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最根本的根，是中華文學”——專訪《香港文學》雜志總編輯、著名作家陶然
陶然 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后遷居香港。歷任香港《體育周報》編輯、香港時代圖書公司編輯、香港《中國旅游》畫報副總編輯等。現任《香港文學》總編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等。1974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追尋》《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平安夜》《歲月如歌》等。
“北往南來漂離筆”，這是作家、詩人廖偉棠對香港作家陶然的印象。2006年，《當代作家評論》雜志刊登了陶然為其長篇小說《與你同行》寫的自序，標題是“回望青蔥歲月”，不無感傷，同樣充滿漂離感。熟悉陶然的人，都知道那部小說牽連著一段離亂往事，雖背景為“文革”，實際寫的卻是帶有自傳色彩的生活與愛情。前不久，《北京文學》刊發了陶然最新創作的中篇小說《沒有帆的船》，那種都市謀生的漂浮感，依然讓人印象深刻。雖然如今已是香港作家聯會執行會長,又是香港迄今為止存在時間最長、創刊至今達28年的文學刊物《香港文學》雜志總編輯，陶然幾乎是習慣地處之以平常心。
兩個月前，香港著名作家也斯在港逝世。對香港文學界來說，也斯離去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作為二戰前后出生的香港中生代作家，陶然跟也斯同輩，著有《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選《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陶然中短篇小說選》和許多“新編故事”小說；又是印尼歸僑，曾在內地求學，此后留居香港仍常奔走于香港和內地以及世界各地之間，經歷可謂充滿了香港的歷史感。也許，正是這種歷史感與香港文學現狀的呼應與反差，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種動蕩：在香港這樣的獨特環境中，作家的生存境況并不讓人樂觀，倒是過往的經歷賦予了陶然幾分傳奇的味道。
從“北往南來”到對香港感同身受
剛來香港對那種商業社會的人情冷漠不能理解，但慢慢融入香港的市民社會，覺得香港普通人的危機感可以理解，賺錢只為害怕老年時沒有保障，這并非自私，只是沒有安全感。
陶然祖籍廣東，卻在印尼萬隆出生長大。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場歷史的誤會把他歸國的外祖父卷入了含冤的悲劇，但并未打消其回到祖國的熱情。那時陶然還是一個少年，天天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閱讀《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革命文學，相信祖國正在向好。母親見他如此，只好對他說：“既然你這么愛國，你就回國讀書去吧。”
1960年，陶然離開萬隆，從雅加達乘船抵達廣州，旋即北上，開始了他在北京的求學生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很難想象一個孱弱少年的壯志豪情，幾乎注定了從此飄零的身份。1964年，陶然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隨后認識了詩人蔡其矯。“當時我在學校的派仗中自知毫無政治本錢，于是便成了‘逍遙派’，翻遍其矯的藏書，又打通了琉璃廠中國書店的門路，從那里買了許多在社會上已經絕跡的十八、十九世紀俄國、西歐和美國的名著啃讀。”雖然明知當時蔡其矯已被“打倒”，陶然依然固執地與詩人保持著書信往來，直至詩人去世，書信更達數百封。正是這段經歷，影響了陶然的一生。
即使再喧囂的氛圍中，生活依然保持著它既有的原色。陶然讀書，看電影，在詩人的指點和鼓勵下苦練寫作，同樣地，愛情也成為他日后回憶的苦澀青蔥。在畢業分配之時，他一度冒著被批斗的危險，不辭而別，千里迢迢地跑到新疆去看望被分配到那里的女友。那個時代的絕望愛情，飄零而自帶幾分歷史的沉重，磨礪的卻是一位作家在歷史環境下對平凡小人物的敏銳觀察和感同身受。后來，這成了他創作《與你同行》的重要素材。
不久陶然離京赴港，行前蔡其矯贈言：“熱愛生活，熱愛人類，熱愛書籍。”由于印尼排華禁止到過中國大陸的人回流，陶然滯居香港。從高度政治化的內地到高度商業化當時又正值蕭條的香港，大學畢業但不懂粵語的陶然居然整整失業了兩年。其間雖有家人接濟，“堅持”失業的同時也上了夜校補習英文，但也接了諸如幫教師批改作文、一本收費兩到五毫子的離奇雜活。好在也算是“本行”，倒沒太影響他的寫作。
