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的是現實世界”——專訪電影《萬箭穿心》導演王競
電影《萬箭穿心》劇照
不是我選擇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攝。每部片子都是電影頻道電視電影的成本，但我們都不甘心把它拍成電視電影，總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東西來。
即便是在上映十天后，小成本電影《萬箭穿心》依舊在北京的一些影院占有排映場次，雖然不多，但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九四二》《王的盛宴》激戰正酣時，它的堅挺無疑是一個奇跡。作為一部低成本現實主義題材影片，一貫對國產影片挑剔的豆瓣網友為它打出了8.5的高分，它也是唯一一部入圍今年東京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
該片根據武漢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說改編，當初看這部小說時，導演王競就覺得它很適合改編成電影：女主人公李寶莉這個女性形象在之前的中國電影中是沒有過的，她不完美，性格復雜，很強勢又很悲慘；整部小說有種生活的質感，人物很接地氣；雖然寫的是日常生活，但是它有足夠的戲劇沖突，故事有懸念有波折。這些都為改編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男性視角與女性視角的差異
相比小說，電影中，性格火爆的武漢女人李寶莉的生活是一下子發生了巨大變化的，興奮地搬進丈夫馬學武單位分的新房當晚，一向懦弱的馬學武即提出要離婚。隨后，當跟蹤下班的丈夫走進武漢狹窄的小巷，看著他把手搭在情人的背上走進一家旅館，表情驚愕、癱軟在地的李寶莉開始走入自己的宿命：打電話舉報丈夫嫖娼，丈夫自殺，獨自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去漢正街當“扁擔”，兒子對她冷酷無情最終將其趕出家門……生活和命運在那個舉報電話之后不可控地沿著另外一條軌道延展，李寶莉用她的順應和隱忍，展示了一個底層女性的凄慘人生和堅韌的生命力。
為了使劇情和線索更集中，電影把原小說中相對長的時間跨度壓縮到了1993年到2003年這10年間。在一些情節的設置上，也更為理性和客觀。比如電影結束于兒子馬小寶18歲考上大學后趕李寶莉出門，而小說中的這一情節發生在小寶25歲左右。王競告訴記者，18歲是將成熟未成熟的年齡，做出這一行為更為可信。再如小說中，李寶莉身邊有個二十幾年一直深愛她的建建，這是個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男人，而在電影中，他是個武漢街頭的混混，和李寶莉關系曖昧，卻不談感情。“小說中建建這個角色完美得不可思議。方方塑造這個角色是為了給女主人公悲慘的命運帶去一些溫暖，但是如果放在電影里，觀眾會覺得這個角色不太可信，所以我們特意把建建的層次拉低了。”王競解釋。
這些改動都基于他的男性視角。“方方作為女性作家，寫這樣的女性角色時不免會有自己的情感投射，不自覺地會憐惜李寶莉，作為男性創作者可能會更加客觀一些，我會回避這些，而把視角集中到分析李寶莉的悲劇會不會有其自身的原因，她的命運跟她自身的性格缺陷是有很大關系的。”當然處理這種題材男性導演也有自己的局限，方方和編劇吳楠就提供了女性視角的基礎，影片中有不少李寶莉和閨蜜萬小景聊天的戲，“我八輩子也想不出來兩個閨蜜之間是怎么聊天的。”他笑稱。
影片上映后，很多評論把肯定和贊揚給了主演顏丙燕，稱其“演得太好了”。當初王競選主演時遭遇過提各種要求的女演員，有人說李寶莉的結局能不能別這么慘，還有的說能不能說普通話，這樣就不用學方言了。后來他找到顏丙燕，10分鐘就談攏了，對于王競說出的片酬，她甚至說，比這個低都能接受。這讓王競很感動：“我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演員。”
合作的過程也是互相碰撞和互相說服的過程。影片的結尾有場戲，小寶要李寶莉搬出這個家，她最終想通了，用扁擔挑著自己的行李離開家前，婆婆問她，你有什么話帶給小寶嗎，李寶莉搖了搖頭什么都沒說。拍攝時王競堅持要讓李寶莉說句話，但顏丙燕堅持什么都不說，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現場將這兩種方案都拍了。后來剪輯時，剪輯師也是女的，她覺得李寶莉什么都不說這條更好，王競這時也覺得，不說話的確比說一句話效果要好。“一個好演員是幫導演去豐富這個角色的。”他說，“作為導演，這是和好演員合作很幸福的地方。”
