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北京師范大學藝術傳媒學院頗為“低調”地舉行了一次中國民間音樂展演，由該學院音樂系器樂專業學生組成的“和雅樂坊”與幾位非遺傳承人一同演奏古老的南音，以及江南絲竹、蘇州評彈、廣東音樂、河南板頭曲、潮州漢樂等民間音樂，久未露面的著名琵琶演奏家劉德海作為藝術指導為大家現場講解，并提出“民間音樂的希望在田野”的概念，他傾盡心力正在做著搶救民間音樂的具體工作，系統的挖掘、整理并掌握民間樂種，營造中國民間音樂的“基因庫”。中國藝術報記者日前就相關話題特別專訪了劉德海先生。

劉德海先生手繪“三空間”圖

　　傳統與現代不應該二元對立，應該生活在一個時空。“傳統”的“傳”就意味著流傳下來，“統”就是能統和人的精神，這就是傳統

　　我其實之前與北京師范大學“和雅樂坊”并無交集，但是在我得知這些器樂專業的學生們竟然自掏腰包去追隨古老南音的步履，親歷田野，跑到泉州南音樂團虛心向民間藝術傳承人學習，自己買樂器，并已達到酷愛民間樂種的程度，這非常打動我，我當然要支持他們，要知道現在在專業的音樂院校中都幾乎沒有人會這樣去做了。

　　還有另外一層原因，是我最近十幾年來對民間音樂的重新認識。我幾十年來也采風不少，但是最大的轉折應該是2001年、2003年中國的昆曲和古琴先后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人類非物質遺產”的概念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腦際，開始被重視和被反復提及。我對民間音樂的研究應該是從1985年泉州南音第一次學術研討會開始，中央音樂學院名譽院長趙沨帶領一批全國著名專家學者對南音史學、律學、樂學等多角度、多層面、多方位地進行了研討，并提出“南音是一部活的音樂史”、“華夏傳統音樂的‘活化石’”、“中國音樂的根”等諸多研究成果。他還提出要搞一部新的音樂史，這部新的音樂史關注的是人類在生活中的音樂，也就是在底層能夠觸摸到的音樂，而不是以前那種只講歷史的音樂史，應當說這“流動在生活中的音樂”的著述是非常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念的，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在主流文化中重視地方性知識，往往由于經濟全球化，把地方性的珍貴遺存慢慢擠壓殆盡，全球化和多樣性始終應當是兩條重要的平行線，而我們現在應當尤為重視非主流的地方性知識。

　　我們把藝術領域的范疇縮小到民間音樂這一部分，我認為中國民間音樂的概念比起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要深刻、深厚，至少應當從2500年前，中國的民間音樂是連綿不絕的。講到“傳統”這個概念，在全球還沒有“同質化”，感覺不一樣，有的國家歷史很淺，歷史觀就不一樣。恰恰是我們中國受深厚歷史觀影響，把傳統和現代二元對立，有一種概念就是——傳統的就是保守的、傳統的就是落后的，傳統的不符合潮流，而現代化的口號一直提到現在。我思考的是，于有2500年歷史的中國，傳統與現代不應該是二元對立，應該生活在一個時空。望文生義的看，“傳統”的“傳”就意味著流傳下來，“統”就是能統和人的精神，這就是傳統，這兩個字非常微妙、非常哲理，能傳到我們手里就是傳統。

　　政治化、娛樂化、歷史虛無主義，中國傳統民間音樂面臨的三大關

　　拿我自身從事的琵琶來講，我認為面臨著三大關：第一關是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第二關是文化的娛樂化，以前說文化陶冶人的情操，現在是消費時代，是要消費文化；第三關是歷史虛無主義，這在新潮學院派的創作方面反映出來，盲目學習西方，寫了很多無調性、沒有節奏、不和諧、噪音成堆、奇奇怪怪的作品，我把這個看做是西方的一種精神危機。我的一個觀念是中國的音樂其實有很大退路，一退就是兩千多年，而很多西方音樂是沒有退路的。

