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浮躁喧囂的媒介環境下，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需要有勇于潛修、甘于枯淡，不慕虛名、不貪虛榮的文化自覺意識，需要堅守一種持之以恒的求道精神。讀罷仲呈祥先生的文集《文苑問道》，這位文藝評論界前輩對中國文藝事業發展的關注與憂思，躍然紙上。

　　這本書內的每一篇文章，雖是舊作，但有志于中國文藝理論研究的有心人，若能細細品讀，都能有所收獲和啟迪。有思想的文字不會隨歲月的流轉而失去其內蘊，恰如陳年老酒愈加香醇，那些時髦辭藻充斥但思想內涵貧乏之作絕對不能與其相提并論。

　　“文苑問道”，書名寥寥四個字。一個“問”字，似乎能讓讀者聽到作者多年不懈求索的腳步聲；“道”本意為“路途”，諸多引申義中有“道理、真理”之項。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出版過《藝苑問路》《藝苑問道》等書，從書名看，從問“路”進而問“道”，揭示了作者幾十年孜孜以求的探索思考；如果說“藝苑”主要集中于對影視藝術創作及發展的評論，而“文苑”則將視野開拓到更為廣闊的文藝創作領域。作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工作者，作者幾十年治學問道的曲折路程，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文藝發展的歷程緊密相連，他始終牢牢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上下求索，躑躅問“道”。向“上”，即揭示文藝作品中所蘊含的時代精神，彰顯先進、揭示不足；向“下”則將目光關注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觀照到普通群眾家長里短的日常生活所折射出的時代脈搏和歷史心聲。他的治學、問道歷程，與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新時期文藝發展三十余年的歷程同步，其間的每一篇文藝評論，都與當時文藝創作最前沿息息相關，深入到中國文藝發展較為重大而深遠的哲理層面。“文原于道，明其本然”（紀曉嵐評《文心雕龍》批語），書中所記錄的評論感言，既彰顯了洗練勁達的文采，更傳遞出文化自覺之“大道”。書中的這些發表于《人民日報》的148篇不同時期的文藝評論，始終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文藝為人民的宗旨，鮮明體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

　　讀罷全書，筆者認為作者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鑒于兩大淵源：一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以“人”為基點的、面向人民大眾的文藝理論；二是批判性地吸收中國傳統哲學思維養料，兼收并蓄其他文藝理論之長。正如書中“自序”所言，作者始終緊握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有力武器，“努力自覺把握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美學分析和歷史分析的方法和規律”，“努力踐行忠實于人民的文藝理論批評者的歷史使命與社會擔當，”因此，可以說，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工具的實踐運用，是其文藝評論的根本特色，是其文藝理論的堅實“塔基”。另一方面，作者批判性地吸收中國傳統哲學的養料，較注重傳統文化的優秀思想精髓和道德精髓對文藝創作的正面影響，他根據中國文藝創作的實際，以包容開放、博采眾長的學術視野和態度，歷史性地、批判性地借鑒眾多文藝理論的優長，這是其文藝理論不斷發展、深化的脈絡主軸。

　　更為難得的是，作者鮮明堅定的文化自覺意識滲透于行文之間，這份堅守的文化自覺意識并非為了抬高理論身價而牽強附會的空口號，而是其哲學積淀、歷史意識、理論修養，加上作者幾十年文藝批評的一線工作所沉淀的真情實感“化醇”之后的水到渠成的思維成果。從宏觀角度看，全書從辯證和諧思維的高度，從“哲學管總”的整體格局，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工具為武器，站在歷史視角和人民利益的出發點，提出一系列提綱挈領式的宏觀理論觀點。如他倡導“哲學通，一通百通。”他倡導走兼容和諧、辯證整合的文藝研究之路，這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思維的優勢所在；他還一再呼吁倡導以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還歷史以本相，完整塑造歷史人物形象，對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創作，從整體創作思路和理念觀照的角度，給予了宏觀把握；對于新世紀的文藝創作，他提出了理性思維與情感思維應互補生輝、交融整合的觀點，將王元化、朱寨等大家前輩的觀點更具體地用于文藝批評以指導影視藝術創作實踐。從中觀角度看，全書以時間脈絡為縱線，深入剖析了三十余年中國文藝創作的總體發展趨勢，以主旋律和主流價值觀自覺匡正一些所謂時興的創作趨勢。如他堅決反對“淡化政治”、“躲避崇高”、“遠離現實”、“消解價值”的消極美學主張；他還深刻剖析了藝壇媚俗文化泛濫的文化根源，及其對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健康和諧發展的長期不利影響；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覺意識和堅定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場，自覺匡正時下一些看似時髦的文化流行術語的誤讀；作者邊破邊立，在提出針砭時政、痛快淋漓的美學批判的同時，也建設性地提出了構建新時期中國文藝創作理論大廈根基的肺腑之言，如其對“中國特色”、“電視藝術特色”、“地方特色”、“個性特色”等文藝創作美學特質的精辟論述。這些時評，不僅有力匡正了時下喧囂浮躁的文藝創作不正之風，絕非坐而論道的空談，對于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新時期文藝理論工作，亦有深遠而建設性的現實意義。從微觀角度看，作者對時代優秀作品的美學評析，均彰顯出系統的美學慎思。如通過對歷史題材文藝作品的品評，體現出對歷史劇創作思維突破的肯定；他注意對文藝作品中人物形象所體現的時代精神特質的高度概括，特別注重典型人物所具有的將傳統美德與變革膽識完美結合的鮮明時代形象；他注重個體生命之于社會和群體的價值及意義，而不僅僅停留于對悲歡小世界的自然主義揭示，等等，不再一一冗述。

　　綜上所述，該書從創作論、風格論、鑒賞論等角度，對新時期中國文藝創作的方方面面重大成就進行了整體性的總結概括。他所追求的“道”正是“中華優秀文化在繼承創新、中外交融上的辯證和諧思維傳統”，這也正是費孝通先生晚年總結的“文化自覺”意識所秉持的兼容并包、和諧共榮的哲理正道。他所追求的“道”正是具有心系天下這一博大胸懷的中華民族所追求之“道”；他所追求的“道”正是具有厚德載物這一務實風格的中華民族所追求之“道”；他所追求的“道”正是具有仁德待人這一追求德行的中華民族所追求之“道”；他所追求的“道”正是堅持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中國共產黨所追求之“道”。

　　（文中引號所引內容，除注明引用出處外，均摘自《文苑問道》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