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國《著作權法》討論——為什么錢鐘書書信不能被拍賣？

　　近日，有關“錢鐘書手稿書信拍賣”這一話題仍余音繚繞。對于“此類拍賣是否侵權”的討論與思考，并未停歇。筆者現(xiàn)就其中涉及的著作權法相關問題，與讀者略作討論。

　　書信受著作權法保護嗎?

　　首先，縱觀當今世界各國，多數(shù)國家的著作權法均將“獨創(chuàng)性”作為作品受保護的實質條件。在我國《著作權法》所稱的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chuàng)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創(chuàng)造成果。書信，也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及對人對事的看法見解，用一定的文字組織形式固定于紙質媒介之上。我國《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正是作者自身的思想觀點通過一定的方式獨創(chuàng)性地表達出來，而不論其表達時所依附的是書信、小說、報紙還是網絡博客等其他形式的載體。

　　其次，我國《著作權法》第2條第1款規(guī)定：“中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作品，不論是否發(fā)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權。”由此可見，我國《著作權法》在著作權取得問題上采取了自動取得制度，即作品創(chuàng)作完成時，作者就因創(chuàng)作而自動取得該作品的著作權，不再需要履行其他任何手續(xù)。

　　不難看出，書信的著作權理應受我國《著作權法》保護。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不僅著名學者的書信受《著作權法》保護，即使普通民眾的書信也同樣受該法保護。著名學者與普通民眾的作品只要是獨立創(chuàng)作，即視為具有獨創(chuàng)性而受《著作權法》保護，而不必考慮兩者所創(chuàng)作作品的社會評價高低、用途是否廣泛等其他因素。最簡單的例子，即任何個人的私人日記、網絡博客日志與著名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在《著作權法》的保護上是一致的。如此立法的目的，既體現(xiàn)了對公民個人智力成果的平等尊重，又旨在鼓勵公民創(chuàng)作、促進科學文化事業(yè)的繁榮發(fā)展。

　　錢鐘書、錢瑗已故，誰是這些書信的著作權人？

　　著作權主體，即著作權人，是指依法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享有著作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討論錢鐘書、楊絳、錢瑗書信的著作權人之前，我們有必要區(qū)分著作權的原始主體與繼受主體。

　　著作權原始主體，指在作品創(chuàng)作完成后直接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或者合同的約定對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享受著作權的人。通常情況下，著作權原始主體即為作者本人。我國《著作權法》第11條第2款規(guī)定：“創(chuàng)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因此，錢鐘書、楊絳、錢瑗分別為自己所寫信件的著作權原始主體。

　　著作權繼受主體，指通過受讓、繼承、受贈或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方式取得全部或一部分著作權的人，即繼受主體并非作品的創(chuàng)作人，其享受的著作權是從原始著作權主體那里取得的。我國《著作權法》第19條規(guī)定：“著作權屬于公民的，公民死亡后，其本法第10條第1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guī)定的權利在本法規(guī)定的保護期內，依照繼承法的規(guī)定轉移。”我國《繼承法》第3條規(guī)定：遺產是公民死亡時遺留的個人合法財產，包括“公民的著作權、專利權中的財產權利”。因錢鐘書、錢瑗已故，故楊絳因繼承而成為他們信件的著作權繼受主體。

　　那么信件的原件持有人擁有何種權利，可能是大家更為關注的問題。從《著作權法》角度而言，要厘清信件原件持有人擁有何種權利，首先要區(qū)分我國《著作權法》將保護著作權客體分為文字作品、口述作品、美術、建筑作品、攝影作品等9類。我國《著作權法》第18條規(guī)定“美術作品原件的展覽權由該原件所有人享有”，而書信屬于文字作品，故從《著作權法》角度而言，這些信件的原件持有人并不擁有任何內容的著作權。當然，從《物權法》角度而言，原件持有人享有這些信件的所有權。

　　信件原件持有人可依據(jù)物之所有權而拍賣嗎？

　　梳理當前媒體報道的法律專家、學者的意見，支持不能拍賣方理由有三：一是，依《著作權法》公開拍賣，侵犯信件著作權人的發(fā)表權；二是，依《侵權責任法》公開拍賣私人信件，侵犯錢鐘書、楊絳、錢瑗的隱私權；三是，依《民法通則》將私人信件公開拍賣，有悖誠實信用、共序良俗原則。支持可以拍賣方最有力的理由則是，書信原件持有人享有該書信的物之所有權，理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書信原件持有人的拍賣行為，是依《物權法》行使其對書信原件所有權的處分權利，故其拍賣行為合法。