陶然并不認同“南來作家”這一說法。其中，一些后來的“南來作家”耽于交游、水平不高是重要原因。與此同時，雖然這種與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流轉香港暫居過渡的作家有此“南來”和彼“南來”之別，但陶然似乎對這種區分主客的概念有了一種天然的逆反，似乎環境的壓迫占據了太多空間，一種個人命運的漂浮與掙扎就會產生抵觸。這種感覺，可以說貫穿了他“北往南來”的經歷，其離亂與窘迫幾乎一脈相承。正如評論家艾曉明在評論《與你同行》時所說的：“我覺得作家的用心之處正在于寫了這樣一個平凡的小人物在那動亂年代獨特的生命體驗，寫出了普遍的民族悲劇中不易受到重視的個人的、日常生活的悲劇。”這種體驗也成了陶然日后創作的一種心理處境和重要視點。
也許正因如此，自言“漂離是我的主題，家鄉對我沒意義”的陶然漸漸找到了對香港的認同：“剛來香港對那種商業社會的人情冷漠不能理解，但慢慢融入香港的市民社會，覺得香港普通人的危機感可以理解，賺錢只為害怕老年時沒有保障，這并非自私，只是沒有安全感。”陶然是作家，看到了，感受深切，也融入了筆端。
大浪淘沙下的文學堅守
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嚴肅文學的出版日見艱難，香港文學界對文學的邊緣化充滿了擔憂。陶然也覺得，這更有一種大浪淘沙的感覺，喜歡的人還是會繼續寫，留下來的往往也是好的。
陶然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冬夜》發表于1974年。當時評論就認為其小說起點高， “將初到此地的許多南來‘流雁’遇同類情形后內心受創而留下的‘傷痕’清晰地反映出來”。隨后長篇小說《追尋》、小說散文集《強者的力量》也先后出版。
經過兩年的失業，陶然找到了在《體育周報》當編輯的差事，從此也在傳媒出版界“且耕且讀”，不斷有小說、散文誕生。期間，詩人蔡其矯不時致信鼓勵，香港作家舒巷城也對他的一些作品倍加贊賞。在市民的閱讀習慣尚對報刊的文學專欄保有一定依賴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作家的活動空間相對豁朗，香港文學也逐漸引起了關注。那是香港本土文學逐漸覺醒和確立的時期，過去關于香港有沒有文學的討論至此已變得明確，即香港是有文學的，而且已逐漸呈現出融匯中西、多元并茂的格局。
“從上世紀20年代侶倫等人開始，香港的文學似乎從未蓬勃過，也從未間斷過，這是一個很吊詭的現象。香港曾有一個笑話說，如果你想讓人傾家蕩產，那么你就讓他去辦文學雜志；如果你想讓他三輩子傾家蕩產，那勸他去辦報紙。即便如此，香港還是不斷有人去辦報辦刊，文學刊物從未間斷，創作更從未中斷。”雖然香港作家的處境并不好，都有各自的工作，要賺錢養家，寫作多為業余的興趣愛好，但在這一點上，陶然顯然很欣慰。
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至1997年香港回歸，香港文學也進入了一個非常獨特的發展時期。那一年，陶然參與創辦《香港文學》，并于1985年1月正式創刊。作為標志性刊物，《香港文學》至今已辦刊28年，更成為迄今為止香港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文學刊物。“在香港市民之中，它不算熱門，熱門的往往是那些八卦信息、教人如何賺錢的刊物。但我想，即便明知在香港辦這個文學刊物有點力量不夠、甚至像是天方夜譚，但它對香港的文學和文化發展還是有作用的。它是比較邊緣，可是文學也需要有人來做。辦刊時，老作家劉以鬯兼任了社長和總編輯；到2000年我接手主持辦刊，作為一個文學刊物，我曾明確表示，《香港文學》將對文學持包容的態度，但決不去涉及非文學的領域。事實上，這種堅持也給全球華文作家提供了一定的文學空間。”陶然告訴記者。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許多香港報紙實行改革，副刊版面縮減，首先是取消了小說專欄，小說特別是中長篇小說的發表空間一下就被消滅了；同時散文等其他文體專欄也大大減少了版面。文學失去了許多發表空間，作家的一些創作只好直接通過出版社出版。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嚴肅文學的出版日見艱難，香港文學界對文學的邊緣化充滿了擔憂。如今看來，這種邊緣化可能更接近于現代社會的文學常態，恰恰給更普遍的文學生存提供了社會的參照，從而使人們對香港文學的考量多了一層社會學的內涵。陶然也覺得，這更有一種大浪淘沙的感覺，喜歡的人還是會繼續寫，留下來的往往也是好的。
在許多對陶然的研究中，人們對其“漂泊”身份表現出很大的興趣，甚至對其創作素材也極其鮮明地劃分為“移民故事”、“香港故事”和“新編故事”。容易被忽視的，恰恰是作家置身于大浪中、包容著知識分子持守和香港市民本能的心態。這在其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中表現得相當充分。雖然小說描寫的是商業社會情態，其中不乏“賺錢要緊。只要錢會繼續滾來，什么都好說”的句子，骨子里的無奈卻在逆反的方向上讓人禁不住去探尋、追問在香港生活的本義。一塊三明治，一杯奶茶或咖啡，直接地融入到攤看馬經、盯電視熒屏、吹牛、爆粗口的市民生活之中。這種常態往往輕易就淹沒了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洞見，正是對此抱著警惕，不少香港嚴肅作家會不斷地從中西碰撞的文化中攫取營養，各種流派、風格、技巧被逐一實驗，比如劉以鬯的意識流、西西的頑童體、也斯的魔幻現實主義。陶然也不例外，《一樣的天空》就是他嫻熟運用意識流的典范。