漢正街、熱干面和武漢方言
跟隨李寶莉的生活，《萬箭穿心》呈現了熱鬧嘈雜的武漢漢正街。王競告訴記者，這條街依然存在，但是其繁榮和輝煌的程度已不能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好多店鋪都搬遷了，武漢在郊外建了幾個大的交易集散市場。”電影中的2003年，建建對李寶莉說，現在物流發達了，“扁擔”要退出歷史舞臺了。為了突出時代的變遷，影片中有場戲是拆漢正街的牌樓，但因為劇組搭不起景，后來就在真牌樓旁弄了個腳手架，幾個工人假裝在拆。也依然有“扁擔”們在靠體力討生活，影片中“扁擔”們住的擁擠宿舍，也是在真正的“扁擔”宿舍拍的。“影片里我們看到街上高樓林立，萬小景平常也開著寶馬，但加上‘扁擔’們的生活這個側面，影片的厚度才能出來。”王競對記者說。
“武漢的城市特征是比較鮮明的，作為碼頭城市，這個城市的人有種江湖氣，欲望很強，活力很足，脾氣火爆，感覺動不動就要打起來，在街上正常說話也像吵架。”在他看來，這讓城市很有生機，但這種生機不是大樹那樣的生機，而是雜草一樣的生機。電影從鏡頭攝入的建筑、街頭行駛的車流等，來再現這種城市的質感。熱干面也是少不了的，除了讓主演們吃色相不同的熱干面，王競還特意展示了武漢市民騎自行車吃熱干面的城市特色：等紅燈時跨在車上扒拉幾口，綠燈亮了把飯盒放進車筐里蹬車就走。
最主要的還是方言。他們特意找了武漢籍的編劇吳楠，在原小說的基礎上將方言進一步強化，演員們也全都說武漢方言。王競介紹，曾經想做一個普通話版的，但是“一改成普通話本子就看不下去了，那種濃烈的胡椒般的感覺就淡了很多，所以又改回來了”。
低成本+現實主義
《方便面時代》《一年到頭》《無形殺》《我是植物人》……近年來王競執導的多部電影有著很強的共性，即均為現實主義題材電影，在這些影片里，他關注春運、進城務工者、人肉搜索、造假黑幕等社會熱點話題，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低成本。
“不是我選擇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攝。”他對記者說，“每部片子都是電影頻道電視電影的成本，但我們都不甘心把它拍成電視電影，總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東西來。但是這樣做下來就會很累，周期很滿，沒有一點余地，經常是覺得要崩潰了要崩潰了。”像每個經歷過低成本拍攝的電影導演一樣，因為成本受限而帶來的創作困窘幾乎難以道盡：拍《一年到頭》時，拍攝周期只有22天，緊張到什么程度？膠片不拍第二條，就一條過。相比之下，這部《萬箭穿心》的成本要相對高一些，但依然是低成本。“我們拍上世紀90年代夏天街上的戲，就控制不了鏡頭中出現穿羽絨服的人，還有背景中很現代的車。我們沒錢找那個年代的車當背景。”王競說，“我們也沒辦法進條件好一點的攝影棚讓演員暖和一點，就在武漢郊外一個四面透風的倉庫里搭了一個李寶莉家的內景，演員在冬天穿著短袖演夏天的狀態，還要被噴水制造流汗的效果，很冷。”
王競把現實主義分為現實主義題材和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兩個維度闡釋自己的創作。“這兩者之間是交叉的關系，《我是植物人》《無形殺》《圣殿》等是現實主義題材，關注社會熱點，《萬箭穿心》不是社會熱點話題，它聚焦到一個家庭，探討倫理、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但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正在為最新執導完成的影片《大明劫》做剪輯，這是講述明末故事的片子，“但我依然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不會把它拍成傳奇或功夫片”。“現實主義是我覺得唯一有途徑去駕馭的東西，如果讓我拍玄幻，我拍不了，憑什么把人物設計成這樣？現實依據是什么？我說服不了自己。”他說，“每個人有他自己相信的世界，你拍一個東西，你得相信它。拍科幻世界、未來世界的導演，他也是相信那個世界的，我相信的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世界。”
（編輯：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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