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紀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美學研究所所長，價值與文化中心研究員，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編委。兼任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教授，澳門科技大學講座教授，中華美學學會理事。

　　日本街景

　　雖然，我們每天都在渴望生活中美好的一切，比如天際一抹粉色的晚霞，或者少女在風中一掠而過的媚眼。但事實上，美也許并不是好東西。

　　記得去日本參加會議期間的一個夜晚，因為加班趕制一份文件，錯過了吃晚餐。至晚上10點，突然想到賓館附近的居民區走走，并順便找個小館子將轆轆的饑腸裝滿。

　　夜晚的京都很寧靜。尤其在遠離馬路的居民區，燈光暗淡，行人稀少，這又使寧靜中透出幾分冷清。

　　走過一條小街，拐彎處有一家居酒屋。門雖然掩著，但里面依然有燈光。于是推開房門，便看見一個中年食客，正和近于老年的老板及他的兩個女兒閑聊。

　　店主人很熱情，但他的熱情我卻一句不懂。記得出發前，我曾經告訴會議的主辦方，自己一句日語不懂，可能到時候只能用微笑應對各種困難的場面了。他的回答也很幽默，說：東亞人交流的最好方式就是微笑，it’s enough!

　　好在，日本人普遍教育程度較高，尤其是戰后一代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說上幾句英語交流。于是，一切變得基本順暢。點了一份面，一份菜，便開始大嚼。期間，看到鄰座的中年食客喝著日式的清酒挺享受，于是也要了加冰的一杯，慢慢喝起來。

　　日本的居酒屋是賣散酒的。這種清酒口感一般，也只有25度，但倒很容易激起人說話的興致。于是和屋子里幾位日本人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起來。日本下層民眾倒沒有知識階層那么多的客套，話題也樸實，無非是“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的一類。聽著也說著，不知不覺就飲了三大杯。

　　出得門來，周邊世界有點恍惚。抬頭一望，一彎清月高懸于天邊。其中，恍惚與酒精的作用有關，清月則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在那里懸著，似乎與夜行者此時此刻的心境或際遇缺乏必然的關聯。

　　但身處異域，這彎清月依然是讓人感動的。遙想起張孝祥對洞庭月夜“表里澄澈，肝膽冰雪”式的體現，所謂的感動也就慢慢地變成陶醉了。

日本料理

　　最近我常常認為，審美也許是一種病吧。所謂的忘我或陶醉，往往是以人對自己當下真實際遇的失憶為前提的。對于執業醫生來講，這很可能是一種由情感刺激而起的生理性病變。世界上因美致病的例子很多。記不清哪本清代筆記小說中曾講過，一個貴族少女因讀《紅樓夢》而起了春情，最后抑郁至死，但這并不是中外歷史中的孤例。在現代，也有據說游覽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游客，看過米開朗基羅西斯廷教堂的壁畫，也會數周迷亂。這被稱為因藝術而起的“佛羅倫薩癥”。

　　我不想夸大京都之美的感染力。無論是它精致入微的園林還是美術館里的藝術杰作，我欣賞，但如果說達到了非理性的沉迷或陶醉，顯然也有些矯情和夸張。但是我想，在日本，美對于人和生活的作用卻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我總感覺，這個民族有種審美中毒的癥候，它鑄成了古代日本讓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化生活方式，但也應為這一民族帶來了諸多與人性自由相背謬的負面影響。

　　比如，看日本園林，幾乎是每一根草都是被認真梳理過的，幾乎是每一棵樹上的葉片都受到了園藝師的特別關照。這是一種讓人無法言喻的細膩，但也由此極易讓人想到中國古戲文中一個充滿譏諷的段子。說一個禿子光光的頭頂上剩下了一根頭發，這頭發讓他珍愛，也讓他憐惜。于是，睡前梳洗這根頭發，起床后對它進行細致入微的護理，就成了每天必做的繁瑣功課。于是，一根頭發，也就成了他的事業，他的人生，直至終老。

