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陜西：也曾燦爛 也有迷茫
文學陜西 張芳曼制圖
陜西文學有兩個傳統。一是源遠流長的秦地古代文學傳統，其中特別以司馬遷的亦史亦文、“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對當代陜西文學影響最大。許多陜西作家追求的文學的“史詩”品格固然也與他們汲取蘇俄等國文學藝術養分有關，但《史記》的影響則是最親近的也是根性的。除了作品的“史詩”品格，司馬遷這位韓城先賢對陜西作家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心理影響和暗示，那就是作為一個作家，所寫作品要追求不朽。另一個傳統是紅色延安的革命文學，這是最近也是最現實的一個影響，當代陜西文學的一些開創性作家就是從這個傳統的源頭一路走來，并為當代陜西文學奠定了基石。這個傳統對陜西作家的影響主要是深入生活，貼近現實，以藝術之筆描寫普通民眾，探求民族前進的光明之路。古代傳統與現代傳統在某些方面的有機融合，就構成了陜西作家的歷史文化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積淀為他們的藝術理想。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柳青的《創業史》，到新時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秦腔》、楊爭光的《從兩個蛋開始》、葉廣芩的《青木川》、馮積岐的《村子》等作品看，三代作家，盡管他們的思想側重點不同，藝術透視的焦點也有異，但可以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藝術特征：農村生活，現實主義，史詩意識，厚重大氣。這些作家也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重視生活體驗對于創作的重要性；二、既有現實關懷更有歷史眼光；三、目光聚焦于農村，重點研究中國社會的最大群體——農民；四、看重作家思想的力量；五、探尋北方大地的鄉村美學；六、重視作家自身人格的修為。
陜西一些作家，像柳青、路遙、陳忠實、鄒志安、王曉新、趙熙等，都有一種文學圣徒的“殉道”精神，他們視文學為神圣之事業，甘愿為文學“雖九死而不悔”。柳青扎根長安農村14年，若不是“文革”被揪斗回城還會久住鄉下；路遙為文學拼命，英年早逝；陳忠實蟄居鄉村50年，忍受清貧，甘于寂寞，認為不寫出一部死后可以墊棺做枕的作品就是白活；鄒志安貧病交加，在罹患絕癥之時猶寫《不悔》以明誓志；王曉新數十年沉潛民間，趙熙多年居于深山之中，為的是體驗真實的生活，感受大地的脈動，寫出接地氣、真生活的作品。
時代的變遷帶來藝術的嬗變，陜西不同代際的作家各自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評論家胡采用“從生活到藝術”就概括了以柳青、王汶石、杜鵬程為代表的1950年代那一批作家普遍性的藝術特征。到了1980年代，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作家，用傳統現實主義已無法概括他們的藝術特色：路遙始終堅持現實主義；陳忠實在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同時，也吸收和融入了魔幻、心理分析等藝術表現手法；賈平凹則在寫實和表現之間自由游走，具象、意象、象征并用，既有宏大敘事的史詩性的追求，也有感覺性的碎片化的串綴。1990年以后，活躍于文壇的更新一代的作家，則一人一世界，呈現出多元、多姿的藝術樣態。如上世紀40年代后期出生的王觀勝、葉廣芩等作家，他們在藝術觀念上還比較傳統或接近傳統，他們的小說還著重于寫人物。葉廣芩的小說是將傾覆的廟堂與落入坊間的以及歸于山林的這三種文化形態糅合在了一起，張揚民族傳統的精神，特別是文人士大夫的風骨與神韻，并以之來與當下世俗社會進行精神上的對抗。像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馮積岐、楊爭光等，就既有傳統的一面，也有掙脫傳統追求新潮的一面。