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文化中國關鍵詞：重新發現文學
莫言熱、影像熱帶動閱讀回潮
重新認識和掂量文學
對于2012年的中國文學來說，究竟是熱鬧還是復興？我說既非熱鬧也非復興，而是發現——重新發現。誠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就一再被邊緣化。純文學期刊和純文學書籍的發行量和受眾數，不但上不去，反而降下來，其空間和平臺也一再受限。與之相對應，是大眾消費文化的高漲，影像熱、類型熱、微博熱等此起彼伏，熱鬧非凡。這當然并不奇怪。因為現在是全民娛樂時代，多媒體時代，讀圖時代，淺閱讀時代，一句話，“去精英化”的時代，肯坐下來靜心讀文學的人自然不會太多。于是從總趨勢上看，快感閱讀在取代心靈閱讀，實用閱讀壓倒審美閱讀。有人說，這才是文學應有的本來位置，今天終于回歸本位了，文學就該老老實實安于本分。這叫“本來位置論”。
本應如此就對嗎？文學就該處在這樣的“本來位置”嗎？我表示懷疑。對于具有深厚、博大傳統的中國文學來說，這是否有點“謙虛過度”？對于作為文學藝術母題、母本、元文本的文學而言，是否“嚴于律己”得過了頭？正當此時，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了，給了國人一個大驚喜、大震撼，帶來一股強有力的自信和振奮。這個獎是獎給莫言個人的，是對他的藝術創造性的褒獎，但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以及改革開放的中國形象不能說沒有關系。也許這是漢語語種即將大規模進入國際主流文化圈的一個征兆或信號。所有用漢語說話、用漢語寫作的人，都為這個變化高興。莫言的獲獎，讓世人重新認識和掂量當代中國文學乃至文化的寶貴價值。
是的，現在的確存在“消費莫言”并試圖將莫言娛樂化、明星化的浮躁傾向。莫言家后院的蘿卜被人拔光，莫言的名字被注冊為商標等，終究只是一時的鬧劇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獲獎后莫言的書被搶購一空，供不應求。不少讀者看了作品驚呼，沒想到中國還有這么天馬行空、充滿奇思怪想的書，這么具有批判鋒芒的書。由此擴展開來，人們又發現了一批與莫言水平相近的一線作家，他們短期內雖不可能得諾獎了，但他們的作品也大有看頭。這，就是重新發現文學。令人慨嘆的是，這種發現似乎首先還是以外國人為觸媒。
現在影視業甚為發達。觀眾看了電影《白鹿原》、《一九四二》、《搜索》、《萬箭穿心》、《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后，產生找原著一看的沖動。《白鹿原》電影雖不太成功，但還是引得觀眾四處找書，出版社趕忙加印，20萬冊居然一售而空。看了書的觀眾（準確地說是讀者）中又有人驚呼，書比電影有嚼頭，讀一本好作品的收獲比看十部電影還要大呢。這，又是一種重新發現。不過是來自外力，因影視而觸發。
由此使我思考，雖然文學本身存在的問題并不會因莫言的獲獎而自行消失，但我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評估，是否有些偏低？近30年中國文學的閃閃珠寶、豐富庫存，是否有待進一步挖掘和普及？它是否應該被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所認知？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指出的，審美方式正在起變化，文學與影像的“共同閱讀”已成為人類接收信息或進行娛樂的重要方式。過去文學清高，瞧不起影視，認為改編沒有不失敗的，好文學具有“不可改編性”；現在不得不放下身段，進入共存共榮時代。文學與電影的互動性正在加強，電影從過去拄著文學的拐杖單行，到電影的熱映反過來引發人們對文學的關注，進而影響文學的銷路、樣式和美學風貌。不過，也得警惕，文學不要因此被商業性元素牽著鼻子走，喪失了本原。總之，莫言熱也好、影像熱也好，并不等于文學熱，但近來閱讀的回潮或回暖現象卻值得重視，它或將成為重新發現文學的重要契機，甚至機遇。
