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對話：“螢”火之光照亮中國基層社會
“螢”火之光照亮中國基層社會——關于創作新作《帶燈》的對談
對話嘉賓：賈平凹（著名作家） 潘凱雄（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副總裁）
賈平凹 1952年古歷二月廿一出生于陜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出版的主要作品：《浮躁》《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等。以英、法、德、俄、日、韓、越等文字翻譯出版了二十余種版本。曾獲全國文學獎多次，及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那文學獎和法蘭西文學藝術榮譽獎。2008年，《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古爐》上市半年以來，獲得多個文學獎項。
潘凱雄：兩年前的1月8日，也是這個時間、這個地方，我跟賈老師就他當時67萬字的新作《古爐》有一個交流。兩年后，又有這部36萬字的新作《帶燈》出版。記得當時我看《古爐》的手稿，責任編輯拎來了滿滿兩大口袋的手稿，因為賈老師迄今為止還堅持用手寫作。這次稍微好點，因為上半部分在《收獲》先發，前半部我看的是《收獲》的清樣，后半部分看他的手稿。我看到的清樣是賈老師自己改過的，一直到最后，在《收獲》付印之前，他還在反復推敲琢磨稿子的細節，包括語言。《帶燈》是賈平凹開創個人寫作多個第一的非常特別的作品。作為少數幾個先睹為快的讀者，我想就我的理解跟賈老師做個對話交流。
這個作品應該說是你長篇小說里面難得的、少見的最貼近現實的一部。印象中《浮躁》比較貼近現實，但同時多多少少有一點距離。而之后的很多作品里面，都有一些魔幻、變形、極度的藝術夸張。包括上一本《古爐》，它是以文革為背景，當然也可以說是現實題材，但狗尿苔那個人物又有點詭異。到了《帶燈》，一切神神道道的偽裝都被撕掉，夸張、變形通通都沒有了，非常寫實，而且是非常近距離地寫實，這個從主人公角色本身就看得出來。女主人公本名叫“螢”，后來改成“帶燈”，她的職務是櫻鎮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維穩，維穩中一個重要的工作是解決上訪問題。從主人公的職務就能夠想象這是高度關注中國基層現實生活的作品，而中國鄉鎮的基層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中國社會的縮影。這么近距離地寫實，在當前整個文學創作當中，特別是在一些成名的作家里面是不大干的事情，你為什么要寫這方面的內容？
賈平凹：作為一個在文壇上寫了幾十年的作家，我接受的教育和我的經歷，基本上受傳統影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有擔當有責任。多少年來我一直在下面，跟社會最底層沒斷過接觸。《古爐》出版以后有一段休息時間，自己跑了好多社會基層的鄉鎮，原來并不是要寫什么東西，只是想在下面了解社會。但看到好多問題，有些憂心，也有好多話想說。目前改革開放到這個時期，社會轉型到這個階段，基層確實有很多危機，人性的東西也在集中爆發，有許多值得人們關注的地方。有了帶燈的原型以后，就產生了創作《帶燈》的沖動。我覺得對一個作家來講，尤其是面對中國目前的現實生活，要真誠地呈現下面生活，要真實真誠地表達感悟。
潘凱雄：《帶燈》里不僅題材、人物是中國最現實、最基層的，還強調了怎樣用現代意識來關照這些問題。過去也經常聽到文學界的朋友談現代意識，但更多的是在藝術的表現技術層面說，比如意識流、時空倒錯、人物變形、極度心理描寫等。賈平凹在后記里面也談到現代意識，其實是一種最中國化的表達。你是怎么樣理解所謂現代意識的？
賈平凹：這個問題自己也在長期思考。看完《帶燈》以后，有些人說現實生活原來這么令人不舒服，有這么多問題，問我是不是要批判什么，或者有什么不滿、抗爭，通過帶燈這個人物是不是要維護什么、推進什么？
我自己在選取《帶燈》素材和寫作的時候，有這樣一個考慮，一方面我所用的材料必須都是真實的從生活中長出來的，而不是在房間里面道聽途說或者編造的；另一方面，我選取這些寫作材料一定要有中國文化特點，這里面呈現出的國情、民情和世情，一定是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在社會大轉型時期，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改變，但是中國這種情況跟其他國家不一樣，為什么？因為文化不一樣。作家的目的就是把一些似乎好像無解的東西呈現出來。作家畢竟不是決策者，只能盡他的能力、盡他的感悟來呈現以引起大家關注或者警覺。文學作品說厲害時也很厲害，但也可以說不厲害。你寫反腐作品，腐敗官員不一定看；你寫農民作品，農民也不一定看。它是呈現給中國社會另外一個層次的人來看，讓大家共同關注或者說來解決這個事情。在社會大轉變時期，社會基層好多危機，你去了之后發現這些危機，你感到陷入很大的困境中。這種困境是怎樣形成的？重視這種困境，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就給人類進步提供一份經驗。我是這樣考慮這個問題的。所以在這種思維下，選取那些素材、細節、人物，來完成這部書。
潘凱雄：我們注意到《帶燈》里還有一個特別現象。賈平凹比較會寫女性，但以前他的作品里面出現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圍繞男人轉的，而這部作品徹頭徹尾是以女性形象為中心。在帶燈身邊一堆爺們兒，一堆漢子，這堆爺們兒、這堆漢子又是圍繞帶燈來轉的。所以人物這樣一種反差，也是他的長篇小說創作里非常特別的一個現象。您這樣一種大的轉變怎么出現在作品里？帶燈是綜合治理辦公室主任，很容易讓人想到復員軍人、一個大漢，但是你卻選取很漂亮還能寫情書的女性，怎么考慮這樣的設計？
