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變化的語境中書寫不變的情懷
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下，作家都要一以貫之，保持自己的情懷與胸襟，保持對這個世界堅定的信念，什么時候都不放棄不氣餒，終有一天會寫出頭的。
西方小說講虛構，少議論，中國小說重史書功能，可以發議論。各有各的寫法，關鍵是怎么寫，怎樣打動讀者，怎么用中國的敘事經驗服務現在的寫作。
近日，在天津舉行的中國文學論壇上，“作家情懷與時代語境”成為作家與評論家研討的主題。其中，天津青年作家秦嶺講述的兩則小故事令記者久久難忘。
去年，秦嶺到新疆和田采風，在飯店洗完手，習慣性地甩了甩，一抬頭，發現服務員小姑娘正很不樂意地盯著他。“從她不樂意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感動和敬畏。她狠狠地瞪著我，瞪得我心里嘩嘩地顫動。”這時秦嶺才意識到，在和田洗完手是不能亂甩的，因為那里太缺水。而在北京、天津這些大城市，人們用水卻“肆無忌憚”，兩相對比，秦嶺說作家要通過作品讓城里人也感受到水的珍貴。今年春夏之交，秦嶺又到重慶、貴州、廣西、陜西、寧夏、甘肅等地的偏遠山區做了有關農民飲水安全問題的考察，對“水是生命之源”這句古語有了真正的體驗。
另一則小故事有點夸張，卻反映了邊遠省份山區群眾生活的不易。在廣西，工作組下地方檢查工作，問一個農民：“大爺，你們家種了多少地？”大爺回答：“我們家今年種19塊兒地。”工作組的同志心想，19塊兒地不少啊，就接著問：“現在種到什么程度了？”大爺說：“種17塊兒了，還有兩塊兒不知在哪兒。奇怪了！”說著，大爺拿起草帽就要走，突然眼前一亮：“哦，原來在草帽下邊呢。”
“人間煙火，布滿平平淡淡的奇特和奇特的平平淡淡，這是一種嗆人心肺的誘惑。難以相信，一個沒有情懷和語境的寫作者，是否能在煙火的五味雜陳中自由穿越、撥云見日，完成從始發到目的地的全程記錄。”秦嶺說。
被妖魔化的當代文學
需要作家評論家正名
“我是處在文學生物鏈最底層的屌絲級作家，苦啊。我希望在莫言獲得諾獎之后，所有有關文學的會議都能夠成為為中國當代文學正名的會議。”著名作家徐坤這樣一席話，卻是源于中國作家當下所處的時代語境。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徐坤認為中國當代文學被妖魔化太久了，這給作家帶來了許多不利影響。2003年底，徐坤從中國社科院調到北京作家協會，成了一名專業作家。此后的十年，徐坤趕上了中國文學最被邊緣化、最艱難、最受娛樂化排擠的十年。一方面，國際上以顧斌為代表，形成了妖魔化、貶低中國文學的傾向，“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論”影響深廣。另一方面，對作協體制多有攻擊，所謂作家是納稅人出錢養活的。徐坤說，這種攻擊直接的受害人就是辛辛苦苦進行創作、制造文化產品的作家。她為大家算了一筆賬：作家出一本書，版稅能拿到12%算是比較高的，這12%里還要交20%的稅。作家的版稅起征點很低，到800元就要征稅。徐坤說，作家本身也是納稅人，納的稅比其他行業還多；從創作方面講如果不用諾獎標準去衡量，中國的優秀作家不止十個，中國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也何止十篇百篇。中國文學需要有人給正名。
多年來，整個從事嚴肅文學寫作的作家被嚴重邊緣化，面對各種困境，莫言能頂住壓力，獲得國際大獎，徐坤由衷地感到高興、自豪。徐坤說，莫言一路走來的艱辛和最后的成功對作家的啟示就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無論面對怎樣變化無常的語境，都應該思考如何以不變應萬變，認清文學最后追求的是什么？“透過莫言的作品，比如《生死疲勞》和《蛙》，我們能感覺到莫言是帶著問題來寫作、來揭露問題，最后走向信仰的。《生死疲勞》，表面看是為地主翻案，卻是通過魔幻的形式揭露出來人性的向善；《蛙》寫了中國整個六十年的生育史，寫的是人類的救贖。這是特別值得當代作家來學習的。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下，作家要一以貫之，保持自己的情懷與胸襟，保持對這個世界堅定的信念，什么時候都不放棄不氣餒，終有一天會寫出頭的。”
當然，人們對當代文學的批評也并非全無道理。除了偏見，徐坤認為確實也存在問題。比如網絡的出現降低了作家門檻，什么寫手不經篩選、衡量、評判，只要稍微在網上涂鴉、攢東西，都可以叫作家。衡量的標準沒有了，尤其是好作家、名作家衡量的標準沒有了，許多界限被混淆。徐坤說，寫手就是寫手，就像演員和藝術家，不在一個層次。
作家是時代的瞭望者
注視地平線上細小的變化
