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油畫，首先得學吃西餐”——留蘇一代美術家的“旅程”
1959年5月，中國留學生與列賓美術學院校長奧列什尼柯夫合影。前排左起張華清、李天祥、周本義、錢紹武、譚永泰、全山石、李玉蘭；中后排左起冀曉秋、鄧澍、肖峰、邵大箴、郭紹剛、奧列什尼柯夫、周正、奚靜之、許治平、徐明華、馮真、程永江 張華清 藏
臨弗魯貝爾《天鵝公主》（油畫） 馮 真
老漁夫（素描） 全山石
中國美術館的展廳內，《喀秋莎》的歌聲悠揚響起，就如同展覽海報上圣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門前的涅瓦河水一般緩緩流過，不經意地，就流淌了60年。
從60年前的1953年開始，直到1961年，國家選派的李天祥、錢紹武、程永江、陳尊三、林崗、全山石、肖峰、齊牧東、周正、羅工柳、鄧澍、邵大箴、奚靜芝等7批33位青年藝術學子，青春年少、風華正茂，60年后的今天，他們都已經是白發蒼蒼的“80后”，不少人已經故去。60年前，他們在列賓美術學院、穆希娜高等工藝美術學院、莫斯科大學學習油畫、雕塑、舞臺美術和美術史論專業，他們與祖國共命運，肩負歷史使命和事業重托，刻苦學習、研究和創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留下了難忘的青春歲月；60年后，“20世紀中國美術之旅——留學到蘇聯”大型美術作品展，以500多件素描、速寫、油畫人物、人體、風景寫生作品、600多件珍貴文獻的體量，在3月的春天里，引導觀眾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涅瓦河畔。
穿越到20世紀50年代
雖說是個回顧展，但展覽現場卻充滿了輕松的歡笑聲：老先生們在美術館里又一次重聚，互相詢問著身體好不好；先生的家屬們有的是第一次看到文獻里的長輩：“那時爺爺頭發那么長，太有意思了，拍照拍照”；而不少觀眾則有驚喜發現：“我是第一次看到張華清的原作！”
步入大紅幕布和蘇式建筑組成的展覽正廳，由歷史圖片合成的巨幅合影前，馮真感慨：“那時候真年輕……”。展覽通過大量珍貴圖片、手稿、實物文獻再現了留學生涯的情景，讓公眾走進展廳之時，能夠穿越歷史的時空，領會他們當年的創作激情。展覽從北京老火車站上的“走出國門”開始，引向寬闊的涅瓦河畔，通過“基礎訓練”、“寫生實習”、“創作研究”、“感受經典”、“青春風采”等板塊，將作品與文獻資料混編敘事，情境再現與歷史線索相結合，既展示涅瓦河畔的青春記憶，也展示一代學子的藝術求索之路，使觀眾立體地認識他們學習、研究、創作的過程，真切感受那段特殊年代里的火熱生活和艱苦奮斗的求藝之路。留學生當年的學生證、借書證、課程表、課程筆記、讀書筆記、油畫箱以及省吃儉用購買的圖書、畫冊、石膏像，一直到后來俄羅斯文化部授予他們的“普希金文化獎章”和母校頒發的“榮譽教授”證書等，讓整個展覽有許多“視讀”的細節。中國美術館將展廳裝飾成灰綠的色調，肖峰、全山石在踏入展廳后說“感覺像到了圣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
據留蘇學子之一、美術評論家、本次展覽顧問邵大箴介紹，在新中國初生的歲月里，我國只有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援和幫助，所以那時，只能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直接向蘇聯學習，是培養高級專門人才最有效的辦法。從1953年開始，文化部、教育部派往蘇聯留學的美術專業包括繪畫、雕刻、美術史論、戲劇與電影舞臺美術等。
“按照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協議，被派往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除免交學費和住宿費外，由中國政府負責全部生活費用。在蘇聯學習期間的衣裝鞋帽，全部由國家一次性供給。普通大學生每月500盧布，進修生和研究生700盧布，當時盧布對美元的比值為1：1.10左右。與一般蘇聯學生相比，我們的生活經費相當富足。我一直記得時任教育部部長的楊秀峰在留蘇預備部給我們做報告時說的一段話，意思是留蘇大學生每人每年的費用，相當于當時250位中國農民全年耕種的收獲。深知祖國人民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派遣我們出國深造之不易，我們也省吃儉用，除300盧布左右用于膳食外，其余部分幾乎都花費在購買圖書畫冊上了。”邵大箴說。
踏上北行的列車，從滿洲里出境，在國內經過重重考驗的留學生們意氣風發，踏上了新的征程。穿越無邊的森林和廣袤的大地，經過七天七夜的旅途，到達莫斯科，再繼續前行，到達涅瓦河畔，在那里，開始了嶄新的留學生活。
這正是穿越到20世紀50年代的旅程的起點。
涅瓦河畔的“畫壇新秀”
