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青春是條走不完的路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80歲的王蒙如今依舊站立在文學寫作和研究的第一線，或侃侃而談，或奮筆疾書，自是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近日，王蒙又捧出一部長達70萬字的長篇《這邊風景》，卻原來是40年前“文革”之作，愈加惹人忍不住想要看看：王蒙在“文革”時期到底做了什么，寫了什么？或許，與如今的80后普遍的“致青春”情懷相似，這部長篇也是“80后”王蒙的“致青春”吧，踏遍青山，唯這邊風景獨好。王蒙也依舊在研究《紅樓夢》，王蒙的“紅樓”有著他的“老王”的風格，有著青春的風格，不索引，不求證，我以我口說我心。這樣的王蒙，恰如學者陳曉明所言，“王蒙很可能是極少數始終保持著‘少共’情結的作家，‘少共’情結不是直接和硬性的理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對美好的永不放棄的肯定”。 ——編 者
《這邊風景》：雖九死而未悔的當年好夢
“我找到了，我發現了：那個過往的歲月，過往的王蒙，過往的鄉村和朋友。黑洞當中亮起了一盞光影錯落的奇燈。”從《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青春萬歲》到《活動變人形》、“季節四部曲”等諸多作品，“少共”王蒙的寫作見證著新中國的發展歷程。如今，80歲的王蒙發現了自己近四十年前的一部手稿，那是“三十歲、三十五歲、四十歲那黃金的年華”，是“雖九死而未悔的好夢”，開啟了他的別樣的“致青春”——這就是寫于“文革”時期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
《這邊風景》長達70萬字，創作于1974年至1978年王蒙下放新疆農村勞動期間，2012年王蒙重新發現這部手稿，審讀修改后首次出版，塵封近四十年的故事也終于走到讀者面前。近期，由文藝報社、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王蒙長篇小說《這邊風景》研討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維漢兩族評論家及學者從文學、文化、歷史、政治等多維度對該書進行了探討。
改寫中國文學史
“《這邊風景》不只是作品，而是一個事件。”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李敬澤這樣說。他指出，1966年至1976年這個階段對于文學史家們編寫文學史來說是個困難時期，除了文化分析和文化批評的意義之外，很難找到文學意義上的中國文學。《這邊風景》作為一個重要的潛在寫作浮出水面，幫助學者重新認識那一段的文學，使我們對那一段的文學認識和估價在學術上有所調整。
《這邊風景》被稱為當代文學史上一件珍貴的出土文物，歷史往往是因為新的文物的出現而被改寫的。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賀紹俊強調，我們對“文革”時期文學的看法和認識存在著一些簡單化的論斷，“文革”文學史基本上被描述為一個極端化的干癟的文學史，甚至被看成是一段空白，一個斷裂帶。《這邊風景》寫于“文革”時期，與“文革”文學史的定論相去甚遠，它讓干癟的“文革”文學史變得生動、豐富起來，像一個鏈條將一直被敘述為斷裂了的當代文學史銜接了起來。
小說所描寫的是“文革”前期的一段故事，涉及“四清”、“社教”等運動，幾乎沒有觸及“文革”。《小說選刊》副主編王干指出，我們反映“文革”的作品很多，但反映“四清”的作品很少。王蒙是共和國文學的一面鏡子，基本上完整記錄了共和國每一步發展的進程，因為有了《這邊風景》，整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所有歷史場景都得以在文學中有所表現了，文學中的中國歷史變得完整。《中國作家》主編艾克拜爾·米吉提認為，通過《這邊風景》，我們形象地看到了那一段鮮活的歷史，我們飽覽了這邊獨特風景，對于走過的路我們無悔無憾，對于腳下的路感覺更為堅實，對于未來的路我們豪情滿懷。
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曾將浩然視為十七年文學的最后一個歌者，如今在他看來，《這邊風景》才是十七年文學的幕終曲。雷達認為，該書不同于“文革”文學，因為它沒有絕對化的“三突出”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極左品性，而且也不同于“文革”中的地下寫作，而是延續著十七年文學的某些特征，仍然有較為豐富的生活性，人物有真實血肉，即使寫斗爭，也有一種美感，有自己的詩學。
認識新疆的范本
《這邊風景》是繼《青春萬歲》之后的“新疆萬歲”、“伊犁萬歲”。評論家白燁這樣評價。而《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這樣說：新疆伊犁可以說是王蒙先生和文學結婚的新房，由此他真正步入了成熟作家的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則認為，這部作品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文化協奏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真實記錄。
王蒙自1963年“自我流放”到新疆，與維吾爾族農民一起下地種植，同室而眠，朝夕相處如同家人。后來成為他們的生產隊副隊長，學會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進而喜愛他們的文化。在雷達看來，愛是王蒙這次寫作的最重要的原因。小說中對伊犁的自然風情、物產、氣候、風俗等都極為欣賞夸贊，割苜蓿、舞釤鐮、打馕、和面等等，從衣食住行到宗教儀式，從語言表達到情感訴求，王蒙有聲有色地表達了維吾爾族人的原生態的生存方式，以及積淀在其民族性格當中的精神質地。