馮積岐的長篇小說《村子》是改革開放20年后農村社會和農民生活的實寫，而他的短篇小說《曾經失明過的嗩吶王三》寫一個民間藝人在目明與目盲、光明與黑暗不同的生命狀態中對生命的感受與參悟，則具有一種現代寓言性質。再如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紅柯、寇揮等則比較先鋒，他們的小說重在寫意象，作品中的人物已是意象和現代觀念的存在。紅柯的許多小說是以意象構成，這些意象獨特而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如沾滿牛糞的靴子之類。他的小說重視感覺，并把感覺放大，這樣的感覺有一種超現實性，呈現出陌生化的藝術效果。可以說，這一代作家是一個多樣化的群體，他們的價值判斷是多元化的，創作方法也是多樣化的，既有現實主義的，也有浪漫主義的和現代主義的。
陜西幾代散文作家群星燦爛，以文章華彩構建了文學陜西的另一方風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紅色延安走出來的李若冰書寫大西北風物、人情與生產建設的散文，由軍旅轉業的魏鋼焰寫紡織工人的報告文學，都極具時代風采，傳誦一時。與這些熱情歌頌的散文異乎其趣的，是新時期一批散文家的散文，這些散文更為貼近作家的主體人格。賈平凹才情恣肆，涉筆成趣；劉成章的陜北風物和人情刻畫，獨具風采；和谷的故鄉抒懷，真摯質樸；毛锜的文史雜談，博雅持正；李天芳的懷人紀事，清新淡雅；李佩芝的生命詠嘆，意味深長。活躍于“后新時期”的散文作家基本上是知識分子型作家，他們思想敏銳，視野廣闊，散文藝術更上層樓。朱鴻的散文走訪關中大地，行行重行行，叩問歷史，探尋文化；方英文的散文常常注目于人不經意處，獨有發見，幽默智慧，有魏晉之風；李漢榮的散文委婉靈秀，詩意盎然；柏峰的散文有著濃郁的書卷氣，淵博而透徹；劉煒評的散文文白并舉，典雅有致；孔明的散文頗見性情，妙趣橫生。這一批散文作家正處在創作的巔峰期，是文學陜西的今天和未來，讓人拭目以待。
陜西文學，既有驕人的過去和也還燦爛的當下，但也有后勁乏力、后繼無人之隱憂。毋庸置疑，時風對于文風的影響乃至塑造不可小視。所謂“時風”，不外是官風、名風和利風。作家也好，或稱文人、知識分子也好，本來應該是熟知歷史而胸懷天下、放眼未來的社會精英，但曾幾何時，時風吹得文人醉，很多身影本來也還巍峨的作家也汲汲于當下，戚戚于眼前，撲撲于名利。時風所及，導致價值觀念混亂，文學的神圣性和價值都被人質疑，文學創作的后勁乏力和后繼乏人也就是邏輯的必然。
時風為何會影響文風？究其因，一與文學組織近多年的價值導引有關。文學組織本來是眾望所歸，但組織重官輕文，官而名，名而利，真作家默默無聞，好作品得不到重視，而庸作借紅包研討得以炒作，盛名之下，敗絮其中，也敗壞了讀者的胃口，影響了當代文學的聲譽。二是嚴肅及時的文學評論缺失。陜西本來有良好的文學評論傳統，從“十七年文學”的胡采到新時期初期的“筆耕組”諸評論家，無論是在文學組織內部還是在高校之中，他們都是作家的朋友也是諍友。友誼歸友誼，批評歸批評，陳忠實這些作家就是在被批評中汲取養分逐漸成長起來的。現在的批評據稱主要是所謂的“學院派”，但學院派整天忙于課題，很多所謂學術研究其實與創作實踐相當隔膜。也有一些有見解的批評和研究，但發表陣地闕如，批評刊物幾乎成了學院派學術研究和成果的匯編，報紙則以明星娛樂為其主打。久而久之，想批評的人和批評的聲音就都銷聲匿跡，完事大吉。三是相當多和相當有成就的作家都躋身于不是衙門勝似衙門的各種機構之內，他們與官名利很近，而離生活很遠。人在體制之內，文在生活之外。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對于當代生活，總有一種“隔”，根深蒂固的“隔”。人在體制之內，身在生活之外，就只能是生活的“看客”，是時代的“過客”，而不可能是真實生活的實踐者，不可能是時代前進的親歷者。這樣寫出來的東西，往往浮光掠影，捕風捉影，得形失意，得魚忘筌。
文學陜西，也曾燦爛，也有迷茫。正是，倚欄心事憑誰問，煙鎖河山兩茫茫。
（編輯：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