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立法:讓電影站在文化發展的前沿
12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電影法（意見稿））發布，作為國內首次通過創制法律的形式對促進電影產業發展進行的立法實踐，電影法（意見稿）甫一發布便引發各方面的高度關注。本報特別策劃了這一電影法（意見稿）專題版面，受訪者涵蓋了電影行業的不同領域，既有著名導演、影視公司經營者，也有電影學者、法律專家，盡管每個人的觀點并不盡相同，但期待未來《電影產業促進法》的頒布能夠促使中國電影產業走向更為良性、健康的發展軌道，是所有受訪者共同的期望。 ——編者
他是“第四代”中為數不多的仍在勤奮創作的導演，他也是電影法（意見稿）制定、發布的親歷者，李前寬對中國電影永遠滿懷熱愛，他希望《電影產業促進法》的發布能真正使中國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
新法解決新問題
李前寬（中國影協主席，著名導演）
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我作為中國電影界一位資深的電影人其實早已久盼，在“兩會”上我也曾經提出過關于電影立法的提案。后來發布的《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草案和討論稿我也參與了討論。電影立法是必然和必須要做的事情，因為中國電影產業化的勢頭很好，每年以30%至35%的速度增長，影片數量、票房、銀幕數都以這樣的速度在前進，這種速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中國電影的產業化進程僅僅是第八個年頭，作為產業，我們還在方興未艾的起步階段，還是在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的過程中，所以在這個時期，我們呼喚電影要有法律保駕護航，促進電影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我切身感受到黨中央和國務院非常關心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尤其是電影產業的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真可謂是正逢其時。在我國邁向文化大發展、電影大發展的歷史節點上，這樣一項重要電影法律的發布，為中國電影產業的科學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電影是特殊的精神產品，體現了國家形象和時代精神，從這個層面上看，電影產業的發展已經納入了文化發展戰略的宏觀整體思考當中。電影人太需要這樣一項法律來伴隨電影產業一同發展了、太需要這樣一項法律來保障電影這個龐大的支柱性產業排頭兵科學健康地發展了。
電影法（意見稿）分為六章62條，總則便把電影的屬性、追求的最高任務和規范的界定以法律形式確定了下來，創作者可以通過它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和準則，從此便有了工作的依據。電影是伴隨著科技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載體，雖然作為藝術來說，電影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作為產業來講，中國只有8年的實踐。2002年2月起實施的《電影管理條例》加強了對電影行業的管理，但當時還沒有提出電影產業化的問題，條例的發布主要還是針對行業管理本身。而現在時代不同了，中國電影產業化已進行得如火如荼，電影創作環境包括院線的環境都與以前有著極大的不同，在這個進程中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之前的條例明顯不夠用了，比如鼓勵企業從事電影攝制業務，比如電影院不得偷漏瞞報票房收入、不得在向觀眾明示的電影放映時間之后放映廣告等等都沒有提及，現在這些要求都明確寫進了電影法（意見稿）里，毫無疑問地體現了電影產業發展與時代發展的高度契合，體現出了“促進”的意義。
我認為一切都要講中國特色，電影法（意見稿）也不例外。現在很多人都在談為什么電影法（意見稿）沒有規定電影分級的標準等等，我是這樣看這個問題的，我說得很坦誠也很實際——還沒到時候。中國電影產業化發展才8年多時間，電影總量和質量還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內容還沒有那么豐富，或許再發展一段時間，就必然需要分級了，這不能一味與國外比。
（本報記者張悅采訪整理）
導演尹力最喜愛反映當下生活的現實題材影片，他期待《電影產業促進法》的發布在使中國電影產業步入更為規范軌道的同時，還能夠促成更多現實題材影片的誕生。
為更多優秀影片保駕護航
尹力（中國影協副主席，著名導演）