1996年，陶然的長篇小說《一樣的天空》出版。這也是1997年前后香港文學的重要成果之一。詩人舒婷在《不一樣的天空》一文中評價道：“多種獨白、情緒化心理體驗及條狀意識流，構成該小說重要特色。很難給陶然貼上這個流派那個流派的標簽，在各領風騷三五天的當代文壇上，陶然不是最前衛的，但是持久。”在持續的創作中，陶然始終堅守著自己的個性，即便被市民生活打得十分零碎的散文，也跳出了一般化“打量”眼光和文人敘述，把自身融入其中，使生活故事化，從而顯得沒有間隔感，這是十分可貴的。
融入香港的文化構建中
2004年1月，陶然與饒宗頤等34位香港學者、作家聯名發表《設立香港文學館倡議書》。從追問、爭論“香港有沒有文學”到倡議設立香港文學館，香港文學已從筆端的自覺走向確立身份的行動。
與此同時，陶然并未放松對香港嚴肅文學的關注。“香港的文學很難分什么團體，即便有一些同仁團體，也都比較松散，基本上是各自為戰。像‘素葉’，是近年來比較活躍的同仁團體。活躍成員大概有十幾二十人的樣子，因為文學觀念相近而到一起，形成一股力量。但他們基本上并沒有明確統一的文學主張或觀念,如西西、辛其氏、何福仁、許迪鏘他們。‘素葉’在香港文學界有相當的影響，形成一股力量，但近年各成員各自忙于生活，雖然相互間時有聯絡，但影響很大的文學雜志《素葉文學》好多年前就基本停刊了，只有‘素葉文學叢書’還時不時有新書推出。”
“1997年以后，香港一直沒有出現大的史詩性作品，這也是它為人詬病的地方。此前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寫的是香港，可她卻是臺灣人；包括如今的董啟章、韓麗珠、葛亮，他們大都在臺灣成名后而在香港更出名。客觀地說，這跟作家處境艱難有關系。一部史詩性的著作，是要花很多時間去鉆圖書館的，費時耗力。有人覺得香港的文學格局小，寫的往往都是身邊事，卻忽視了香港作家這種‘非專業’創作的特點。加上現在各類報刊都追求短平快，三五百字就到位，文學刊物也大多要求小說不多于5000字，散文不超過3000字，也造成了一種快節奏的氛圍，大作品更難產生。”陶然顯得有些無奈。
眾所周知，香港的通俗文學向來很發達，比如金庸的武俠、亦舒的言情、李碧華與影視頗有交集的創作。但在陶然的描述中，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基本“在兩條道上跑，相互之間關系不大”，倒是黃霑、林夕的流行歌詞對文字的感覺曾對香港文學產生了較大的沖擊。“雖然有的歌詞寫得似通非通，但在接受傳統的方面，顯然有一種錘煉的自覺，影響不容小覷。尤其是黃霑的歌詞，從氣象格局到語言意境等等，都很有內涵和韻味。”
陶然坦言，雖然香港的流行音樂和影視都很發達，但那對文學來說畢竟隔了行，尤其是導演中心制的影視圈，作家“觸電”也很難打得進去：“都已經自成一窩了，很難打進的。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寫了一個劇本，結果到拍的時候，劇本被改得面目全非，電影上映的時候，發現編劇名字也放在了末尾，小得幾乎看不見。”
2004年1月，陶然與饒宗頤等34位香港學者、作家聯名發表《設立香港文學館倡議書》，“希望政府籌建一座香港文學館，以加強香港的文化建設，為香港增加光彩”。在香港的文化構建進程中，這一事件無論在當年還是在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無疑具有標志性。從追問、爭論“香港有沒有文學”到倡議設立香港文學館，香港文學已從筆端的自覺走向確立身份的行動。雖然還有許多困難，卻讓人看到了希望。
在陶然看來，從二戰結束前后出生的這一代作家起，香港作家的本土意識就較強：“他們大多數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成名，提出了香港身份的問題。這些本土化的意識，體現在文本上，往往就是強調香港土生土長，同時又由于他們各自的生活圈子、族群關系的不同，而呈現出不一樣的生活習俗、人文風貌乃至語言特點。”事實上，除了在創作中努力呈現出獨具個性的香港風貌之外，陶然始終孜孜不倦地為香港文學的發展奔走，從為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創作獎擔任評審，到參加華語文學各類獎項的評委；又到各地講學，參加香港和內地的一系列文學藝術活動，吸引人們對香港文學給予更多的關注。
“香港文學最根本的根，是中華文學。同時，作為一個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它又能迅速了解各國信息，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營養。特別是年輕人，中英文都通，信息也靈，因此既體現出傳統的一面，也有現代的一面。”這無疑賦予香港文學諸多的優勢。也許，誠如陶然所說的，“文學在香港并沒有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作為一種歷史和文化的抒寫，文學的確需要有人來做。非關其他，因為它是確立和辨別身份的編碼，是維系一個民族文化延續的真正的根。這也是《香港文學》堅持28年的意義所在。
（編輯：路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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