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批有思想、有智慧、有藝術性的欄目，既顧及了大眾需要娛樂的意向，又有促進社會向更高文明邁進的作用，受到好評的同時，也提高了收視率和知名度。這更說明，現階段我國的電視觀眾基本上是新中國建立后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即便是文化較低的群體，也有著傳統所賦予的欣賞底線，在追求娛樂的表層要求之下，有著追求高素質的品味要求，這不是一味低級惡搞所能滿足的。

　　>> 廣電總局頒布的“限娛令”，是在中國大眾傳媒的發展時段中起到了一次助力作用，將發展中的盲從、泛濫減少到最低點，盡可能協調與經濟迅速發展的不匹配帶來的人文距離，像推動西方社會發展的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的大眾傳媒領域進行人文革新運動，毋庸置疑，中國大眾媒體現如今正在經歷著自出生以來第一次青春期成長痛，在蓬勃和青蔥中需要規范、指導和引領，任何的放任都不能不背離科學發展的軌道，發展的快、模仿的快與創新的慢與提高的慢在“限娛令”的規范下得到了調整。

　　>> 如果以收視率為標準決定節目去留，那么節目市場中代表少數精英文化和弘揚主流價值觀、傳統價值觀的節目將消失殆盡，造成精英人群、文化智者的失語和缺位，那無疑將是文化的倒退和媒體的失職，也完全背離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要求。

　　在“限娛令”的引領下，娛樂節目首先需要提升節目品味，將文化元素注入娛樂節目，將娛樂性植入文化宣講欄目，用真善美的道德感召力培養觀眾、培植優良的媒體生態環境，內外兼修完成娛樂節目的良性轉型。

　　在和平發展的時代，在快節奏工作的社會環境下，中國人骨子里要快樂、找快樂的情結和娛樂需求被媒體發現并使用，以娛樂元素為統率的欄目大面積地出現，不止一個電視臺因為上了娛樂節目而大幅度地提高了收視率，也出現了以娛樂節目立臺和名臺的省級衛視。在收視率和廣告效應同步飛躍的強大吸引力下，一時間搞笑和娛樂節目大盛。為了加大笑料，在無計可施或創新力不足的情況下，大量挑戰中國人道德底線的惡搞類節目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電視屏幕上，從欄目命名到內容都向“俗”、“再俗”、“俗到底”發展，從“男女速配”、到“曬私情”不一而足。我們的聲像兼備的高清屏幕上笑聲一片，嘲笑、狂笑、邪笑，總之是為笑而笑，沒笑硬擠笑，完全沒有了文化大國應有的高雅和含蓄，沒有了引領大眾的責任和社會效益的思考。于是，在廣大電視觀眾的強烈呼吁下，廣電總局于2011年10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管理的意見》的通知，由于其旨在限制各衛視黃金時段娛樂節目播映權限，被坊間形象地概括為“限娛令”。

　　“限娛令”在頒布之初便如一枚重磅炸彈，將原本樂此不疲推出競技類真人秀節目的各大衛視徑直送上了更加激烈的媒體競技場。一時間，各大衛視談“令”色變，看著盤子里的收視率大餅，只能揮淚斬馬謖，忍痛改版。

　　時至今日，“限娛令”施行已經過去了大半年，從可見的調整上看，“限娛令”引起了娛樂節目的整體性變更，省級衛視打起十二分精神進行生存策略評估調整，開始重視健康智慧型節目的創造和引進，以央視《謝天謝地你來了》為首，各地衛視相繼推出了《中國夢想秀》（浙江臺）、《士兵突擊》（云南臺）等一批有思想、有智慧、有藝術性的欄目，既顧及了大眾需要娛樂的意向，又有促進社會向更高文明邁進的作用，受到好評的同時，也提高了收視率和知名度。這更說明，現階段我國的電視觀眾基本上是新中國建立后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即便是文化較低的群體，也有著傳統所賦予的欣賞底線，在追求娛樂的表層要求之下，有著追求高素質的品味要求，這不是一味低級惡搞所能滿足的。當然，幾家歡樂幾家愁，“限娛令”究竟限了誰，又娛了誰，觸及了哪些媒體核心問題，它給中國電視界帶來了怎樣的改觀和新的發展格局也是值得分析和關注的。

　　電視媒體行業的“快慢時差”

　　“限娛令”出臺初時，各省級衛視唉聲一片，尤其是擁有可觀收視率欄目的電視臺如臨深淵，恨不能明志發愿與那些不入流之輩劃清界限。然而，廣電總局限令一落，不管直轄市、GDP還是收視率老大，一概按“令”行事，各家衛視于是乎抓緊最后的兩個月時間迅速變身，改版再戰。

　　“限娛令”不是“禁娛令”，可以理解為媒體監管機構對媒體機構、受眾、市場從無序到有序的引導。中國電視從上世紀80年代在百姓家中普及以來，在幾年前實現了大眾媒體與受眾的第一次廣泛融合與互為主客轉換，將原來“坐在客廳看電視”的傳統觀賞模式發展到“演播室變客廳”的互動參與模式，使電視打破以自我為中心的舊有模式，形成以受眾為中心的新模式。電視節目內容從以往的教育、認知、審美功能迅速而大面積地轉換成以娛樂功能為主的獵奇、新鮮、刺激的視覺饗宴。中國的媒體行業與發展中的中國社會相呼應，進入了經濟發展與人文素質發展不協調而導致的消費主義快餐文化時段。這一文化時段與西方工業文明創建初期的社會人文過渡期有相似之處，就是物質和經濟大發展而人文環境受破壞，用當下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走得太快了，靈魂沒有跟上來”。然而西方在工業革命時期，并沒有現代大眾傳媒的全方位參與與觀照，教堂的鐘聲和家庭的約束仍然在起著引領和約束的作用。中國則不同，經濟的發展與大眾傳媒同比飛躍，在收視率和經濟效應的兩條鋼軌上，如動車一般迅速進入“全民娛樂”時期，戀愛上電視、家庭曝隱私、娛樂皆粗俗、聒噪一窩蜂。即使沒有“限娛令”這種行政手段出面禁止，低下娛樂時段的前景也不難預測，那就是經過幾輪中原無主的混戰和拉鋸之后成王敗寇，留下幾個金字塔頂端的金主，其余不入流者將遭到觀眾的拋棄和嘲笑，媒體資源不得不重新回歸精神家園探尋、進行傳統文化與理想人格的建構——這一回歸模式和大眾傳媒期待視野從西方社會發展的軌跡中可以得到反復驗證。廣電總局頒布的“限娛令”，是在中國大眾傳媒的發展時段中起到了一次助力作用，將發展中的盲從、泛濫減少到最低點，盡可能協調與經濟迅速發展的不匹配帶來的人文距離，像推動西方社會發展的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的大眾傳媒領域進行人文革新運動，毋庸置疑，中國大眾媒體現如今正在經歷著自出生以來第一次青春期成長痛，在蓬勃和青蔥中需要規范、指導和引領，任何的放任都不能不背離科學發展的軌道，發展的快、模仿的快與創新的慢與提高的慢在“限娛令”的規范下得到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