從現在看，堅定不移地走產業化道路，是中國電影近幾年取得快速發展的關鍵原因。無論從電影的產量、質量，還是觀影人數、銀幕數量上看，中國電影都已經初步形成了規模化的產業格局。中國電影產業格局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三方面的努力：國家不斷出臺保護民族電影的相關政策；中國電影人堅持不懈的創作，促成了中國電影在藝術、技術層面不斷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廣大觀眾對國產電影也給予了一貫的擁護和支持——這三方面力量形成的合力，是中國電影產業良性、快速發展的根本保證。
然而，與中國13億人口相比、與中國電影的潛在觀眾數量相比、與廣大人民群眾對電影文化的需求相比，年產500多部影片、收入100多億元票房、建設將近10000塊電影銀幕，還是遠遠不夠的。而從國產影片題材的深度和廣度上看，特別是就表現當下生活的現實題材的數量和質量而言，我們還有所欠缺。在這樣的情況下，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意義重大，它將使中國電影產業從源起到終端，從創作者、制作者到發行者、放映者，都能夠做到有法可循、有法可依。當中國真正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時候，我們再來回顧這項法律的發布，就會意識到它是一個多么重要的歷史節點。
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將成為一個標志，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電影行業的其他層面，比如對創作權益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方面，也會發布相應配套的法律和法規。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作為文化產業中的重要一環，中國電影任重而道遠。真正意義上的電影產業，不僅能為人民群眾提供優秀的精神文化產品，更可以成為國民經濟的增長點、國家的支柱性產業。因此，根據電影發展的市場需求以及行業規范需求，不斷地調整、完善電影的法律制度，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作為電影創作者，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要求我們在懂法、守法的大前提下，不斷加強行業自律，盡可能多創作“三性統一”的優秀作品。那些貼近現實、接地氣、有質感、表達當下生活的優秀影片，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觀眾的歡迎；相反那些遠離生活、胡編亂造、顛覆歷史的大制作影片則越來越受冷遇，必將慢慢淡出公眾的視野。真正能夠在題材上和情感上貼近時代與生活的優秀影片，永遠是中國電影的希望之光，也是未來《電影法》應當重點保護和扶持的影片類型。
（本報記者李博采訪整理）
是黃金期也是低迷期，他樂觀，是清醒認識到中國電影存在危局的樂觀。黃式憲站在一個評論家的立場，針對電影法（意見稿）對中國電影發展的作用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電影有了驅動力
黃式憲（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電影法（意見稿）在這個時間節點發布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文化強國戰略，電影法（意見稿）借著六中全會的東風發布，以法律來規范電影的生產制作發行以及對外傳播，這是一個重要的法律范本，對推動當下電影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我最感興趣的是這個法的名字叫“促進法”，而不是分級制。好萊塢的分級制是以年齡段來劃分，是消極地讓一些年齡段低的孩子不去看一些成人電影，它的背面是讓成人電影中色情暴力帶來更多娛樂空間和產業財富。該法把文化作為底蘊和底線來推進電影的發展，可以讓低俗的、負面的東西排除在電影之外，讓電影發展得更健康。
電影發展現在出現了一些不能容忍的情況。產業存在著吸金思維，吸金變輕狂，用票房遮蔽文化的貧困。根據廣電總局《綜藝》報提供的數據，今年到目前為止，中國片有13部票房過億，進口片有14部過億，從總量上，國產影片是26億元，進口影片是43億元，8年來，我們保持著對進口影片的優勢今年出現了逆轉。這不是偶然，它證明了今年是國產片小年。
現階段是中國電影百年難遇的黃金機遇期，也是被過度娛樂捆綁裹挾的文化低迷期，正面和負面同時存在。今年票房預計會超過130億元，但我們要問一下，國產影片創造了多少？進口影片創造了多少？這是一個警鐘：我們的文化是往前走還是往后退了？我們是不是踩著好萊塢的腳印往前走？