今年，央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風靡大江南北，詩人王久辛看了后感慨道：為什么這樣的作品能火？我們的文學需要關注什么？《舌尖上的中國》的流行給王久辛的啟示是，文學要多關注老百姓的真實生活、寫出有滋有味的作品。他說：“現在創作有兩個不好的方面，一是大量的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生活原本有滋味的東西都失去了；二是偏愛苦難題材，跟在西方價值觀后邊，迎合西方，缺少中國的價值觀。時代語境在改變，大船掉頭了，老百姓不愿意總看苦難，現在太多的作品缺少詩意生活。”
“假使國家是一艘船，新聞記者就是站在船橋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來往的船只，注視在地平線上出現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這是美國著名報人普利策的名言，雖然說的是新聞記者，但評論家梁鴻鷹卻認為同樣適用于作家。他說，現在作家、藝術家正面臨新的時代語境，變化非常快，前個月是一種情況，下個月就變成了另一種情況，寫小說時是合時宜的，但過一段時間，可能就會產生疑問，會反思對現實的認識、對人的把握到底準不準確？“變化是好事。生活內容豐富，人們需求多樣，如果還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八個樣板戲，時間似乎停滯，這樣并不利于創作。”梁鴻鷹說。
梁鴻鷹同時指出，作家對社會變化的回應，首先應該是文學的、尊重創作規律的回應，有自己的角度，而不是簡單地按照文件、政策去寫。不久前，徐坤憑借劇本《金融街》獲得《人民文學》獎，劇作在展現金融街的開發建設時，沒有從決策、部署寫起，而是從北京市井小院兒的鄰里關系講起，梁鴻鷹說，這正是作家面對變化的時代氛圍以自己的方式所做的回應與思考。
文學是思想的表情
照亮心中被忽略的角落
按照曹雪芹的說法，《紅樓夢》中所寫之事無朝代紀年可考。但《紅樓夢》果真是一部無時代語境的作品嗎？顯然不是。評論家王彬舉了兩個小例子。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寫到：“這里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幾，幾上設爐瓶三事，焚著御賜百合宮香。”爐瓶三事指什么？查閱資料后，王彬了解到，爐是指香爐，瓶是箸瓶，盒是香盒。當時一般人家燒線香，但貴族燒香餅。香餅用樹脂類的香料制成，做起來麻煩，并要用炭火燒。賈府是貴族之家，如果點線香，就鬧笑話了。
另一處細節是在黛玉初進賈府時，黛玉到王夫人處，看到臨窗大炕“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幾，左邊幾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幾上汝窯美人觚”。“文王鼎”是什么？原來這是殷商周三代青銅鼎的經典樣式，乾隆皇帝很喜歡，仿制過一些，地方官員也跟風制作作為進貢物品。因此文王鼎都放在比較肅穆地方。簡單的器物，細致入微的描寫，無意間透露了當時的時代背景。
爐瓶三事、文王鼎，從日常物用中即可看出曹雪芹所生活的時代特點與家族狀況。王彬說，現在作家寫作往往重幻想、重故事，但真正有時代氣息、優秀的作品還應該像《紅樓夢》一樣能夠讓讀者看到知識與情趣。同時王彬也指出，中國小說應該努力寫出有中國特色的敘事，比如孫犁晚期的《蕓齋小說》，不但大膽地在小說中加入評論，還將故事寫得不那么虛構，有些就是孫犁自己的經歷。“西方小說講虛構，少議論，中國小說重史書功能，可以發議論。各有各的寫法，沒有高低之分。關鍵是怎么寫，怎樣打動讀者，怎么用中國的敘事經驗服務現在的寫作，這是我們應該考慮的。”王彬說。
中國人經驗的復雜性、多變性、豐富性，需要作家去深入體驗。在這種大的時代語境中，人們對文化產品品質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書少，拿到就很稀罕；現在拿到一本書，如果封面都不吸引人，讀者可能就不看了。梁鴻鷹說，時代對作家藝術家提出更大的挑戰，作家要想寫出耐看的作品，就應該具備三方面的素質：第一是誠實，要寫真感受；第二要敏銳，不一定表現全貌，但要捕捉到社會細微的變化，能看到亮點；第三要原創，是有難度的寫作。梁鴻鷹說，作家的使命，要為人的完善、為精神世界的發育服務，文學要反映出思想的表情，照亮心中被忽略的角落。
論壇期間，記者發現，愛發微博、講起話來滿口俏皮網絡詞匯的徐坤，使用的卻是一款老舊手機，在物用方面，她并不追時尚。據朋友們透露，徐坤平時生活還相當摳門。但是，“5·12”特大地震后，徐坤到甘肅隴南豆坪鄉豆坪小學采訪，一下捐贈了10萬元稿費，用來幫助學校的災后重建；不久前，徐坤又給豆坪小學捐贈20萬元稿費，設立“作家愛心助學基金”，幫助大山深處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學業。這同樣是一位作家在變化的時代語境中書寫的一種不變的情懷。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