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堂內外的“笑聲”
北京大學燕園
北京大學紅樓大教室，魯迅曾在此授課
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學教育”。分歧在于“文學”的定義，以及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方式。
“文學”作為一種知識，兼及經驗、修養、技能與情懷，確實有其特殊性——上大學不一定就能學好，反過來，不上大學也不一定就學不好。這一點，與自然科學（如核物理）很不一樣，在那里，極少自學成才的例子，沒受過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開尊口”。對于這么一個門坎很低、但堂奧極深的“專業”，描述其展開“教育”的過程與方式，思考其利弊得失，不無裨益。從學術史角度，探究現代中國大學里的“文學教育”著眼點往往在“學科建構”、“課程設計”與“專業著述”，而很少牽涉師生共同建構起來的“文學課堂”。那是因為，文字壽于金石，聲音隨風飄逝，當初五彩繽紛的“課堂”，早已永遠消失在歷史深處。后人論及某某教授，只談“學問”大小，而不關心其“教學”好壞，這其實是偏頗的。
對于學生來說，直接面對、且日后追懷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無味的“章程”或“課程表”（盡管這很重要），而是曾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教授們。而對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課，都是一次與聽眾合力完成的“表演”。課堂的魅力，一如舞臺，某種意義上，也是不可重復的。經驗豐富的教師，即便上同一門課，會根據學生的趣味及需求做適當的調整，同時融入自家的感情。能把文學課講得讓人著迷的，大都具備以下特征：教案精彩且能臨場發揮；兼及教書與育人；學術上具有前瞻性；顧及學生感受。至于今人津津樂道的“教學法”（如講課時如何動靜結合，以及怎么制作精美課件等），基本上可忽略不計。
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還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于心”，這才是理想的狀態。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圍，第三是對話，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此時此地的“小環境”，加上講授者個人的學識與才情，共同釀就了諸多充滿靈氣、變化莫測、讓后世讀者追懷不已的“文學課堂”。
新文化運動興起后，北京大學的文學課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查1917年北大中國文學門課程表以及1918年的《北京大學文科一覽》，起碼可以使我們明白：一、“文學史”成了中文系的重頭課；二、中文系學生不能繞開“歐洲文學”；三、“近世文學”開始受到重視；四、此前不登大雅之堂的“戲曲”與“小說”，如今也成了大學生的必修課。需要說明的是，“小說”課因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教員，最初設計為系列演講；直到1920年秋冬魯迅接受北大的聘請，正式講授“中國小說史”，中文系的課程才較為完整。
魯迅在北大講小說史，這段歷史廣為人知。我曾引述當年在北大聽課的常惠、許欽文、董秋芳、王魯彥、魏建功、尚鉞、馮至、孫席珍、王治秋等九位老學生的追憶，并得出如下結論：“單看這些追憶文字，你就能明白，擅長冷幽默的魯迅先生，站在北大講臺上，講述的是‘小說史’，可穿插‘小說作法’與‘文化批判’，還‘隨時加入一些意味深長的幽默的諷刺話’，難怪教室里會不時爆發出陣陣笑聲。在這個意義上，說‘魯迅先生講話是有高度藝術的’，一點也不過分。”
至于魯迅在女高師的授課情況，除了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的追憶，還可舉出陸晶清的《魯迅先生在女師大》。據這位1922年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才女稱，1923年10月13日星期六上午，魯迅正式開講：“課程名稱是‘小說史’。但在講授《中國小說史略》之前，曾講授過一學期多些時候的文藝理論，是以所譯日本文藝批評家的廚川白村著的《苦悶的象征》為教材，著重講了‘創作論’和‘鑒賞論’兩章。”此后，魯迅還曾為沈尹默代課，為女高師學生講過《楚辭》。
