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關于水和少年派
李安：關于水和少年派
□ 羅杰·約瑟夫·伊伯特/文 張妍芳/編譯
由李安執導的3D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正在全球熱映，近日他接受了美國著名記者、影評人、劇作家羅杰·約瑟夫·伊伯特的訪問，講述有關電影拍攝中的種種細節以及他多年來的創作之路。
我對李安說：“這是我所見過3D運用得最好的一次。”我的確這么認為。他基于揚·馬特爾小說改編的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是一部驚世之作，特別是作品沒有為了追求視覺效果使用3D，而是利用3D將故事框定起來以保持其整體性。比方說，有些鏡頭的視角是自海面以下向上望著小船以及小船上方的天空，海的表面似乎是隔在水與空氣間的一層看不見的薄膜。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景象。
他告訴我：“實際上，幾年之前我還認為，這是一部在技術上不可能做到的電影。對于故事本身，電影制作過于昂貴——你得把一本哲學書喬裝成一個冒險故事。在《阿凡達》上映的半年前，我想到了3D。我想，水——透明、光線反射，以3D的方式呈現在你面前的時候，可能會創造出一種新的觀影體驗。也許觀眾或者電影公司愿意敞開一些胸懷，接受一些不同的事物。”了解了劇情的大概后，我去看了這部電影。一個男孩與一只孟加拉虎共濟一舟漂流穿過太平洋。坦率地說，這聽起來像是一部迪斯尼電影，而電影遠非如此。
最近在李安到芝加哥后，我對他進行了采訪。這之前我們已經認識了很久，而且因為我們共同就讀于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而存在一種特別的紐帶。談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說：“我想使用水，因為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信仰，而水包含著魚、生命，以及對少年派的種種情感。空氣是上帝，是天堂，是靈魂一類的事物，也包括死亡。我相信，被我們稱作‘信仰’或‘上帝’的，其實是對于未知事物的向往。因此，電影中并沒有像小說那樣提到某個神，我想要討論的不是宗教，而是抽象意義上的‘上帝’，一種操控你的力量。”在漂流中，少年派經歷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生存了下來，并與老虎站在他們所知道的任何一種現實情形之外，形成了一種聯系。其中最特別的發展就是：老虎沒有咬死男孩，這可不是劇透，因為這意味著太多的故事。不過電影開始不久，有一個馬戲團里的場景，展示了野生動物的野性，令人難以忘懷。“你只能這么做，因為大自然不會多愁善感。情感是屬于人類的，它是非真實的，是我們一廂情愿的想法。而且它是一個陷阱，因為在拍電影的時候，你投射出自己的意愿，很可能是你在多愁善感。老虎是不會回頭的，這就是它本來的樣子。”
這句話會幫助那些將老虎看做朋友的年輕觀眾。“他們看了太多迪斯尼的電影。在這部電影中，父親給男孩上了一課，他明確地說——如果你是這么想的，你就會被咬死。生存，尊重大自然，尊重動物，才是你應該做的。不過在結尾處，男孩說道：‘我的父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看到了其他的東西。我無法印證，但我看到了，感受到了。’我想，這就是人的情感。在我看來，男孩對老虎的愛是單向的，單相思。”
電影中尤為出彩的是，老虎和其他的動物制作得十分逼真。觀眾們都知道一定是采用了特效，但大家還是忍不住會把它當做真實的老虎。這令我想到在《臥虎藏龍》里，演員輕輕一躍就上了屋頂，并在樹梢上持劍對決。當李安告訴我那些都不是特效，而是真人吊威亞時，的確令我目瞪口呆。但他卻說：“你知道，光影魔幻特效工業公司的人問我，究竟是怎么拍出這些鏡頭的，其實這些都是低層次的技術。感覺必須要真實，包括女演員的害怕，都是真實的。模仿真實的東西，表演真實的東西，其實很難。但是對于老虎，我們不能這么做。的確得從真實生活獲取參照，不能夠僅憑想象。真實發生的事情，真實的元素，需要得到尊重。我想我們尊重老虎就如同我們尊重自然一樣重要。”
首先，他選取一只老虎做參照點。“電影中有23個真正老虎的鏡頭，其中有4個鏡頭取自一只最漂亮的名叫‘國王’的老虎。我想我們不能僅憑想象把老虎做出來，至少現在不能，因為要把它們做得像真的動物，不能讓它們帶有人類的情感。有些真正的老虎成功地走進了電影，但是動畫制作可能要花上3到6個月的時間。任何在我們看來不像真的東西，都得重做，絲毫不能馬虎。”
他說話時，聲音輕柔、謙遜，絲毫沒有一些導演那樣的故弄玄虛。對于他的電影，他似乎很溫和，就像是由愛情催生出來。我對他說：“你從沒拍過一部表達憤怒的電影，或者反映丑惡的電影。”這當然包括他的最佳影片《斷背山》，在我看來，也包括《綠巨人浩克》。“你看上去非常平和。這可能就是人文精神。”
“謝謝你，不過你知道，我喜歡戲劇。在伊利諾伊大學的那幾年為我現在做的事情打下了基礎。我想我能用電影做的，就是將我的戲劇感受外化、視覺化。一說到戲劇，就會有很多的憤怒和對立，這就是戲劇要講述的，也是我所要做的事情。我猜因為我的性情，才會表現出這樣的平和。”
當我問及伊利諾伊大學對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時，他說：“你知道，我受到的教育一直是安分守己，避免沖突。如果出現了大問題，則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就是我成長的東方教育方式。我經歷的第一次與西方文化的沖撞，就產生于學習戲劇的過程中。在學校放映部他們選擇的所有電影都令我震撼，這些電影充滿了沖突，有的還很暴力。西方戲劇旨在將沖突最大化，但這也引發了一場拉鋸戰。我的東方文化背景會讓我重新歸于平和，削減沖突。而同時，我又渴望極端——看到事物毀壞、分裂，然后再從這里審視人性，這就是我所著眼的。”
“另外，在厄巴納香檳分校，我開始閱讀共產主義方面的書籍，這對我影響很大。還有，我看了很多電影。在臺灣時，我是在好萊塢電影和中國電影的伴隨下長大的。那時我沒有看過多少文藝電影，但是后來我去到各種電影俱樂部，看了所有我在書中讀到卻無緣得見的偉大作品，每個周末我都要看大概7到10部電影。”
“在電影學校，我只是學習怎樣拍攝電影。但是真正驅動我的，是戲劇、文化碰撞、自我檢視和身份認同。在厄巴納香檳分校，我非常靦腆、少言；我不說英語，朋友很少，也不善于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是各種想法卻接踵降臨到我的心里，這要用一生的時間去傾吐。你知道，我是一個溫順平和的孩子，從來都不是天生逆骨。但是那時我整個人被顛倒了過來，有些東西直到我四五十歲的時候才展現了出來。”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