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藝術來不得半點投機——訪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任鳴
導演任鳴
北京人藝年度大戲《甲子園》首輪演出日前在京華麗落幕。“五世同堂”、26場演出、觀眾24697人次、票房總數826萬余元……該劇不僅將北京人藝六十年院慶推上了一個新高潮，而且創造了一個個屬于北京人藝，更屬于中國話劇的演出記錄，為中國當代話劇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筆。作為這一戲劇事件的參與者、創造者之一，執著堅守話劇舞臺30年的任鳴無疑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幸與人藝五代藝術家合作，并且得到了那么多老表演藝術家的鼎力支持，但他又是壓力最大的，無數人都在注視著人藝這臺“甲子大餐”的品質和特色。演出結束，當觀眾把最熱情的掌聲和贊揚聲全部獻給舞臺上的老藝術家和這臺大戲的創造者，我們也在探尋“甲子”背后的答案。
徐健：您如何評價自己在《甲子園》中的表現？最終呈現在舞臺上的效果是否實現了您最初的導演構思？
任鳴：《甲子園》基本上實現了我的導演構思。最初在做這臺戲的時候，我就有明確的定位，作品中一定是有人藝風格、人藝精神，同時也要展現其作為現實主義風格作品的藝術面貌。當然，現實主義風格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要有創新的部分。《甲子園》結尾的小女孩就極富象征意蘊，超越了現實生活本身。因此我認為，這是一部現實主義與表現主義相融合的作品。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思考如何將這部戲呈現在舞臺上。我希望在里面傳達出意境、詩意，展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東西。劇作雖然講述的是老年題材，但它的核心依然是人性，是在講述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美和愛。現實作品必然要反映今天的現實生活、現實矛盾。我在閱讀劇本時，從中挖掘了五大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現實的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人與建筑的關系、人與整個自然環境的關系。這五個關系在劇中交叉、相互影響，使得該劇不同于我以往創作的任何一部作品，也為我的導演處理預留了新的空間。
徐健：《甲子園》“五代同堂”，可以看作是北京人藝薪火相傳的力作。在您眼中，北京人藝的傳統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去面對的？
任鳴：北京人藝傳統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人藝精神，這在《甲子園》中體現得非常明顯。朱琳90歲、鄭榕88歲、藍天野86歲、朱旭82歲、呂中72歲、徐秀林72歲，這么多老藝術家為了共同的藝術理想，為了北京人藝的藝術血脈得以傳承而再次登上舞臺，他們用行動深刻詮釋了“戲比天大”這句話的精神力量，展示了他們對戲劇矢志不渝的追求。二是人藝風格，即北京人藝一貫追求的人民的、大眾的、民族的、現實主義的話劇傳統。同時，它還注重繼承與創新的結合，時刻保持藝術創造的生命力。
科學的創新很明顯，文化的進步卻是積累的過程。它不是飛躍式的，而是艱辛的、緩慢的、逐步推進的。藝術上的堅守很難，需要一種埋頭苦干的定力。很久以來，我總是有一種“人在，陣地在”的情結和精神，思想深處總存在為北京人藝盡忠的思想和情感，想做人藝這塊藝術高地的守望者。而繼承人藝風格，發揚人藝精神，是我堅守的核心所在。藝術創作上，我始終堅持兩個原則：堅持人藝風格和堅持現實主義。人藝風格是人藝戲劇之根，守住人藝風格，就守住了人藝戲劇之根；根是不能斷的，斷了就沒了，就找不回來了。
徐健：在北京人藝這樣一個有著豐厚藝術積淀的劇院，繼承與創新的每一步都需要十分的謹慎。對于創新，您是如何理解的？您如何看待創新與堅守人藝風格之間的關系？
任鳴：創新是一個既好聽又華麗的詞語，它對每一個藝術創作者都是充滿誘惑的。真正的創新其實是非常難的，它必須有本質上的突破。在我近些年的創作中，我一直在尋找如何發展現實主義的道路。現實主義一定要發展，不能保守。用民族的方式、戲曲的方式、現代的觀念，應該吸收各種東西，融入現實主義創作中，使其具有生命力，不斷有新的元素和創造。有評論說我近些年在戲劇美學上走得最成功的就是《我們的荊軻》。大家都不相信這是任鳴導的。該劇雖然也是講古代的事情，但卻與《虎符》、《蔡文姬》、《李白》在美學追求、戲劇境界上完全不同。北京人藝之前的話劇創作一直在走兩條路，一條是《茶館》的現實主義，一條是《蔡文姬》的話劇民族化。我是兩條路都在走，但是我又在此基礎上向前推進。《我們的荊軻》就在民族化方面邁出了新的步伐。《北街南院》和《甲子園》又在現實主義方面進行了新的嘗試。
我的創造是有遵循的，我承認焦菊隱創立的演劇學派，我認為他創立的這條路是對的，它既是科學的又是創新的。我希望做人藝的繼承者和守望者。北京人藝不是商業劇院，不是荒誕派劇院，不是喜劇劇院，是一個現實主義劇院，而且是中國在這方面走得最好的劇院。藝術應該提倡多元化，但是在一個“家”里不應該過分強調多元，而應該保持自己的特色。說得形象一點，你不能在全聚德的飯館里，既加進東來順的涮肉，又增添川菜、魯菜、粵菜、湘菜等多個菜系，搞一個飯桌上的大雜燴，這樣就沒有全聚德的風格了。這不是有特色的飯館，而是雜貨鋪。
徐健：堅守有時候很難，特別是當面對市場的殘酷考驗時，有時候票房往往就成為衡量一部作品成敗的標準。
任鳴：不要以票房論英雄。任何時候，北京人藝都應該按照藝術規律創作，因為真正的藝術是來不得半點投機和附庸的。好戲是用金錢買不來的，你無法用一個億創造出一個《雷雨》，也不能用3個億砸出一個《茶館》。老舍、曹禺、焦菊隱，是用多少金錢都創造不出來的，就像你無法人工培育出一個曹雪芹寫出一部《紅樓夢》一樣。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