　　這根頭發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日本園林的故事。記得2001年在京都相國寺，就曾經在墻角的位置發現一根被精心打理過的草。這根草長在泥土里，但草根部的周圍卻如禿子的頭頂一樣一塵不染。當時我是深感震撼的。真難以想象，對這根草的護理，每天得花費園林師多少時間和精力。

　　日本人注意細節，也表現在人際交往和飲食中。會間，受主辦方邀請，吃了一次著名的京都料理。席間先上了一道烤過的稻穗，一粒粒將稻米從殼子里摳出來再填進嘴里，確實是對人的耐心的重大考驗。然后，一道道菜端上來，每一道菜的菜量都少得驚人，同時菜的數量也多得驚人。于是吃日本料理的過程，極類似于螞蟻搬家式的艱難跋涉。最后，這星星點點的菜肴終于被全部搬進了胃里。于是集腋成裘，倒也飽了。

　　注意細節是一種巨大的優點，尤其是與凡事習慣于胡里馬哈、大差不差的國人相比，更值得展開深刻的反省。但是，就人而言，往往習慣于在芥子殼里做道場，便會疏忽芥子殼之外的廣大世界，一味執拗于微觀便會導致對宏觀世界的遺忘。這種缺少視野和格局、抓芝麻丟西瓜的性格，對日本人的影響是致命的，既表現于藝術創造也表現于現實政治。許多中國人，一方面佩服日本人的細膩，另一方面又嘲諷日本人缺乏男性的大氣和格局，甚至據此稱其為“小日本”，原因概出于此。

日本枯山水庭院

　　在美學方面，日本人情感細膩，感覺洗煉。東山魁夷在述及中日繪畫的差異時曾講：“日本風景畫具有西方與中國所沒有的一個特點，就是往往不從廣闊的視野把握風景，只是將大自然的一小部分作為作品的主題。這大概可以稱為‘花鳥式的風景’，就是把從近處看到的一部分自然風景構成畫面。這種畫面的構圖很特殊，沒有遠景、中景、近景的設置。只有近景。這可以說是出于裝飾性的感覺，但正如一棵野草也能表現大自然的生命，也是日本人熱愛自然的象征。捕捉大自然微妙變化的敏銳感覺正是日本人獨特的纖細銳利神經的體現。”（《與風景的對話》）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細膩與缺乏格局，與藝術上表現出的特點是一致的。

　　真不知道是日本人的性格造就了日本藝術的特點，還是其藝術特點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對于這個愛美的民族，藝術應該是這種特征的極致性反映，并反向對其民族性格形成變本加厲的強制和規定。我堅持認為，日中近世園林的營造，是中古畫中的山水意象訴諸實踐的產物，是將表現于卷軸并懸于墻壁的畫中山水向現實的物化兌現。進而言之，日本家庭的營構和布置，又是對貴族或士人園林的進一步移借或向日常生活的蔓延。據此來看，是日本藝術的細膩造就了日本人日常生活的細膩，也是日本藝術、園林的缺乏格局鑄成了日本人性格和日常審美方式的缺乏格局。這樣，原本是讓人自由解放的藝術，在日本，則成了對人的日常生活行為進行強制性建構的原則和力量。

　　于此，美的自由解放的特性，也就徹底轉換為專制性。藝術作為日常生活必須遵從的范式，也就成為壓抑人性、鉗制自由的異化式力量。

　　在這種背景下可以看到，美和藝術，與其說在成就著人性，倒不如說在扭曲著人性。與其說讓人性開敞，倒不如說是將人裝入了藝術范式的芥子殼。如果說日本人的局促和小氣是在芥子殼里做道場，那么它的藝術顯然起到了極其負面的示范作用。

　　一個民族，在其文明的極限處，極易被美挾持或綁架，以致于日常生活中為維持一種反人性的優雅，而變得縮手縮腳。真不知道這是一個民族的幸還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