賈平凹：在下面跑動的時候發現有類似的人物，我也是想提供這樣的人物。世上的事也奇怪，女人評價女人一般都不準，男人評價男人也不準，往往是男人評價女人、女人評價男人比較準確。以前自己的作品，女性也寫了好多，但不是作為一號人物對待。現實生活中接觸了帶燈這樣的人物原型，自己特別感興趣，就將她作為一號人物。
在接觸這個生活原型的時候，覺得這個人特別厲害，在基層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那是特別復雜的事情，不是說原則性強、責任心強就可以干成的。《帶燈》這本書里寫到好多有趣的事情，帶燈長得漂亮，又特別能干、智慧，但她又特別清高，她和人交往不是很多，瞧不起那些人。因為她在鄉鎮工作時間長了，她必然有些鄉鎮干部身上的習氣。但是帶燈也有她的同情心，她為群眾解決問題，有一些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來辦的。我自己積累了這些材料以后，覺得應該好好地寫一寫。男作家寫女性時，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寫，可能更特別一些。在京劇舞臺上，男扮女裝，有時候比女演員更傳神。
潘凱雄：帶燈的確是一個特別的女性，打一個不太恰當的比方，好像鄉政府的小資，她身上真的有一些小資的味道，但是她偏偏處理一些在基層政權里面特別難辦的事情。這樣一種反差蠻有意思。
這個作品的創作過程也很有意思。我當時看稿子的時候覺得有點怪，一方面讓一個弱女子來處理那些最基層的社會矛盾，要面對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的確有農民的狡黠、胡攪蠻纏，也的確有很多他們生活的困難。按照我們的習慣思維，處理這樣一個事情，應該是比較彪悍的人，結果書里過一段就有帶燈的信，大談自己的心理活動，還有精神戀愛，文氣得要死。你覺得這兩個部分，從文體來說特別不和諧。但往后看，看到后記里面真有這樣一個人，老給他（賈平凹，記者注）發短信，短則幾百字，長則幾千字，然后還提供了大量的會議記錄，基層鄉鎮政府里面的辦公職責、重點工作等等。這樣一個創作過程，對一個作家的寫作來說，也算是蠻奇特的。能不能把你奇特的寫作過程跟大家有一個分享？
賈平凹：這是我接觸到的一個鄉鎮干部，人特別智慧，大學水平，她在深山的一個鄉鎮，整天面對的是山區。所以這本書里面充滿了山鄉氣息，山上長什么樹、結什么果子，特產、風光和別的地方完全是兩回事。遇到這個人以后，她確實令我感動。她在下面很辛苦，而且工作能力特別強，她會運用一切辦法來緩解社會矛盾。這個人后來跟我成為朋友，她就發了好多短信給我。之所以不停地發信，因為她屬于鄉鎮干部里面的小資，有文藝青年的那股勁，但是環境又不允許，她也沒有更多的事要做，也沒有什么人可以交流，她整天面對的就是那些上訪的人。大家知道，上訪人員在上訪的過程中，各種情況都可能發生。所以在那樣環境中，她怎么生活下去？她完全是靠自己的精神生活來支撐。
當然，話又說回來，我自己寫作，每個作品、每個人物，都有生活原型的，因為沒有生活原型，在我寫作的習慣里面，寫寫就跑了。必須要抓一個原型過來，依照著它來發展，所以沒有原型就寫不出。但是這個原型和小說寫完以后是兩回事情。當然這里面有很多故事是我這個朋友提供的，或者她自己發生的事情，也有陜西甚至甘肅、河南我接觸過的故事，集中在一塊完成這部書。
潘凱雄：每一個人物都有原型，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寫作接地氣、有強烈生活質感的作品，生活的積累的確還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光有生活也不一定出好作品，還要加上作者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和獨特表達。《帶燈》本來的名字叫《螢》，是一個螢火蟲的形象。你寫這個人物，是要讓她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嗎？還是壓根沒有考慮崇高的主題？
賈平凹：剛才我講要呈現一些社會的事情，但是寫作時有隱喻，我的寫作風格不是特別激烈的那種，只是淡淡的把這個事情指出來，自己不增加更多感情色彩在里邊，一切由讀者去做判斷。但是帶燈這個人物，她原來叫做“螢”。她在看辭典的時候，里面經常說“腐草化螢”，螢火蟲生于草里，她覺得這不好，她后來改成帶燈，古人也說了，螢火蟲這個燈是自帶的，而不是別人給它的。帶燈這個名字，是有隱喻的，在基層的環境中產生這樣一個人物，因為這個人物大學畢業分配到那兒，當然也可以不干，但是在當地來看，鄉鎮干部一月掙兩三千塊錢，這個工作還是比較穩定的，她就在那兒一直干下來。她在這種環境下，一方面她要盡責任把工作干好，一方面她有向往和追求，但是這些向往有的又完不成，所以這就出現她后面凄美的表達。在男性社會基層政府中，一個女子和老百姓打交道，有難度，也有很多優勢，在這個環境里慢慢鍛煉出來。畢竟螢火蟲的這個燈不是火把也不是聚光燈，決定它的光是微弱的，不可能多亮，它沒有太陽的光亮，也沒有月亮光亮，最終它的命運是悲慘的。帶燈就是在黑夜中帶了一盞光線很微弱的燈夜行。作品最后出現一大片螢火蟲，寫到這兒的時候我想，雖然帶燈最后心理受到傷害，腦子也有些問題，最后她也上訪，我就想，在當今社會，每個人如果都像這個螢火蟲一樣，靠著自己一點點光亮還可以照亮好多人，這是在當時創作的時候自己想到的一些事情。
（本文為賈平凹、潘凱雄在《帶燈》新書發布會上的對談，中國藝術報記者金濤整理）
（編輯：路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