　　這三大關，我認為都是“雙刃劍”，第一關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需要辯證地來看，中國音樂也涌現了不少紅色經典、主旋律作品，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中國的特色，幾十年來經歷了人民的檢驗。比如說琵琶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瀏陽河》《唱支山歌給黨聽》《狼牙山五壯士》等不少作品為什么到今天還站得住呢？主要因為它好聽，這是硬道理，而不在于它的政治標簽。第二關娛樂化，碎片化、眼球刺激，我覺得現在這個階段是很難過這一關的。第三關歷史虛無主義，我不講外國音樂，單說中國音樂，它本身的特點就是和諧、和美、綜合，陶冶情操，讓人平平靜靜地欣賞，我說過現在的樂器脾氣很壞就是這個道理，它喜歡噪聲，喜歡喧鬧，反映了一種盲目的精神空虛。我很痛心在哪里？我不擔心我自己，我可以把持住自己，我擔心的是我的學生們，他們畢竟要面向社會，學非所用，他們在學校學的都是正統的音樂，拿到社會卻用不上，所以他壓抑，他就憋著要去跳、要去嚷。

　　我看到這個危機之后，就提出了——“希望在田野”的概念。回到田野是什么意思呢？回到民間音樂的搖籃，回到生長的土壤之中，中國音樂的田野太廣袤了。

　　到民間采風，學習什么？學習他們的品格，學習一種心態，平平靜靜，自娛自樂，彈奏音樂時自己把自己給感動了，從而精神上獲得滿足

　　十年前，我提出了“‘一’行動計劃”，從2002年起開始正式啟動挖掘、傳承中國民間音樂，計劃每年整理、學習、掌握一個民間樂種，十年十個樂種，希望借此營造一個民間音樂的“基因”樂庫。外國的音樂“基因”那么豐富，相比之下，中國民間音樂的“基因”太單薄了。當時經過摸底排查顯示，我國現有民間音樂16萬首，但這些“寶貝”絕大多數仍躺在冰冷的“抽屜”里，沒有發出它們原本優美的聲音。我希望我盡力在做的就是為世人打開這個塵封已久的“抽屜”。

　　幾十年前，我們還可以充充裕裕、慢條斯理地向民間藝人學習，如今已落到“搶救活人”甚至無人可“搶救”的尷尬境地。作為藝術工作者，我著急這些失落的文化遺產無人整理，眼看著它們在消亡，心里實在難受。作為音樂學院的老師，現在值得傳授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然而，搶救與豐富樂種，也并非‘一’行動計劃”的主要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為文化“尋根”。以尋求母語的心境走向田野，傳統民間為藝術生存之命根。現在我們經常會出現焦慮，經濟、科技的確在騰飛，但是我們的“根”在哪里啊？過去我們都以學院派為自傲，認為可以高高在上改造一切，而現在在田野，我就像個小學生一樣含著眼淚在向這些民間藝人學習，這就是對民間音樂的再認識。

　　向地方性知識學習什么？我們主要就泉州南音和潮州音樂做了深度調研，地方民間音樂很少出現無病呻吟、矯揉造作的俗態，生活上我們需要吃“綠色食品”，精神享受上我們也需要聆聽真正的“綠色音樂”。向民間學習，到民間采風，學習什么？學習他們的品格，學習一種心態，平平靜靜，自娛自樂，彈奏音樂時自己把自己給感動了，精神上獲得滿足了。我們現在的舞臺上恰恰是相反的，需要互動，需要造勢，才是成功的。另外一個方面也讓我們深思，福建泉州地區“家”的概念很強，可以說是農耕社會祖母文化精神的影響，很多海外游子都很愛家鄉，他們把祖輩傳下的那種精神特質很好的延續了下來，愛國首先是愛家。我們最大的失落就是“城市化”，這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尋根的目的也是希望從精神上去召回農耕社會的和諧之美。