“他們是新中國最早培養出的一批藝術家，我們都是第二批。”說這句話的油畫家詹建俊說，當年留蘇的一代人學成歸國后，成為美術教育、創作和美術史論領域的中堅力量和領軍人物：羅工柳曾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并領導了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革命歷史畫”創作工程，肖峰曾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李天祥曾任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院長，郭紹綱曾擔任廣州美術學院院長，全山石、張華清、林崗、徐明華、伍必端、陳尊三、曹春生、司徒兆光、王克慶等——中國油畫、版畫、雕塑領域的“大腕”，邵大箴、奚靜之、程永江、晨朋、李春——他們的探索，構筑了中國美術史論的整體科系基礎。正如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所說：“向蘇聯派遣留學生和邀請蘇聯專家來華舉辦培訓班，是20世紀50年代‘走出去’和‘請進來’的人才培養戰略。事實證明，這一代美術家不負國家重托，是富有理想、才華和激情的一代，通過他們的努力，整體地提高了中國美術教育、創作和研究的水平。”
在20世紀以來的西方藝術轉向現代主義之后，只有列賓美院旗幟高揚地保持著嚴格的現實主義教學體系和造型訓練方法。從擺模特兒到制作畫布，從觀察到把握對象，從構圖起稿到深入刻畫，經過長期訓練，留學生們充分體會和認識到蘇聯教學體系的嚴整和嚴格，尤其是體會和認識到“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礎”的真正涵意。他們在留學期間完成的大量作業，在素描上體現了結構嚴謹、造型結實的特征，在色彩上體現出對色彩規律的把握，色彩與素描造型的有機結合，色調的高雅與色彩的表現力等優長，是一批反映那個年代中國畫家造型基礎水平的佳作。
留學的生活是艱苦的，而對這些學子而言，也是豐富而快樂的：進入維·奧列施尼柯夫、鮑·約干松、尤·涅普林采夫、莫伊謝延科、梅爾尼科夫、米·阿尼庫申和米·庫爾津等名家工作室學習，李樺、力群訪蘇時能得到教誨；參觀列賓故居、臨摹冬宮和特列恰科夫畫廊中列賓、蘇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依、列維坦、謝洛夫和西歐藝術珍品，“心摹”原作，影響了這一代人的藝術理想和美學觀念，為他們的創作甚至后來很長時間的藝術取向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當時派我們出去，我們的心情是很感激的，希望報效祖國。每周一到周六，我們在學習；周六晚上打球，然后洗衣服；周日一天，全在博物館里，非常刻苦。”全山石回憶，當時的同學都是從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選拔的，造型、色彩能力遠在中國學生之上，“中國沒有油畫的傳統，學校教的都是土油畫，冷暖色彩規律都不清楚。所以我們很專心地學習，在生活上和蘇聯同學打成一片，這樣才能了解他們的文化，進而了解他們的油畫。一年之后，色彩課我跟他們就差不多了，能拿到5分；3年級時，油畫課也能拿到5分了。”留學的日子，讓全山石得出一個十分奇特的理論：學油畫，首先得學吃西餐——“西餐有程序，一道一道的，其實油畫也是這樣”。
掃除所謂“蘇派”的偏見
“我從來沒有期望會有這樣一個展覽”，全山石說，“回國后，1960年冬天和1961年秋天，我和同一屆的同學做過一個展覽，從此以后，那些蘇聯時期的作品就放在我床底下的柜子里，一放就是50年，這次是第二次與觀眾見面。”
“我們在1960年左右回國，1963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然后就是‘文革’，很多珍貴的文獻都在‘文革’期間燒掉了，像冀曉秋，她的幾十張畫，都燒掉了。”邵大箴說。在展覽作品的標簽中，很多都標著“自藏”，而今，它們的公開展出，又一次打開美術界的記憶。
1990年退休的全山石從1991年開始，用了10年時間考察歐洲，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館和美術院校，“我需要弄懂，什么是對，什么是錯，什么該堅持，什么該放棄。我到博洛尼亞美術學院，看到17世紀到18世紀俄國學生的素描，我發現它也是歐洲油畫的一個分支，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現在國內美術界有很多學理上的偏見，應當予以糾正，“很多人談蘇聯美術，都認為所謂的‘蘇派’是左的，俄國油畫是歐洲古典油畫的二傳手，其實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從1953年國家選派留學生前往蘇聯學習美術至今，時間整整過去了60年。‘留學到蘇聯’這一歷史現象，特別是這個中國藝術家群體前后在留學期間學習、研究和探索、創造的經歷與成果，成為新中國美術乃至20世紀中國美術歷程中一個充滿學術與文化價值的里程碑。”范迪安說。
展廳中響起《歌唱祖國》的音樂，留學的學子，如今的美術界前輩，聚集在展板前，又一次合影，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他們的求學之旅早在50年前結束，而在北京的“涅瓦河畔”，直觀“留蘇”帶給中國美術影響的“旅程”，則剛剛開始。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