文化滋養文學、擴展視界
文學介入文化建構
從重新發現文學的角度來看，2012年小說創作其實仍然延續著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的發展勢頭，無所謂大年還是小年。許多小說生動描繪了大轉型時代廣闊的生活畫面，關注從“底層”到“官場”的生活場景和人的豐富多彩的命運戲劇，傳達出對人的生活狀態與存在價值的思考。相當多的作家文化意識有所增強，筆觸深入到不被人注意的領域。中短篇小說敏于表現高科技和新媒體語境下人的思想情感的微妙變化，似乎是一個好兆頭。
最基本的一點，仍然要問：對人的認識，對人性的挖掘，對民族精神的表現如何？過去的文學對人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表現不夠，現今作家力圖注意多方探索，很多新領域打開了、豐富了、深化了，特別是和平年代里日常化的生活與日常化的人生該怎么寫，成為新課題。不少作品敢于直面靈魂，思考生命，并由此進入了較有深度的文化反思。
李佩甫的《生命冊》仍沿著他在《羊的門》以來的“植物學”思路，注意人化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與文學地域風格之間更為深刻的內在關聯，仍將背景置于城鄉二元結構的沖突下，書寫“背負著土地”的鄉土知識分子及其眾多角色在大轉型中的心靈痛史，但輻射面要大得多，逼近了時代和人性的真實。周大新的《安魂》有作者對兒子無比深情的愛與記憶，也有對自我的無情的解剖甚至痛恨，并引出古今哲人的思想與精神。這是周大新在為兒子安魂的同時為自己安魂，也為天下失去孩子的父母安魂，更重要的是，他在為這個時代安魂。魯敏的《六人晚餐》像一個奇妙的共時性轉動的魔方，記錄了兩個單親家庭六個人物間的愛與艱難，以表現底層人如何在無奈的生活中突圍見長。
文化意識強化，文化視界擴展甚至深入到多年無人問津的角落，也是這一年的一個重要特點。都市文學向來薄弱，但2012年出現的金宇澄的《繁花》、孫颙的《漂移者》、陳丹燕的《和平飯店》，不約而同地都涉筆海派文化的縱深，展現都市文明的雜色，探究歷史風云的滄桑。《繁花》是向上海這座偉大城市的致敬，在對紛紜生活世相世情的瑣碎的描摹中，探究這座城市的靈魂奧秘。滬語方言竟絲毫未影響北方讀者領略它的滬味。《漂移者》有絕對新穎的視角，不是寫國人闖世界，反過來寫一個美國猶太青年闖上海，展現了在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美國青年馬克冒險、奮斗、挫折的人生“漂移”，語言幽默，多有調侃。《和平飯店》以非虛構的方式來描寫和勾勒上海的地標和平飯店，它沒有完全貫穿始終的人物，主角怕就是這幢歷經風雨而生機不減的建筑。冉正萬的《銀魚來》寫遠離文化中心的云貴高原，不再是重復“百年史”、“民間視角”、“家族斗爭”的慣常模式，而是通過一個百歲老人的視角，還原一種更為陌生而真實的、充滿苦難與堅韌的文化圖景。楊志軍的《西藏的戰爭》是關于西藏近代史的一部力作。葉廣芩的《狀元媒》深度挖掘京味文化。杜光輝的《大車幫》讓我們領略了一種久違的大西北特有的光芒——來自歷史和民間的、帶著草莽氣息的、蒼勁而粗獷的人性光芒。
對于面對現實矛盾，直面民生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寫作而言，現在仍是官場小說獨大，當然其中不乏深度之作，但如何不限于官場文化，走向更為廣大的民生，卻也是個問題。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無疑是一部發人深省的含淚悲喜劇，有強烈的現實感和人民性。作品似有符號化和寓言化傾向。鐘平的生態小說《天地之間》、呂錚的法制小說《贖罪無門》，都沒有停留在把生活“問題化”，而能把“問題”生活化。但就現實感而言，可明顯感到，比起豐富復雜、飛速多變的廣闊現實，整體創作仍顯薄弱。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