　　我們過去說向民間學習，沒錯！現在應該增加一條，民間也要向專業團體學習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需要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專業院團結合起來，恰恰這一觀念很難實現。中國擁有那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引領潮流方面應當一馬當先，應當首當其沖。為什么這么說？中國擁有那么多國家級專業院團，還有為數眾多的地方專業院團，但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他們關系不大，因為院團現在的需求是市場化、是票房制。第二，非物質文化遺產與藝術院校，比如音樂學院有關系嗎？九大音樂學院據我所知，非遺的科目多是點綴一下。我要呼吁，我們應當把對口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全民文化建設的機遇，它能創造一個奇跡。在這當中，專業院團、專業藝術院校應當介入和投身這場運動中，從專業的角度去開掘地方性知識全面的繼承和展示的樣態，不要總鉆在象牙塔里。

　　這里面有個小插曲值得一提，1986年上海第一屆江南絲竹比賽，我是評委之一，結果一等獎讓我目瞪口呆。按說江南絲竹比賽奪冠的應該是江南的演奏團隊，或者上海民族樂團、上海城隍廟的社團之類的演奏團隊，才是正宗。結果我們都沒料到，奪冠的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團隊。這給我很大的啟示，為什么他們能奪冠呢？這就是我想說的黃金三角的完美呈現：藝術風格——藝術性——技巧性。我們的民間業余團體，在藝術風格的把握上肯定是最原汁原味的，絕對沒問題，但是藝術性、技術性卻不夠高，還是有很大差距，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呼喚專業團體深層次開掘民間音樂寶庫的重要原因。在此，我也鄭重提出，我們過去說要向民間學習，沒錯！現在應該提出民間也要向專業團體學習，學習在把握藝術風格的基礎上，如何提高技巧性、升華藝術性。民間與專業團體相互學習，民間與樂團、地方與中央雙向交流與學習，達成“金三角”的完善狀態，這樣才是對非物質文化音樂的繼承發展，相信這對世界音樂都是極大的貢獻。當然，我特指音樂，像很多民間藝術，另當別論。

　　你在哪里演奏？音樂廳、城市俱樂部？還是田野廣場

　　在此基礎上，另外一個“金三角”其實是做到原生態——往前走一步的創新——藝術發展的平衡。以前是二元對立的，難以進步與發展，難以共贏。光有原生態，不發展也不行；光發展，沒有基因也不行。最完美的是保住“根”，然后在發展中找尋平衡。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我們每個音樂家都應該自問我在哪里演奏？我們音樂家最習慣的一個空間就是音樂廳，其實我們有很多室內民間器樂，比如古琴、琵琶，多在城市俱樂部、文人雅士聚集之地演奏，而民族管樂嗩吶等多在廣場。我們現在多是單一的音樂廳，其實對音樂本身來講就帶來極大的限制。我提倡表演場景的三個空間（參見本文插圖），也是希望審美場景的轉化，比如音樂廳是嚴肅正統的，以娛人為主，把觀眾作為上帝，老百姓喜歡什么我們演奏什么，去迎合，這一點始終是誤導，老百姓也需要我們去引導，現在也不提這個了。的確進入音樂廳，更完整了，不粗糙了，往往自娛自樂的東西也沒有了。而城市俱樂部，其實是反轉為自娛自樂，我認為這點對民族民間音樂十分重要，我在1960年前演奏多是在這種城市俱樂部，非常自由。而到了田野和廣場上，就是互動了，2010年我去日內瓦演出，在音樂廳下午的正式演出后，晚上我與當地的阿拉伯彈撥樂的樂師一起在廣場上即興表演，現場很瘋狂啊。人的瘋狂其實是人的本性，是藝術的自由狀態，“即興”自然而然就出來了。我認為，演奏中“即興”是特別重要的狀態，我也在培養學生這一點，東西全在譜子上，的確是規范的，但是離開譜子什么都抓不到，沒有那種即興、自由的鄉土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