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藝術如何建構國家形象
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藩最近在北京城區25所中小學的近200位學生中進行了一次有關電影與國家形象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65%的受訪者對中國電影中的中國國家形象和華人形象表示過于理想化、無特殊感覺或不喜歡；相反，分別有73%和60.9%的受訪者對美國電影中的美國國家形象和美國人形象表示認同。兩相比較，怎樣讓影響最廣、受眾最多的電影藝術在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正面塑造上起到積極作用，引發了業內人士的關注。
表現國家形象最好的辦法還是表現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人
“電影怎么表現國家形象？最好的辦法還是表現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人。”中國影協主席、著名導演李前寬日前在中國影協舉辦的“中國國家形象的影像塑造”研討會上開門見山地表示，“這個人可以是一個母親、一位工人，也可以是一個農民、一位警察，哪怕他再平凡、再普通，只要他是可信的、可愛的，就無妨他成為中國國家形象的代表。人物塑造是電影的立本之魂，很多急于表現中國國家形象的影片之所以沒能起到宣傳效果，正是因為它忽略了對人物的塑造。”
與李前寬一樣，中國影協副主席、著名導演尹力也十分強調人物塑造對于電影中國家形象建構的重要性，同時他還指出一些影片對國家形象產生的負面影響：“有的外國人在看過某些中國電影之后，以為中國人還像幾十年前一樣穿著大棉襖、窮得揭不開鍋，這樣顯然不利于當代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還有很多標榜著表現當下生活的影片，因為創作者自身的逐利意圖，在真實生活的外面又包裹上了一層不真實的商業外衣，這樣的影片當然也不能代表國家形象。”
青年導演陸川更看重的是電影題材的選擇對國家形象塑造的影響。“談到中國國家形象的呈現，我們首先要考慮的是，我們的影片是不是在講一個全人類都能聽得懂的話題？我們是不是在用一種全人類都能聽得懂的語言講故事？”陸川說，“比如說戰爭片，美國戰爭片的最高目的是宣揚反戰，而我們很多戰爭片卻好像是在鼓勵戰爭！你的影片是想輸出戰爭思想還是輸出和平思想，這是主題立意的問題，也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停地向外輸出宣揚戰爭的戰爭片，那么國外觀眾一定會覺得難以理解并產生抵觸情緒，這樣的話還何談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首部國產全3D動畫電影《兔俠傳奇》今年暑期在影院中遭受的冷遇，讓該片導演、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學院院長孫立軍感慨良多。“美國動畫電影《功夫熊貓2》在中國上映了整整90天且是全天候放映，而國產動畫電影《兔俠傳奇》只得到10天公映時間并且大多被排在早場。直到《兔俠傳奇》下線，也沒有幾家媒體報道這部影片對于國產動畫的貢獻，大多數媒體都在宣傳《功夫熊貓2》取得超過6億元票房，而《兔俠傳奇》只有1500萬元。”孫立軍說，“國產動畫電影缺乏宣傳和支持，憑什么跟強大的好萊塢動畫對抗？又如何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
導演劉杰創作的《碧羅雪山》在國外屢獲大獎，他也成為了中國電影對外交流的一位“大使”。在劉杰看來，電影創作者不必有太多負擔，他們需要做的只是真誠、如實地反映自己的時代。“我特別欣賞香港演員黃秋生曾說過的一句話，他說自己從前拍過很多表現小混混的電影，回過頭來他覺得非常羞愧，因為自己的影片對社會產生了不良影響。”劉杰說，“作為創作者，我們應該沉下心來，認真思考怎樣才能負責任地表現自己的國家。只有這樣，我們的作品才能做到無愧于現實、無愧于時代。”
國家形象并不一定非要以直白的視覺符號傳遞給觀眾
一段為新加坡空軍拍攝的形象廣告讓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助理賈磊磊印象深刻：“在這段廣告片里，你看不到哪怕一架真實的飛機，只能看到在海灘邊、城市里、人群上空不斷掠過的飛機的影子，但這些影子卻比真實的飛機更加巨大、更加震撼人心。新加坡軍隊的實力并不強大、他們也沒有生產戰斗機的能力，但在看完這段廣告片后，你一定會對這個國家的力量肅然起敬。其實國家形象并不一定非要以直白的視覺符號傳遞給觀眾，用貼標簽、喊口號的方式拍攝宣傳電影，違背了藝術創作的規律，觀眾不一定能順暢地接受。事實上很多優秀的國家形象宣傳影片都是通過豐富的藝術手段讓觀眾在潛移默化間認同這個國家的正面形象的。”
“中國社會正處在不斷發展、不斷變革的過程中，我們還面臨著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可不可以通過電影的方式去表現？表現生活中某些負面的東西是不是就損害了國家形象？”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饒曙光認為，電影創作者不應避諱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負責任地表現社會問題的影片不僅不會影響國家形象的建構反而會推進中國電影的健康發展。“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向，就要對電影創作持比較寬容的態度，拍攝一些具有建設性的反映現實問題的影片并不會損害國家形象的塑造。”饒曙光表示，“因為中國電影要表現的主要還是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這些人與事既包括正面的，也少不了負面的，如果單純拍攝表現好人好事的影片的話，未必就能起到預想中的正面宣傳效果。”
“英國電影對國家形象的塑造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比如曾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戀愛中的莎士比亞》就以現代人的視角表現了莎翁的故事，還有《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中的英國人，已經不是傳統中那副保守、頑固的樣子了，片中新英國人的形象和影片一起被傳播到了世界各地。”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陳山說道。在陳山看來，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代化的中國、現代化的中國人的形象應當成為中國電影的主流表達：“我常說，發生在北京中關村的故事太適合拍成電影了，中關村是國家高新技術的代表，周圍有北大、清華兩所著名高校，還有頤和園、圓明園這樣世界聞名的景點，中國電影人為什么不在此取材拍攝電影，來展示新北京、新北京人的形象呢？其實拍一部反映中關村的電影，可能比一些傳統的主旋律電影具有更好的宣傳效果。”
與陳山相仿，賈磊磊以韓國電影為例，說明了電影中國家形象的塑造不應以犧牲人物的合理性為代價。“韓國電影的常用敘事策略是將個人訴求與國家愿景緊密結合，個人、家庭和國家在韓國影片中常常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的。”賈磊磊表示，“相反很多國產電影因為急于表現主人公的‘舍己為人’、‘無私奉獻’精神，非常生硬地將個人愿望、家庭關系同國家利益對立了起來，結果反而破壞了影片的合理性，更影響了觀眾的接受。”
（編輯：孫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