把公益性放映列入電影法（意見稿）中很好，但我認為公益性還應擴大。因為公益性和市場性是兩條腿走路，不能僅把公益性局限在老少邊地區和未成年人教育。實際上，我們有了大量銀幕，但多廳單片、欺小媚大的現象嚴重，小片得不到放映空間，如此一來，扶持青年電影人又從何談起？電影法（意見稿）現在提出培養青年電影人才，這是很重要的，一是資金支持，也要有市場補貼，但現在沒有看到市場補貼這部分內容。如果青年優秀電影也進入公益性放映，就會得到市場補貼。其實今年小片的成績還是很突出的，包括《失戀33天》《轉山》《老寨》《星星的孩子》《盲人電影院》，其中《失戀33天》是今年的黑馬。但大多數的小片都成了一日游，像《老寨》這樣講述農村基層選舉的電影拿到國外，都會令他們驚訝。其實一些好的片子需要長時間放映，才能獲得它應有的空間。為什么能給《讓子彈飛》82天的檔期，而一些堅守著藝術自覺的藝術家卻得不到空間？
電影法（意見稿）總則里第三條，對電影工作者的身份進行了界定，“從事電影活動應該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等，這些都是對的。但沒有強調我們的電影藝術家、電影工作者應有自己的文化使命。我更傾向于旗幟鮮明地提出電影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化為靈魂，精神空間的訴求是第一位的，文化可以重新塑造一個人的靈魂。一些“80后”和“90后”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呈現出一種虛無空洞的精神狀態。我們看今年的賀歲片，過度娛樂化元素也很明顯。像香港的商業性低俗元素越來越多地進入內地市場，這是必須警惕的。
“走出去”工程在電影法（意見稿）中得到強調，我們應當弘揚中國文化，以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為主體，與普世價值有一個對接，在現代性的意義上提升我們的民族文化，來弘揚我們的精神空間。“走出去”是我們最軟的肋條，而且每況愈下。近十年，我們的電影在海外沒有什么競爭力了。這關系到我們的文化安全問題。我10月、11月都在美國，《讓子彈飛》沒有一家美國公司為它發行，認為它是小兒科。包括《赤壁》在美國放映7個月才有62萬美元的票房，真是很狼狽，況且《赤壁》為了能在美國放映已經把三國故事剪成了兩國故事。這些高端電影如《讓子彈飛》《三槍》的文化已經很蒼白了，家長不能和孩子一起去看這些電影。希望未來《電影產業促進法》真正發布后，能讓電影擺脫“三俗”，更健康地發展，讓未成年人接受電影精神的洗禮。另外，網絡短片、根據電影開發的網絡游戲未來也應納入《電影產業促進法》的管理范疇。
我想，在法律的實踐中，貫徹落實更重要，唯其如此才能創造性地推動產業的健康發展。在產業的實踐中推動藝術家的文化自律和使命意識，慢慢變成貫徹法律的自覺意識。
（本報記者吳月玲采訪整理）
作為一個從事電影院線工作20年的老電影人，陳國偉對電影經營有著很深的了解，從他的講述中可以看到他對電影法（意見稿）發布的期盼：通過法律規范電影產業中紛繁復雜的情況。
合力堵住影院“偷漏瞞報”
陳國偉（海航活力影業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總裁）
電影法（意見稿）的發布是一個進步，讓中國電影邁入有法可依的軌道。整體看來，有些還是規定得比較具體的。例如，有哪些內容是禁止的，沒有公映許可證就不能展映、不能在影院中放映、也不能在互聯網播出。但在很多方面比較含糊，或者說可操作性還體現不出來，比如說創作的方向和尺度，這也是很多創作者關心的問題，如果在作品拍完以后，再來修改，對作品的理解有很大的傷害。但是尺度由誰來判斷，尺度到底由誰來決定，這是不夠清晰的，導致了許多導演對一些敏感的話題不知道如何處理，例如現實生活中的民生問題。如何理解這些問題，藝術家怎么呈現才符合法律的規定？這對創作的繁榮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不光是裸露等的問題。我沒看到不分級的好處，一談分級很多人就想到成人影片等方面，就當前的國內影片而言，也需要分級。時常會聽見家長抱怨原以為純潔的影片突然出現了床戲。正因為不分級，市面上的影片只能憑家長自主來判斷，這是一個不負責的行為。
影院經營規范問題始終是存在的，法律上用一句“偷漏瞞報”是不能概括的，因為現實的情況過于復雜。像賀歲檔《金陵十三釵》定的最低票價是40元，實際上很多影院的團體票是二三十元賣出去的，也有一些是給銀行、移動等公司的促銷賣出的9元票，因為影院一般做整體的營銷，它與單片營銷的沖突由誰來解決呢？再者小片商沒有能力自己去查偷漏瞞報，大片商查偷漏瞞報有時候也不太公平，它們掌握了進口影片的發行權，有壟斷的話語權，一切往往沒有擺到明面上去處理，而是私下協商，這也很糟糕。再如影院售出的套票里包含了爆米花和一張電影票，票價70元加30元的爆米花只賣70元，現在收到70元錢怎么分？這種有爭議的東西由什么行規來決定？這些問題采取什么形式來處理？是片商自己來處理還是由第三方來監管？如果由第三方監管，那么第三方要具有相當的電影經營專業性并且有IT高手，因為據說現在有的影院會修改計算機售票系統瞞報票房。
我還在國有體制里時，就說過電影靠自己救不了電影行業，因為它沒有血液、沒有資金。當地產商開始介入影院時，是影院發展的第二步，那么第三步由誰來走呢？金融資本能否起到作用？電影重要的是兩頭，制片和影院，都需要大量資金。中國目前沒有完片擔保，而且大家不知道所謂的大片什么時候放映，所以片方的風險是非常巨大的。影院是個微利行業，現在的電影院更是存在泡沫，投入成本很高。一些院線公司想運作上市而不得，阻礙它上市的很大原因在于它的利潤上不去。
