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猴魁？還是普洱？
王久辛
進得作家莫言簡樸的家，驀然想起第七次作代會期間，作家喬良在軍隊代表團的發言，他說：“老有人說這個時代產生不了大師。我們不要妄自菲薄，其實大師早就誕生了，只是沒有被大家認識罷了。我認為莫言、王安憶等，無論他們作品的數量，還是藝術上所達到的高度，早就超越了前人，早就是大師了。”喬良說得非常真誠，讓我產生了強烈的共鳴。
是啊，像真理是相對的一樣，大師也是相對的，是某一歷史時段的大師，而不是永恒的大師，為什么非要達到“高大全”時才行呢？所以，那天我往莫大師家的沙發上一坐，便想起了這段話，隨即便將喬良的話轉述給了莫言。
莫言坐在木制的搖椅上，半閉著眼，又低又輕地對我說：“久辛，大師都是等人死了以后追加的，哪有給在世作家的呢？”我說：“那未必吧？”
我說：“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當然是出大師的時代，更何況對作家們也是個鼓舞啊。”莫言一點表情也沒有，慢騰騰地站起來道：“喝猴魁？還是普洱？”
莫言，原名管謨業。只上到小學五年級。這就是莫言的基礎，也是他的“起跳線”。那天從莫言家出來，詩人楚天舒囑咐我：“英雄莫問出處、別問當初，你寫文章可千萬別寫莫大哥只上過五年小學啊。”我說：“為什么不寫呢？我偏要寫。”
莫言小時候非常調皮，而且嘴碎，愛胡鬧、搗亂，為此還受過處分呢。一次，他看見同學剛買了瓶鋼筆水，便說：“我一口可以喝掉。”那同學不信，他二話沒說，擰開蓋兒，一仰脖子就喝干了。滿嘴藍牙，猙獰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師都給鎮住了。譏諷他說：“好啊，管謨業同學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級知識分子呢！”可見老師多煩他。
在小學，唯一值得莫言夸耀的，是他寫的作文。別的同學老是面面俱到，語言也多是干巴巴的。莫言不同，他把場面上的事一筆帶過，留下筆墨寫他認為最精彩的部分。一次放學，老師把莫言留了下來，問：“你這篇作文是從哪抄的？”那個不信任的眼神兒至今都在莫言的眼前晃悠。莫言說：“我自己寫的。”老師不信，非逼他再寫一篇，而且要他馬上寫，不能回家，說：“題目《抗旱》，寫吧。”
莫言走投無路，只好鋪開紙、提起筆，寫開了。寫完往老師面前一推，老師看了，“咦咦咦”地說：“人不可貌相，確實不錯啊。”第二天，便將莫言的作文拿到中學，當范文給中學生們朗讀。這個老師徹底改變了對莫言的看法，還常去他家串門，并囑咐他多讀書。
進入部隊后，新兵莫言各方面都很努力。辦黑板報，寫廣播稿，還當了文化教員。可憐莫言只上過五年小學，他差不多把所有能請教的人，都請教了一遍。不久，政委來視察工作，聽了莫言的課就問：“小家伙，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莫言咧著嘴笑，說：“我哪上過大學呀，農村來的。”
那時，莫言已在《蓮池》發了四五個短篇小說，政委向總參干部部匯報說：“這個兵，又踏實又有才，能講政治、語文、數學，還發表了小說，地方作協認為很有潛力。雖然25歲超齡了，但作為干部，還是蠻年輕的呢。”參政領導聽罷，當即就表了態：“好，你們打個報告，我們特批。”就這樣：1982年7月28日，被莫言終生銘記。這一天，他被破格提為軍官。
1984年7月，解放軍藝術學院成立文學系，面向全軍招生。莫言聽說后，幾乎是不管不顧、橫沖直撞地跑到了軍藝。接待莫言的是青年詩人劉毅然，他上去就是一個標準的軍禮。接著是報告詞兒：“報告首長！總參謀部管謨業前來報名！”毅然笑著儒雅地說：“報名早就結束了，你怎么才來呀？”
于是，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說服領導同意，怎么千辛萬苦找到軍藝的經過，仔仔細細地講了一遍。后來，主任徐懷中認真看了莫言的作品，盡管當時報名時間已過，還是特批莫言參加了考試。莫言也不負恩師抬愛——考試以文化總分第二、專業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軍藝文學系。
然而，還沒容莫言高興呢，巨大的壓力就逼得莫言失去了笑容。他們班光獲過全國大獎的作家，就有李存葆、宋學武、錢鋼、李荃等等。“管謨業是誰呀？”當時系里一來信，就是一大堆。莫言的信不多，但同學們倘若看到，總要這么問一聲。莫言很壓抑，心想，我來快一年了，還不知道我是誰？
