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強國與中國歌劇的使命

——重溫《講話》中關于“普及與提高”關系的論述

□ 蔣一民（北京大學歌劇研究院教授）

不同版本的歌劇《白毛女》劇照

　　◎ 以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誕生的《白毛女》為代表的一批民族歌劇是文藝工作者在《講話》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最重大藝術實踐之一。一方面，《白毛女》扎根于民族民間音樂的美學原理仍然是中國歌劇今天乃至未來必須堅守的創作基本點，但是另一方面，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民族歌劇作為毛澤東所說的在當時條件下“有限的提高”、作為“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的藝術作品，尚有待于在形式上，在創作技巧和表演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與時俱進的“提高”。

　　◎ 我們今天注重“提高”，絕不意味著過去的民族歌劇（包括秧歌劇）就失去或減少了藝術價值，而是要繼承和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歌劇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把得之不易的、通過幾代歌劇人的努力而積累的寶貴經驗，特別是扎根于民族民間的內涵與形式的美學原理，用于新時代的歌劇創作。同時，要高度重視中國歌劇所積累的經典劇目，以各種形式推陳出新，經典與創新并舉，使經典與時俱進，為經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臻完善，達到新的高峰。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個核心思想是：文學藝術跟社會的核心價值有著本質的關聯，二者交互作用。鑒于當時的歷史環境，毛澤東主要闡述了二者的顯性關聯，而較少涉及隱性的或較為曲折的關聯。藝術社會學告訴我們，觀察和理解任何藝術作品，都無法脫離作品所處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文藝創作可能會以非常積極的姿態直接參與社會發展的進程。這樣一種能動作用，決定了文學家和藝術家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懷著強烈的使命感，創作出內涵深厚、藝術高超的傳世作品。今天，我們在強國之路上呼喚文化振興之際，文藝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緊密關聯又一次凸顯出來。

　　歌劇作為一門幾乎集中了所有文藝門類的“總體藝術”，從它誕生之日起，便成為衡量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文化綜合實力的重要“標桿”之一。這也成為不久前文化部主辦的首屆中國歌劇節上專家學者與文化部官員們的共識。理所當然，“普及”概念的孿生概念“提高”，應該前所未有地進入創作和評論的前沿。在這個時刻，重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于“普及與提高”關系的論述，適逢其時。

　　毛澤東《講話》“結論”部分五大問題的第二個問題專門論述“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其中有一段經典句子，即“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個句子成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以“普及”為重點的文藝工作的理論出發點。生活在今天全新的時代，面對新的時代要求，我們有必要完整地閱讀毛澤東的原文，即在文本的“語境”（context）中來盡可能全面而準確地解讀作者要表達的本意。毛澤東說：

　　既有從初級的文藝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為被提高了的群眾所需要、或首先為群眾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級的文藝，又有反轉來在這種高級的文藝指導之下的、往往為今日最廣大群眾所最先需要的初級的文藝。無論高級的或初級的，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這段話之前，毛澤東對“普及與提高”的關系做了充分的闡述。他說：“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因為當時參加革命的群眾普遍“不識字，無文化”，“對于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

　　《講話》所處的時代與文化背景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民族危亡，救亡圖存，在這個時候侈談“提高”無異于“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二、“革命文藝”的“工農兵”受眾竟然大都是“不識字，無文化”的文盲（這在今天是無法想象的）！著名的延安秧歌劇《夫妻識字》就是這一背景的直接體現。不過，毛澤東顯然已經超前意識到，從長遠看，文藝的常態發展不能受制于這個非常態的時代與文化背景，所以他緊接著調轉頭來指出：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什么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

　　在中國人民的大多數還是文盲、國民低層次文化素質的那個嚴峻的年代，毛澤東已經看到了更遠：

　　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

　　以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誕生的《白毛女》為代表的一批民族歌劇是文藝工作者在《講話》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最重大的藝術實踐之一。一方面，《白毛女》扎根于民族民間音樂的美學原理仍然是中國歌劇今天乃至未來必須堅守的創作基本點，但是另一方面，以《白毛女》為代表的民族歌劇作為毛澤東所說的在當時條件下“有限的提高”、作為“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的藝術作品，尚有待于在形式上，在創作技巧和表演方法上，取得突破性的、與時俱進的“提高”。

　　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擺脫百年積弱，實現了1935年12月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所憧憬的目標：“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的“不斷地提高著”的“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在今天已經提高到了如此程度：半個世紀以前中國人大多數是文盲的狀況對于80后、90后的年輕一代是全然陌生的。因此，我們今天談論文化發展，不僅要跟自己的近代史作縱向比較，而且已經到了可以嘗試跟世界文化的發展水平進行橫向比較的時候了。如果我們的思維仍然慣性地停留在以“求生存”為主的階段，那就不僅可能出現毛澤東所比喻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的尷尬局面，甚至還可能出現倒掛：教育者的水平低于被教育者的水平。因此，今天我們繼承并發展《講話》的思想，就必須明確“謀發展”、比肩世界一流的意識。

　　作為高端藝術的歌劇，將音樂（歌唱+交響音樂）與戲劇結為一體，同時包攬或調動其它各類藝術，能夠產生至為強大而深刻的藝術感染力，能夠產生其它藝術形式無可替代的對心靈的強烈震撼力。古人說，歌詠言，詩言志，樂傳聲。當這三者在最為精致的藝術形式中結為一體時，其所釋放的威力無遠弗屆。因此，優秀的歌劇作品有利于增強國家“軟實力”，有利于樹立和宣傳國家形象，可以在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成為國家和民族的“名片”，將對文化強國起到重要作用。

　　中國歌劇發展史證明，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歌劇事業，十分重視歌劇服務于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特殊作用，十分重視通過歌劇藝術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歌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在繁榮的現狀面前，我們還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承認，我們還拿不出可以登上世界舞臺中央的高水準作品。還需要踏踏實實做許多艱苦的努力。通過這些努力，我們要創造出能夠跟國際模式接軌的優秀中國歌劇。這樣的“中國歌劇”，具有中華民族的獨特氣質和品格，展示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現中國的音樂靈魂，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聽覺習慣。

　　藝術質量是新一代的中國歌劇在世界舞臺上能否站得住腳的關鍵之關鍵。為此，建議我們的文化藝術主管部門從國家文化發展的戰略高度，采取重大措施，跟進藝術創作，狠抓藝術質量。

　　我們今天注重“提高”，絕不意味著過去的民族歌劇（包括秧歌劇）就失去或減少了藝術價值，而是要繼承和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歌劇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把得之不易的、通過幾代歌劇人的努力而積累的寶貴經驗，特別是扎根于民族民間的內涵與形式的美學原理，用于新時代的歌劇創作。同時，要高度重視中國歌劇所積累的經典劇目，以各種形式推陳出新，經典與創新并舉，使經典與時俱進，為經典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臻完善，達到新的高峰。

　　今天，我們在各方面的條件都比過去好得多，歌劇創作和表演的技術水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我們的視野也更加廣闊。讓我們努力爭取早日創造出能夠加入世界歌劇藝術主流的中國歌劇！強國呼喚高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