1924年7月，魯迅赴西安，在西北大學與陜西教育廳合辦的暑假講習會演講，這十一次演講，整理成《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閱讀講稿，很容易理解其用心：依舊是小說史，只不過更為通俗化。這既是因材施教，也是一種必要的自我保護。在政治形勢險惡的西安，魯迅的講授，不像北大課堂那樣夾雜許多政治諷喻，就連給下級軍官士兵講演，“我要講的題目仍然是小說史”。正所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篇》）。也有一些引申發揮，但無關大雅，據王儒卿在《回憶魯迅》一文中記述，“魯迅老師與我們講課時，講完《紅樓夢》那一部分，他問道：‘你們愛不愛林黛玉？’當時許多同學都不假思索，隨口亂答。其中一個同學反問道：‘周先生你愛不愛？’魯迅老師毫不遲疑地答道：‘我不愛。’又問：‘為什么不愛？’答曰：‘我嫌她哭哭啼啼。’這一次問答就此完結。我常推想這正是魯迅先生教育青年改正數千年來以‘工愁善病’、‘弱不勝衣’的美態看婦女的錯誤思想。所以這一段話永遠在我的腦中深印著。”學生記憶中的課堂，大都是專業論述之外的“閑話”。不過，這段關于林黛玉的妙語，很可能是為了活躍氣氛，事先準備的。因為，北大法文系學生、聽了四年魯迅“中國小說史”課并幫助校對講義的常惠，晚年撰文稱：“先生在講堂上曾說過：‘你們都喜歡林黛玉小姐，其實我對她并不怎么樣。’學生們都一愣。先生停了一下才說：‘我不喜歡她，因為她是癆病鬼。’同學們都笑了起來，先生繃著臉不笑，然后微微一笑。”
魯迅在廈門大學講授的是文學史和小說史，其授課情況，據1926年間就讀廈門大學國文系預科并發起組織廈大文學團體泱泱社的俞念遠（荻）稱：“他自己在講壇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諷刺的新銳語，卻使學生不得不笑的。”“他的講學，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樣只管干巴巴的一句一句的讀講義，枯燥無味的下定義。他的講話也和他的作品那樣的豐富多彩……聽他講學，好像小學生聽老師講有趣的故事那樣，恐怕時間過得太快。”這兩段引文，前者出自初刊1936年5月16日《西北風》2期的《我所記得的魯迅先生》，后者則是發表在1956年10月號《文藝月報》的《回憶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二文相隔二十年，但大致印象一致。
提及魯迅的廣州講學，此前更多關注其如何與年輕人接觸，怎樣鼓吹革命，還有與共產黨人的聯系等。描述課堂教學的，則來自老朋友許壽裳的《魯迅的生活》：“我不知道他在廈門大學擔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學，則任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因為選修文學論的學生人數太多，以致上課時間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禮堂。”
從1920年被北大聘為講師，到1927年6月正式辭去中大教職，魯迅的教學生涯并不長，卻給學生留下了那么多美好回憶。魯迅剛去世，昔日老友錢玄同撰文，極力表彰《中國小說史略》：“此書條理明晰，論斷精當，雖編成在距今十多年前，但至今還沒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與他同樣好的）中國小說史出現。他著此書時所見之材料不逮后來馬隅卿（廉）及孫子書（楷第）兩君所見者十分之一，且為一兩年中隨編隨印之講義，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實可佩服。”其實，不僅著述了不起，課堂上的講授同樣值得夸耀。“課堂”不同于“著述”，有人擅長寫書，有人喜歡教學，像魯迅那樣有學問且能講課的，最為難能可貴。談及學術貢獻，“著述”備受關注，而“講課”則似乎可有可無。刻意引入若干追憶文字，目的是呈現那些對當年的學生來說十分重要的“聲音”。記得小說家王魯彥有個說法，十分動情，但不無夸張：“大家在聽他的‘中國小說史’的講述，卻仿佛聽到了全人類的靈魂的歷史……”這樣的文學課堂，自然值得我們永遠追懷。
（摘自陳平原：《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憶、重構與闡釋》，載臺灣《新地文學》2012年秋季號）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