制片業可以抵押的是劇本和版權，影院的收益有時靠能撞上什么好電影，這兩者都難以評估，例如說明年能有3部《阿凡達》，影院就有保障了。2011年的票房估計在130億至140億元左右，比去年增加了30%，全中國的銀幕數增加了50%，去年的6000多塊中有很多是沒有什么效益的銀幕，去掉那些銀幕，相當于新增了100%的銀幕數，這說明電影院創造財富的能力在下降。當然總體的情況是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影院發展太快了，所以風險集中地體現出來。來年如果沒有什么好影片，我估計很多影院會死得很慘。從長遠看，我們要發展影院數量，因為我們的銀幕數是不夠的。所以金融服務由誰來做、怎么落實，是由國家來承擔還是有一個平臺都很重要。期望電影法（意見稿）增加一些內容：如進口影片的發行公司是不是仍然維持壟斷機制，其他公司如上影行不行？西影行不行？這一部分法律沒有進行描述。對于院線沒有定義，應該按投資管理公司的方向去鼓勵，但現在如果按投資管理公司可能得不到準入，而且不享受電影產業的優惠政策。其實現代院線應該是由資本聯接、管理聯接，現在的情況是靠供片聯接。數字放映技術帶來新的發展，現在局限于故事片，如果在世界杯期間播放直播，需要審批嗎？
呼吁電影院的審批環節更簡化些。現在在電影院裝修完之后，可能要兩個月時間才能放映影片，這兩個月影院一直空著，會讓現在生存艱難的影院雪上加霜。
（本報記者吳月玲采訪整理）
維護觀眾權益不可忽視
□ 采訪者：本報記者 李 博 □ 受訪者：燕 薪（北京盛廷律師事務所律師，傳媒娛樂法專家）
問：與《電影管理條例》相比，電影法（意見稿）中被禁內容由10項增至13項。您認為這些禁止內容的評判標準是否清晰？比如說，其中一項關于禁止“渲染暴力、恐怖”的要求中，暴力和恐怖的標準是什么？這是否意味著未來恐怖片、驚悚片的拍攝會受到限制？
答：法律給出的只能是宏觀的和原則性的規定，這是由法律條文的容量有限性決定的。對于執行環節，還需要有相配套的行政規章來進一步規范。至于具體的判定標準以及判定者，很可能還將沿用原有的電影審查委員會的模式。電影法（意見稿）雖然禁止內容有少量增加，但與過去相比并沒有太多實質性變化，因此，在電影審查的嚴格性或者說對影片拍攝的限制性方面，可能還會維持在原有的水平線。恐怖片、驚悚片拍攝內容上的限制原先就一直存在，只能說電影法（意見稿）沒有給它們松綁。最實事求是的評價應當是，在審查尺度或禁止性規定方面，新法相較舊條例，依然在原地踏步。
問：對于觀眾而言，如果在影院中看到了違背了13項禁止內容的場景，是否可以對影片提起訴訟？
答：一方面，對于這類情形，我國現有的民事訴訟案規定中并未提供與其對接的空間，因此這顯然并不具有可訴性。另一方面，既然影片已經獲得公映許可，能夠在影院上映，那么就意味著它取得了管理部門的認可，也就意味著在管理部門看來，該片并不包含法律規定的禁止性內容。那么，當然不能再由作為個體的觀眾對于影片是否違禁重新進行二次審查，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個體，不同的觀眾因各自教育背景、文化修養、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的不同，對同一影片或影片中的同一段內容，在欣賞、讀解和評價時會有著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性是必然的，也是完全合理的。將個人判斷引入訴訟環節，不但無助于對觀眾權益的保障，反而會無端讓創作者背負不應有的負擔。藝術創作有其自身的規律，將電影創作本身納入司法審查的任何嘗試，都是對電影文化多樣性和電影產業健康發展的破壞，哪怕它披著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外衣。
問：電影法（意見稿）規定影院不得在向觀眾明示的電影放映時間之后放映廣告。您認為執法者應當通過何種手段監管影院？觀眾又能通過什么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答：最有效的方式應當是開放觀眾舉報和投訴的管道，當然這里面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取證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一個時間性，而時間是很難取證的，因為任何對時間的舉證都存在著作偽的可能，這就需要通過對每個影廳安裝配備統一的時間裝置來實現。此外，主管部門的定期巡查機制也是監管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如出現影院強迫觀看貼片廣告的情況，觀眾可以選擇向電影主管部門舉報、向消費者協會投訴，也可嘗試以消費者權益受到侵犯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雖然目前尚無這樣的先例。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