莫言先寫了一篇作業，叫《天馬行空》，文中發泄了他對許多同學不把他放眼里的不滿；之后不久，系里召開李存葆《中山，那十九座墳塋》作品研討會——機會終于來了。莫言在會上把這部人人說好、個個贊揚的小說，貶得是一塌糊涂。而李存葆則表現出了老大哥的涵養，自始至終一聲未吭。
我問莫言：“你是怎么說的？”莫言說：“原話真是記不清了，但確實很粗暴、很野蠻，現在想起來非常后悔，太過分、太不應該了。”
是的，否定一個人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但有本事你拿出讓大家公認的好作品呀？莫言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自研討會后，莫言的壓力更大了，每天都沉在忘我的寫作中。不久，《透明的紅蘿卜》等四五個中篇面世。莫言說：“李存葆大哥是個真正的大男人，有胸懷、有涵養，對比之下我真的很慚愧。存葆大哥看了我的《白狗秋千架》后，贊揚我說‘莫言這小子是有點造化’，讓我很感動。”
莫言的成名作《紅高粱》，也是逼出來的。1985年總政召開軍事題材小說座談會，一批老作家憂心忡忡地說：“蘇聯衛國戰爭只打了4年，可描寫衛國戰爭的優秀作品一批又一批，眼看著我們就寫不動了，而青年作家又沒有經歷過戰爭，怎么辦呀！”
怎么辦？莫言接過話頭，說：“我們雖然沒有經歷過戰爭，但參加過演習；我們雖然沒有打過鬼子、殺過人，但在家不還殺過豬、宰過雞，咋就寫不出來呢？放心吧，我們不是吃白飯的。”當場就把老人家頂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顯然生氣了，站起來斥責莫言說：“年輕人呀，別太狂妄！”
理論解決不了的問題，只好交給創作了。莫言說，當時就憋了一股氣，非要寫幾部戰爭小說給他們看看。于是，便有了《紅高粱》《高粱殯》《奇死》等一系列戰爭小說。正是從那時開始，莫言一路飆升，被全國乃至世界關注、接受、喜愛、批評，影響也越來越大。
其實，莫言一直都有人批評，包括《紅高粱》等有定論的作品。最厲害的是1996年針對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一系列“行動”。那已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藝評論。
自1989年莫言來軍藝給我們第三屆同學講《小說的矛盾論》至今，我每次見他，都試圖摸到莫言內心的激流。而只有說到對他的批評時，我才體會到莫言的疼痛。而惟其疼痛，莫言才在聽到一些西方批評家批評他，說他總是走中間道路，寫一些無關痛癢的東西時，便忍無可忍地迎刃而上了。
莫言說：“數十年來，我一直堅持直面現實、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說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絕大部分作品，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酒國》，看看我剛剛出版的《蛙》，可以說我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最痛的現實矛盾與沖突。寫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對某項政策的批判，而是對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贖，寫人的靈魂、寫人的懺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
莫言曾在北大有一個演講。上臺之前，陳曉明教授向兩百多名師生推介他說：“莫言是中國文壇超重量級的作家，超重量級并不是指他的體重，而是指他的文學才華、他的創造力。莫言的高度，就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高度。莫言有多高，中國當代文學就有多高。”
熱烈的掌聲如雷滾動，而莫言卻心跳得不行。只見他急忙吞了三粒速效救心丸，在陳曉明教授“給予名利”的逼迫下，又上了梁山——走上講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