隔、陷、限”等字的構成來推斷，李孝定的解釋應當是合乎道理的。綜合言之，阜，既有高臺平地之意也有高山阻隔之意。我們走進足球場，何嘗沒有“高臺平地”之感，而我們面對的對手，哪一家不像“峻峭崚嶒”？再說“ ”，《說文解字》解釋道：“ ，從意也。”從意，用以表示時間或事理的順承關系。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從意，就是組成一個團隊的人們有著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志趣并且達成了相當的默契。 還是“遂”的初字。文字學家徐灝在《段注箋》中注釋道：“‘ ’者有所因而行之之詞，今皆作遂。”我們可以理解，無論是在高臺平地之上，還是在高山阻隔面前，一群人“從意”而結合，達到“遂心”、“默契”的配合，才稱得上“隊”，否則就是一群烏合之眾。
足球的球員要成組建為“隊”，如何“從意”呢？
我一直認為，就球類運動而言，小球小智慧，大球大智慧。就說我們從國外引進而成為國球的乒乓球吧，它在對立雙方球員之間只建立起一條“線”，而且是在球臺上一“點”、球拍上一“點”完成的。雙方球員在“合作”與“對立”中實現往返與控制，最終實現球“死”對方。這一條“線”的一次性往返就是乒乓球、網球、羽毛球（雙打也是如此）等小球運動的全部奧妙。而足球僅在己方11人之間、一人一腳就不知有多少條“線”，一個人還可帶球移動，這之間又生出多少個“點”和多少條“線”就更未可知，何況己方與對方爭搶與截斷之間還有許許多多條“線”，繼而再由這許多“線”織成一塊塊移動的看不見的“網”。這種“線性”（節奏）和“網性”（概率），就是足球的奧秘。另外，說到“足球文化”，我們認真探究它到底是什么？一個人與一個球之關系為“技”（球技）；一群人與一個球之關系為“法”（陣法）；一個球對一個人或一群人之關系為“道”（足球之道）。我們注重人與球之關系（技與法），卻很少研究和發現球與人之關系（道），因而，我們就很是缺少“從意”——難以將追求、夢想、志趣和默契聚焦在“足球”上。
足球需要打“體能”、需要打“位置”、需要打“技術”，然而，足球更需要打“節奏”、更需要打“配合”、更需要打“默契”，也就是要打“從意”！現今在西班牙巴塞羅那俱樂部踢球的阿根廷超級球星梅西，曾因“技術上佳、意識出色、射術精湛”而多次獲得國際足聯“金球獎”和歐洲“金靴獎”。而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梅西竟然一球未進，那是因為那支阿根廷（隊）被馬拉多納帶得不夠一個“隊”，也就很不“從意”。西班牙隊則以他們的“從意”演繹，笑到了最后。
我們知道，現代足球誕生于英國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之間，經過了自發、禁止、混亂和規范的過程。其間，1853年至1887年擔任阿平漢公學校長的愛德華·思林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發展了全人教育理念，讓學生在身體和心靈上齊頭并進；他寫下了“足球基本規則”，著重于公平競賽、各隊球員人數相同，強調團隊精神與紀律。他這一切努力都為這一個更為深遠的“立意”——使學校的男孩子未來成為大英帝國主人翁的角色。那時，英國正崛起于世界舞臺上。當帝國以如此快的速度成長時，成員的紀律、內聚力、團隊精神等特質就必須事先備置妥當并廣泛培育。這就是現代足球在英國興起的背景與立意，像思林等一批校長將“球隊比賽、經典學習以及嚴肅的英國國教視為帝國知識的三根支柱”。因此，世界上第一個足球總會、第一個足球俱樂部和第一部《足球比賽規章》以及第一批職業球員誕生于英國就不足為奇了。英國的文化學者梅爾文·布萊格還將只有13條規則的薄薄幾頁的小書《足球比賽規章》（由一群畢業于英國公立學校的成員所著）與《物種起源》《廢除奴隸貿易》《詹姆士王圣經》《國富論》《莎士比亞戲劇集》等列入了《改變世界的12本書》中。足球確實改變了世界，今天，國際足聯的成員是204個，而聯合國的成員國則是191個。從這里我們能夠發現和懂得現代足球的“立意”和團隊的“從意”。
當然，從現代足球誕生之初的“立意”與“從意”，再看看我們足球前幾年的“亂象”與“失意”，就能察覺出我們精神的迷陷、價值觀的缺失。
足球，不僅是一個民族的“身體問題”，更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問題”和“價值觀問題”。足球的（團隊）集合方式不僅僅是一種游戲方式，也不僅僅是一種體育的運動方式，而是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日本足協名譽主席、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創始人川淵三郎就明確地說過：“我們的目標是讓足球成為大家的一種生活方式。”比較一下看，日本全國有男子注冊球員60多萬人，德國有58萬人，中國只有8000人；日本有女子注冊球員6萬多人，中國只有600多人。11月12日，中央電視臺《朝聞天下》報道日本政府向媒體開放了海嘯地震中因核電泄露而受到核污染的地區，無意中透露了受核污染的“J村”有12塊足球場。日本國土如此緊張，在一個村竟有12塊足球場，日本男足打進2010南非世界杯16強、女足奪得2011德國世界杯冠軍，還值得驚奇嗎？面對毀滅性的海嘯地震核污染，日本國民的“淡定”和我們不少人搶購食鹽的慌亂，與足球就沒有內在的關聯嗎？
現代社會，經濟全球化，資訊便捷，交通便利，人們的國家觀念有所弱化，但是，團隊組織、合作意識、“從意”觀念都大為加強。團隊的組合形式和團隊的“從意”觀念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構成與有力支撐。我們長于在觀念上強調“國家”，而在實際生活中又偏重“個體”（或習慣于血緣“家庭”），而我們恰恰弱在“團隊”上，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傳統”吧？足球，說到底不是國家對國家，也不是個體對個體，而是團隊對團隊。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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