喀什師范學院教授姑麗娜爾·吾甫力是維吾爾族人，在她看來，王蒙小說抓住了維吾爾族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非常深刻地講到了伊斯蘭文化影響下的維吾爾族人的性格內核，對伊斯蘭文化的神圣性和世俗性的準確定位遠遠超出了人類學家對民族志的書寫，而這是一般很多作家尤其是漢族作家都會回避的。新疆維吾爾族內部如南疆北疆、喀什和伊犁的維吾爾族人也有區別，伊犁人哈哈大笑的姿態，喀什人是不看好的；伊犁人男的戴硬沿帽子，女人圍頭巾，而南疆男女都戴小花帽；伊犁夫妻騎馬，總是妻子在前，丈夫在后，南疆則相反。諸如此類的文化細節都是有趣的書寫方式，甚至在維吾爾族文學作品中也是很少能夠見到的，可見王蒙對新疆文化了解之深、展示之生動，《這邊風景》也堪稱為很好的認識新疆的范本。
王蒙熱愛新疆，新疆也給予王蒙以寫作的營養。在作家徐坤看來，王蒙獨創了一種帶有拉條子、手抓羊肉、葡萄干和烤馕味的漢語，獨創了一種維漢混雜的新漢語，汪洋恣肆一瀉千里，抒情議論不舍晝夜，而這種寫作風格的源泉就來自于新疆，《這邊風景》及之后的作品與之前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青春萬歲》那種標準式的學生腔的漢語句式、語法完全是不同的，這都得益于他的新疆生活。
寫不可摧毀的生活
《這邊風景》所書寫的，“雖然不無從眾的嘶喊，本質上仍然是那親切得令人落淚的生活”，王蒙在“前言”中這樣寫道。小說中涉及了當年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比如1962年的“伊塔事件”，1964年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四清”運動，但是正如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檸所言，這些事件不過是小說結構的“地基”，作者著重表現的是這些歷史背景之上的日常生活，表現新疆伊犁這樣一個多民族融合的地區中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因此，在那些緊張得令人窒息的歷史語境之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濃郁的生活氣息。
小說令人有大快朵頤之感，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張志忠讀后說道，無論是那簡單至極的石灰水刷房子，坎土曼做農活，還是女人們扎堆的閑言碎語蜚短流長，和具有節日盛典氣氛的打馕的日子，雪山流淌下來的清清河水，高天曠野上的爍爍星光，生產大隊在大工程即將展開前的犒勞“大餐”，與內地的“龍口奪食”迥異而長達兩個月的麥收，新婚夫婦家中的竊竊私語，無不令人陶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生活是《這邊風景》里無所不在的主題。白燁指出，寫《這邊風景》，王蒙并非是生活的旁觀者，或生活的記述者，他是在寫朋友、寫家人、寫自己，正因為這樣一種身心融入的寫作，作品才表現出十足的地氣和盎然的生氣。王蒙自己曾在創作中這樣寫道：“即使在政策偏頗、民生艱難的歲月，生活仍然是強健的、豐富多彩的、美妙非凡的。我的體會是，不妥的政策會扭曲生活，而勞動人民的真實與熱烈的生活，卻完全可以消解假、大、空式的‘左’的荒唐。”這些“生活”的出現填充了歷史的空隙，使得那個在時空里漸行漸遠、在記憶中逐漸模糊的荒誕年月，又重新真實了起來。正如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所評，《這邊風景》大量寫到生活中的有趣，生活中不可被犧牲的、不可被摧毀的偉大的力量，這種東西是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能夠實現巨大和解的一種源泉。
與自己隔空對話
王蒙很重視他的這個“孩子”，雷達說，1978年，雷達作為《文藝報》記者訪問王蒙時，王蒙就鄭重地向他談過他寫作時間最長的這部作品。相隔近四十年之后《這邊風景》問世，在每章之后，王蒙都做了一個簡短的“小說人語”，雷達認為，這既是王蒙跟四十年前的自己隔空對話，也是與今天讀者的對話，緩沖“出土文物”般的遙遠陌生感，盡可能拉近今天的語境。
“小說人語”類似于《史記》“太史公曰”和《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指出，“小說人語”里面展開的另外的天地讓人著迷，無論是人生感悟、價值判斷，還是思索絮語、隨意議論，常常給人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沖擊，這些話語把本來散在四處的氣息串接了起來，把歷史與現在聯系了起來，讓我們鑒過往、知當下、向未來。而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看來，“小說人語”與前面正文形成建構與解構關系，“小說人語”其實是拆卸敘事，對故事進行再分析，是一個人隔了很長的時空給自己寫的作品做評。
“小說人語”與正文同樣真誠，同樣可以看到一個永葆熱情的“少共”王蒙，如陳曉明所說，“少共”不是直接和硬性的概念，而是生活世界中永不消逝的光明和對美好的永不放棄的肯定。《這邊風景》基本保留了原貌，因為遵循著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性，一些帶有時代印記的“莊語”今日讀來已經失去了它本來的意味，張志忠認為，“小說人語”也有助于跳出當年語境，拓展小說的表述空間。
盡管評論家對《這邊風景》一致給出極高的評價，王蒙自己卻認為，這部書有極大的局限性，并為此而痛苦，沒想到它的局限性反而成為一個特點，懷念和記憶的文學化使歷史不再呈現斷裂的形態，而小說中一些人物的影子也出現在后來的創作之中。2004年王蒙回到伊犁經過維吾爾村，見到那些老哥們兒生活得不好，因為在阿拉木圖他們沒有根。王蒙說：“我仍然保留對他們的關心，希望他們日子以后能過得好一些！”
（編輯：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