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書筠（1922-2011）演出照

　　◎她在傳揚“劉派”京韻大鼓的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女聲特點，將“劉派”京韻高亢挺拔、激昂勁俏的特點演繹得出神入化，極具女聲剛中帶柔、俏里含媚的脆美特色，被稱為“‘劉派’京韻大鼓‘女聲化’的豐碑”。

　　◎她不只在“唱功”上狠下功夫，潤腔細膩，行腔簡凈，收放自如，噴吐有力，同時還特別注重“做功”的錘煉與運用。她的京韻大鼓表演，占盡一個“帥”字。　　

　　孫書筠是20世紀中后期京韻大鼓藝術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不久前，在她離世一周年之際，業界為她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她的藝術影響力，也從一個角度說明她有值得歷史記取的某些東西。

　　孫書筠是北京人，原名孫慧文。自幼從父學唱京劇，11歲拜王文瑞為師改攻京韻大鼓，16歲開始登臺演出，以唱“劉（寶全）派”段子為主。18歲在天津演出期間，有幸親眼觀摩擁有“鼓界大王”美譽的京韻大鼓名家劉寶全的說唱表演，并得以向劉求教，而后成長為“劉派”京韻大鼓的重要傳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她先加入群聲曲藝社，不久之后進入中央廣播說唱團，并在“說新唱新”的時代語境中，開辟了具有自身個人特點的演唱風格。尤其在傳揚“劉派”京韻大鼓的過程中，她能夠依據自身的女聲特點，將“劉派”京韻高亢挺拔、激昂勁俏的特點演繹得出神入化，極具女聲剛中帶柔、俏里含媚的脆美特色，從而與大多數女演員師承男聲演唱時亦步亦趨的刻板做派形成鮮明對照，被稱為“‘劉派’京韻大鼓‘女聲化’的豐碑”。

　　京韻大鼓向有“劉（寶全）派”、“白（云鵬）派”、“張（小軒）派”以及“少白（鳳鳴）派”和“駱（玉笙）派”之分。劃分并認定這些流派的主要依據，是其各自所唱曲目的題材與內容特點，以及表現這些題材內容時結合各自的嗓音條件與藝術趣味，綜合呈現出來的唱腔特征與舞臺風格。與“白派”主要擅唱“紅樓”題材段子如《黛玉焚稿》《祭晴雯》和《寶玉哭黛玉》且嗓音低沉寬厚、行腔柔婉和緩不同，“劉派”由于主要擅唱“三國”故事及其英雄人物的事跡，嗓音高亢挺拔，行腔激昂勁俏，以此表現鐵馬英雄的征戰沖殺，很適合男聲演繹。而歷史上的曲藝表演，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男藝人的創造與天下。京韻大鼓的形成與早期發展尤其如此。后來雖也有了女藝人，卻由于師承的原是男藝人，因而在大部分的女藝人那里，往往更多是承續前輩男藝人的唱法包括潤腔技巧，許多人甚至連動作身架也學男藝人的做派，故而很難走出“男性化”的影子。

　　而孫書筠對京韻大鼓表演的創新與發展，首先在于能以自身的女性之聲，走自己的藝術路徑，開創具有女演員特色的“女聲化”演唱新風。在此過程中，她能把傳統師承與自己的個人天賦結合起來，自出機杼，大膽開拓，不僅按照女性的聲音特點處理唱腔，而且能結合女性視角與女性趣味對所唱的傳統段子進行由內容到呈現的綜合調整。從而賦予傳統的京韻大鼓聲腔更加豐富的表現內涵，也為后人留下許多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關系的有益啟示。