　　筆者認為，書信原件持有人享有該書信的物之所有權毫無爭議。但因該物為特殊的私人書信，其依附有隱私權、著作權等人身性及財產性權利，故書信原件持有人不能如普通物之所有權人一般，隨意行使其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具體理由如下：

　　一是，任何人行使自己權利的時候，都不得損害他人的合法利益。此內容明確規(guī)定于我國《憲法》第51條，是處理相鄰關系的基本法治原則。在民法領域，體現(xiàn)在對物權之抵押權實現(xiàn)順位、著作權之相鄰權、商標權在先權利等內容的具體規(guī)定上。在本案中，書信創(chuàng)作完成之時錢鐘書、楊絳、錢瑗即享有著作權，再因錢鐘書家人更享有“私人信件”的隱私權，而原件持有人還需通過合法渠道獲得原件后才享有物之所有權。書信原件持有人一旦僅僅依據(jù)其物之所有權公開拍賣私人書信，必將侵犯該書信著作權人之發(fā)表權、錢鐘書家人的隱私權，有悖處理相鄰關系的基本原則。

　　二是，人身性權利優(yōu)先于財產性權利。錢鐘書、楊絳、錢瑗的信件不僅僅存在著原件持有人財產性權利——所有權，還并存在著人身性權利——信件著作權人的發(fā)表權及錢鐘書家人的隱私權。人身性權利是民事主體享有的最基本的民事權利，是“天賦人權”思想在現(xiàn)代立法中的體現(xiàn)，是保護基本人權和維護人格尊嚴之必需。在民法體系中，對于人身權的侵害只能以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等方式予以救濟，而面對僅能行使一次的著作權人的發(fā)表權以及個人隱私權而言，上述方式根本無法挽回被侵權人在人身性權益上的損害，故近代以來各國民法都確立了人身性權利優(yōu)先于財產性權利的價值理念。

　　三是，私人書信往來可視為附義務贈與。筆者認為，寫信人在紙質媒介上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然后將書信原件通過郵遞方式交付給收信人，收信人因此合法獲得書信原件所有權，這一過程可以理解為寫信人將書信原件所有權贈與收信人。但是，遵從普通民眾對“私人”信件善良風俗的理解，此贈與應解釋為附義務的贈與，既為“私人”信件，受贈人理應承擔保守書信內容即贈與人隱私的義務。我國《合同法》第192條規(guī)定，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贈與人的撤銷權，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原因之日起一年內行使。據(jù)此，楊絳作為書信贈與人，當受贈人違反保守其隱私義務時，有權撤銷贈與、收回書信原件所有權。當然，因錢鐘書、錢瑗已故，楊絳可否繼承贈與合同的撤銷權，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繼承法》也未有明確規(guī)定，民法理論界尚未定論。

　　我們何時才能看到這些書信？

　　錢鐘書、楊絳、錢瑗這些書信所蘊含的豐富的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它們何時才能公之于眾，涉及到著作權之發(fā)表權及發(fā)表權保護期限的規(guī)定。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1款第1項規(guī)定：發(fā)表權即決定作品是否公之于眾的權利；第21條第1款規(guī)定：公民的作品，其發(fā)表權、本法第10條第1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guī)定的權利的保護期為作者終生及其死亡后50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

　　錢鐘書逝世于1998年12月，錢瑗逝世于1997年3月，這些私人書信的發(fā)表權仍在50年保護期內。在這期間內，如作為這些私人信件著作權繼受主體的楊絳不主動行使發(fā)表權，任何人無論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將信件公之于眾，必將屬于侵犯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并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擅自拍賣錢鐘書、楊絳、錢瑗書信，必將侵害他們的著作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發(fā)布訴前禁令于法有據(jù)。謹望拍賣公司、書信原件持有人尊重錢鐘書家人的合法權利，嚴守善良道德底線，不得逾越法律紅線半步。