　　孫書筠一生演唱過的節目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傳統節目《連環計》《徐母罵曹》《長坂坡》《子期聽琴》《大西廂》和新編節目《黃繼光》《羅盛教》《向秀麗》《百里奚認妻》等。她對傳統段子的演唱，除了按照自身的女聲特點進行唱腔音樂的調整處理外，與前輩和同行相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而又鮮明的開拓與創新，就是不只在“唱功”上狠下功夫，潤腔細膩，行腔簡凈，收放自如，噴吐有力，同時還特別注重“做功”的錘煉與運用。她用以輔助口頭敘唱的“做功”表演，十分優美生動。不僅眼神靈活講究，表情豐富傳神，身姿寫意俊美，意態蘊藉豐盈，而且能使“手眼身法步”的配合運用協調有機，透著瀟灑與清新。就像大家普遍公認的那樣，她的京韻大鼓表演，占盡一個“帥”字。剛柔相濟，唱做有機，聽著醉人，看著美氣。

　　不惟如此，孫書筠對于京韻大鼓藝術的創新與發展，還表現在對新節目的奉獻及其對新的藝術形象的典型塑造上。如果說，她以“女聲化”的演唱突破了傳統“男性化”的聲腔格范，以此拓展了京韻大鼓的藝術表現力，豐富了京韻大鼓的審美多樣性；又以同時注重“做功”的有機性追求，矯正了許多前輩藝人演唱鼓曲時目不斜視的呆板與缺陷；而在奉獻新節目、塑造新形象和表達新思想的過程中，孫書筠較好地實現了以傳統形式成功表現新生活與新人物并豐富和創造新程式的藝術理想。據有人統計，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間，孫書筠參與創作和演唱的京韻大鼓新節目，將近30段。其中如《羅盛教》和《向秀麗》等表現新時代新英雄的新節目之表演，一方面豐富了京韻大鼓的演唱曲目，另一方面完成了采用傳統的藝術程式表現現代生活的新轉換，同時還實現了她立志走出“男聲男氣”的窠臼，熔鑄“女聲化”自我的理想。這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由，就是她能放開眼光，兼容并蓄，宗法“劉（寶全）派”，化用“二白”（白云鵬、白鳳鳴），站在自身天賦的立場，本著塑造形象的目的，融會貫通，推陳出新，最終到達了自由的彼岸，成為同行中的翹楚。

　　孫書筠的這種成功，也使人不禁聯想到與她同時代的大師級同行駱玉笙。駱玉笙作為一個開宗立派的大師級人物，其對自身藝術的經營，在許多方面，可謂和孫書筠理路相通。“駱（玉笙）派”京韻大鼓藝術的形成，也是宗劉（寶全）融白（白鳳鳴）、廣泛化用、博采眾長、為己所用的過程。亦即駱玉笙不僅憑借自身得天獨厚的聲音條件，完成了自身的“女聲化”過程，而且能將唱曲藝術原本基于語言性意涵表達的“說唱式”敘述性演繹，融入了諸多的“歌唱性”元素，從而更加強化了唱曲表演長于抒情的自身氣質與舞臺效應。這種異曲同工的成功妙道，無不昭示著，真正有所建樹的藝術創新，就是對于傳統的深刻繼承與融會貫通，是對自身藝術本體功能與特有價值的建設性豐富與進一步拓展，是禮敬與珍惜的產物，而非缺乏根基的無魂飄萍、偏離本體的胡亂混搭、抑或另起爐灶的離譜標新。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樹高千尺不離根”。同時也告訴人們，真正聰明和清醒的藝術家對于自身藝術的成功經營，都是從深刻繼承傳統開始，并從奉獻新作中收成的。形式附麗內容，萬變不離其宗。這是我們在研究和紀念孫書筠及其藝術人生時，必須指出的有益經驗，也是我們在關注京韻大鼓乃至整個曲藝的繁榮發展時，必須汲取的歷史營養。這些足以滋養曲藝健康發展的歷史經驗與理論貢獻，正是駱玉笙和孫書筠們雖然離世卻依然還會不時被后人記起并能流芳百世的原因與理由，也是一門藝術得以繁榮發展并且長盛不衰的客觀規律與內在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